“红卫兵”重现江湖

五湖散人

　对于中国四十岁以上的民众来说，“红卫兵”是个十分熟悉的字眼，因其代表着中国那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被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定性为一场给国家、民族造成10年“浩劫”。

　　而“红卫兵”却是这场十年的“浩劫”的主角，“红卫兵”作为那段“火红年代”特有的“标志物”，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引领下，成为“打、砸、抢”的主流和骨干。

成商家促销工具

　　日前，“红卫兵”又重现中国大城市街头，只不过是成了商家促销的工具。

　　上月正值中国民众庆祝国庆期间，在北京街头，几个聘自某高校的女促销员，扮成“红卫兵”，为某手机品牌招揽生意。

　　无独有偶，在南京街头，“红卫兵”手举“洗牌有理，降价无罪”的牌子为商家促销。

　　在一些城市，有人开起了“人民公社”饭店，服务人员全部是“红卫兵”打扮。

　　对于“红卫兵”“重现江湖”，多数民众持否定的态度。

　　人民网发表署名周士君的文章认为，“红卫兵”促销反映出中国民众的“史盲症”。有些国人可能对那段国人自己制造的“国耻”甚至一无所知了，才稀里糊涂地成了“红卫兵促销”丑剧的主角 。

　　有人认为，商家利用“红卫兵”这个伤疤，刺伤了中国民众是不道德。理性的社会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标准。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真正尊重你的“上帝”是为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节日里的不和谐音，希望给所有商家敲响警钟，尊重商场规则，促销要适度，市场“噱头”别玩过头，但愿“红卫兵促销”这样的丑剧不再重演！

　　不过，对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张姓学生说，“红卫兵”是个历史胎记，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一些商家利用这些胎记只是吸引民众的眼球罢了，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假“红卫兵”不会兴风作浪。

　　张姓学生说他很向往那段历史的，他认为那段属于他父辈的历史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这种岁月却不会再有了。

　　清华大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认为，只要不违法，商家可以采取这种手段促销，只不过“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它会引起一些人的伤痛，但这些只是一些遭受过“红卫兵”苦头的人，这些人大都是老人了。

　　这名教授说，如今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都参加过“红卫兵”，他们看都“红卫兵”，谁又能说清他们心中还会不会有种冲动？从这点上来说，利用“红卫兵”的商家是精明的，因为他抓住了民众的心理。

　　不过，这位教授担心，在浮躁的转型时代，商家利用“红卫兵”作秀，而一些人却在怀旧中干出一些不正常的事来。

BIERHOFF

我以为真的又出现红卫兵了呢

PS：我很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  楼主有好的网站介绍吗？

五湖散人

Originally posted by BIERHOFF at 2004-11-22 14:30:
我以为真的又出现红卫兵了呢

PS：我很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  楼主有好的网站介绍吗？

资料有不少的，近期以宋永毅的研究为出色的
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Theme/History/cr.htm

BIERHOFF

打不开啊 明天再试试

ferbensche

在次进入圈套

五湖散人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有可能这类网页被阻隔了，可以用
文革研究 和 宋永毅 的关键词去搜索一下，看看能出来些什么。

BIERHOFF

谢谢散人！

BIERHOFF

晕倒~！这个是我在百度上搜到的第一条宋的消息：
中国披露宋永毅间谍案
涉密文件重达三百公斤

　　本报讯据《羊城晚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２５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从事所谓“文革研究”为名，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和不准出境文件的在美华人宋永毅已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本人已经供认犯罪事实。
　　他说，宋永毅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受境外机构资助，以从事所谓“文革研究”为名，大量收买、并向境外非法提供３２０多公斤国家秘密文件和有关部门明文规定不准出境的文件。

mailer_ding

散人能不能节选一些粘上来，我打不开你提供的网页啊

五湖散人

“大批判”与诅咒巫术


　　王毅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2期

　　在《“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①一文中，我简要地指出“文革”在众多方面都是以原
始文化为基因，以巫术方法为操作手段的。为了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承传
关系（尽管在常规思维的层面人们很难想象，最激烈地标举“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
“文革”竟然会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大批判”这个更为具
体的角度出发，追溯一下其原理和方法是怎样直接继承了原始文化精神的。

　　所谓“大批判”，就是用证言文字讨伐“帝、修、反”、“地、富、反、坏、右”、“黑帮
黑线”等等一切“牛鬼蛇神”。它是“文革”中应用最广、最多的“斗争武器”。十多年间，
从早到晚充斥在一切报纸、书籍、广播、文艺作品、大字报、批判会、斗争会、学习班、甚
至无数的家庭生活之中。只要翻阅一下“文革”时“大批判”文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文
化构成并不复杂：除了专制主义时代政治角逐中常用的诬陷栽赃、指鹿为马以外，它更主要
的内容就是对被害者的思想、言行加上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
十恶不赦的罪名；对其出身、人格、姓名、形象、命运等等几乎一切与被害者相关的事物进
行肆无忌惮的诅咒诸如“砸烂狗头”、“油炸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
堆”等等，就者是尽人皆知的“大批判”词汇。因为一切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极为熟
悉无数这类口号、标语、文章的内容，所以本文不拟占用较多的篇幅对之征引，而是把重点
放在分析这一切诅咒的文化成因、以及诅咒在“文革”中极度膨胀的原因等等问题之上。

　　一、诅咒巫术的基本原理

　　如同“文革”时妇孺老幼都必须天天参加“大批判”一样，诅咒巫术的原理亦并不复杂，
因为从源头上说，越是在人类文明原始简陋的时代，诅咒巫术就越是人们搞御牛鬼蛇神最必
要的手段，所以它的文化特质也就显露得越清楚。

　　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完全或者经常处在神秘力量的
包围之中，与人类物质手段的孱弱相比，这些随时随地能够给人们带来各种祸患和灾难。所
以人们也就必须他们仅有的手段以搞御这神秘力量的压迫，这手段之一即是语言。又因为搞
御的对象具有超自然和神秘的力量（例如以邪恶的魔力制造各种天灾人祸的牛鬼蛇神），所
以作为与之相搞衡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超自然和具有神性的，于是巫术中的禁咒也就应运
而生。西方学者说：“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我们就看得到巫术。”
②又说：“在社会的弱小和无望的成员中存在着实施超自然报复的强烈愿望。”③很显然，这
种希望与恐惧的重压越是强大，人们希望通过赋予语言以魔力而实现超自然报复的愿望，也
就越加执着。

　　那么，咒语的魔力的从何而来的呢？原来，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初期，总是认为他们赖以
生存的一切工具都是神的发明和恩赐，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六畜、黄帝造车、仓颉造字、
鲁班造锯、嫘祖教民育蚕等等就都是世人熟知的例子。进而人们更对这些工具加宗教的崇拜：
“工具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反倒成为人受其意志支配的神或鬼人感到自己依赖于它，于是就
是以种种具有宗教崇拜性质的礼仪崇拜它。在原始时代，斧头和锤子似乎尤其获得过这种宗
教意蕴；对其它工具，诸如锄头、鱼钓、矛或剑的崇拜至今尚可在未开化部族中发现。在依
韦部族中，铁匠使用的锤子被看作是一位强有力的神，依韦人崇拜它并奉献牺牲。”④在原
始的工具崇拜中，人们不仅神化锤子、兵器等有形之物，而且亦同样对语言这种虽然无形、
却最为重要的工具加以神话，甚至赋予它重大的魔力。例如“按照科拉印第安人和尤多多印
第安人的说法，'族主'创造了人和自然；但创世之后，他就不再直接干预事件的进程了。代
替这种亲身干预，他赐给人他的"语词"，即对他的崇拜和宗教仪式，这样人们就可以支配
自然，获取为本部族幸福和繁衍所必需的一切。如若没有这种与始俱来的魔法，人们就完全
无法维系生存。……谢基诺人他普遍相信，狩猎或捕鱼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某种
语词，亦即运用了合宜的魔法公式。"⑤这种对语词的神化在巫术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从
中国民间亦流行的类似风俗得到证明，例如旧时在航海、狩猎等危险的活动中，以及在年初
一等关系重大的时日，就必须严格按习惯使用一系列吉语和专门语汇，否则就会有极大的危
险。另外，咒语的神性和魔力还来自它是神的全部谱系身世、禀赋奥秘的凝缩，例如我国的
景颇族就把鬼神的故事称为'咒语'，这种'咒语'除了祭鬼神时念诵外，平时是不能念的。

　　在巫术文化中，语言（特别是某些与神秘和神圣力量关系密切的语言）既然具有上述魔
力，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要被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借助神性的语言以使自己得到庇护、遭邪
魔的侵害。例如中世纪基督教认为“神圣的言语”与圣水、十字架等一样可以确保信徒“免
受魔鬼的伤害。祈祷词的反魔王的威力极大，……以三位一体和圣休伯特的名义连续9天中
每日念诵3遍祷文和3遍圣母祈祷文，便可以免遭一切疾病、妖术、疯狗和魔王之害。"⑥
而更为积极的用途，则是直接利用神性的语言破队牛鬼蛇神的邪恶妖术、将其制服甚至咒死。
这些能够致人死命的咒语当然也可以施之于任何敌人，于是诅咒也就成为降灾致害巫术中最
常见的一种方法。同样的道理，由于"文革"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横扫牛鬼蛇神"，于是
诅咒这种祛除妖邪的古老方法也就不仅借助"大批判"的形式具有了最现实的用武之地，而
且获得了极度膨胀的强烈驱动力量。

　　二、“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方法和文化功能

　　如果对诅咒巫术与“大批判”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到它们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共
同的基本特点：第一、强调咒语的根据在于无比神圣的事物。

　　人类学家指出：“几乎每个咒都有一项仪式所没有的部分，那就是神话的征引，征引巫
术所本的祖先与文化英雄。”⑦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语辞的神性有最直接的根据，例
如我国彝族巫师在除魅时要先当着作为牺牲和魔鬼化身的草人身上，随即将草人掷出门外，
以示一切祸崇皆被赶出。⑧再如先秦时秦王对楚王的诅咒即以“布愍告于不（丕）显大神巫
咸”等语开篇，意在将楚王之罪恶布告于神并引起神的愤怒⑨。又如道教驱鬼符录上照例都
要写“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文革”时正是如此，在对“牛鬼蛇神”批判时，必首先宣诵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等等神圣的“语录”。在诅咒巫术中，征引神圣不仅是为了使诅咒者直接获得神的支持，而
且也是为了使被诅咒者受以的惩罚是天怒神怨的结果，故而众多民族的举行“神明裁判”仪
式时，都要当着神位或以神的名义诅有罪者，让他们遭雷劈火烧、甚至合家绝灭。“文革”
时亦是如此，常常强迫无数“牛鬼蛇神”跪在毛泽东像前接受“大批判”，甚至在像前自己
诅咒自己“罪该万死”。“文革”时几乎所有的“大批判”，都必定要归结到依靠“红太阳”
的神圣光芒使“牛鬼蛇神”现出丑恶的原形，用“战无不胜”的神圣思想武器将反动分子和
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彻底砸烂”，沿用的其实正是诅咒巫术的通则。

　　第二，诅咒往往是用语言对真实的驱鬼巫术和致害巫术过程的模仿。

　　巫术文化认为，模拟的方法可以感应真实的事物和过程，并得到真实的结果（例如巫师
道士在祈雨仪式上洒水就可以使天得到感应而下雨，马道婆可以通过伤害纸人而真的杀死仇
人）。根据这个原理，人们也同样认为可以用语言模拟驱鬼和施害巫术的真实过程，并得到
同样的结果，即达到真关的驱鬼和施害的目的。研究者指出的：原始文化认为“在语言和神
话之间，不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有着真实的一致性。”⑩而驱鬼语言与驱鬼操作之
间具有的这种“一致性”的例子，比如以扫帚驱鬼在我国是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巫术风俗，
扫帚也是具有扫灭鬼灵之神力的法器[11]."文革"时，或者在宣传画中画满红卫兵手持扫
帚扫灭"牛鬼蛇神"的形象，或者在"大批判"中，用"横扫"等等语词，几乎就是对巫术
活动中以扫帚为法器扫荡鬼魅的驱鬼仪式的模仿。

　　具体例子如：……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
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
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持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
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阴暗的角落，
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12]……我们要警告这些嗡嗡叫的苍蝇和比它们貌似
强大的熊罴虎豹：你们这些害人虫，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雷激"地时代，被各国
人民彻底扫荡干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3]这类"批判"和诅咒的要义在于：首先，竭力
通过具有神性的语言（"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或直接引用"毛主席语录"等神地经典）
把乱人变成凶恶的猛兽、毒虫，或者说让猛兽毒虫幻化而成的魔鬼现出原形。我们知道，这
种"现形巫术"原本是要真实的神物法器和通过实际的巫术操作才能实现的，例如中国古代
流传有许多用照妖镜、圣水、圣火等神器而使魔鬼现出其野兽原形的故事，兹举一例：林虑
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
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境之力也。[14]因为咒语亦有与神器类似的神性，
所以它同样可以使鬼魅显出原形，《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就有很多这类例子。

　　再进一步，人们也就用“毒虫猛兽”、“妖魔鬼怪”等等最刻毒的语言诅咒敌人，使其恶
性见于天日。很早的运用如《诗经》中所说的“为鬼为蜮”（《小雅。何人斯》）；“营营青蝇，
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小雅。青蝇》）以后著名的例子比如：武则天在诛杀和流
放了李唐皇族中反对自己的人们之后，一定要逐个将他们原来神圣的姓氏（唐代皇族与道教
祖神李耳同姓）改称为“毒蛇”[15].在古代西方，关于恶魔和恶人"变狼"、"变兽"以
吃人、害人的巫术观亦极为流行，所以人们同样把敌人视为毒虫猛兽变成的魔鬼，例如在基
督教中，恶鬼之名"别西卜"（Beelzebub ）的意思就是苍蝇王，基督在世时此名为鬼王的
通称。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亦认定魔鬼及其信徒最邪恶的技俩即是变成狼吃人或者化成蛇害
人。所以教士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最凶恶的诅咒语言让其现形、并且揭露他们身上野兽
般凶残的本性：……滚开，蛇妖，阴险而作乱的敌人；……滚开，彻头彻尾无知的恶狼；滚
开，魔鬼；滚开，现有一切动物中最坏最下贱的动物；滚开异端之神，被判处受永恒之火的
地狱之怪；滚开，充满贪淫的窃贼和野兽；滚开，野猪，被判处永远受痛苦的亚魔；滚开，
勾引妇女的淫棍；滚开，一切灾难和罪行的根源……[16]一望可知，"反右"到"文革"，
日夜不停地用"大批判"把无数受害者判定为"披着羊皮的狼"、"钻进革命营垒的毒
蛇"、"牛鬼蛇神"、"害人虫"、"豺狼蛇蝎"、"小爬虫"、"老狐狸"、"苍蝇"、
"黑心魔爪"、"黑风妖雾"、"黑帮黑线"、"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所有这些语
汇及其文化内涵，完全是从上述久远的诅咒巫术传统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人们甚至用
诅咒对"阶级敌人"的魔鬼本做了更为确切详实的指证和划分，例如在"文革"中，毛泽东
的此类"语录"最为流行："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国土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
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17]第二
步，由于巫术文化中"模拟成真"的原理，所以在用诅咒使敌人现出毒蛇猛兽和魔鬼的本之
后，同样可以用诅咒语言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的操作过程，并取得相同的驱鬼效用。仍以毛
泽东号召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例，这种对害虫的"扫除"原本既可以如浙宁波的"扫虫
节"那样，每年由农民拿着扫帚到田里举行扫虫的巫术仪式，也可以用吃虫仪式（仡佬族有
"吃虫节"），于惊蛰前在田里画出弓箭的形状以模拟射虫的仪式（湖北土家族民间有"射
虫日"）等等方法祛除虫崇，而且咒亦是其中一法，例如布衣族村寨每年举行"扫田坝节"
以保佑庄稼不遭灾，节日中要由巫师身穿道袍，口中念咒："……神仙派我赶旱魔，涝鬼蝗
妖快快逃，咒语一到你难活。"[18]又如云南阿昌族在举行祭祀土鬼的仪式时，要诅咒危害
庄稼的老鼠、麻雀、蚂蚱，让它们得病死亡。

　　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亦习惯于把敌人视为具有魔法的毒虫，并对之加以彻
底的揭露和严厉的诅咒，以使之现出丑恶的原形并“砸烂”它。例如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
宗元的《骂尸虫文》即是有名的一篇。柳宗元在此文中口诛笔伐的，即是道教所说潜伏于人
体中伺机为蛊的“三尸虫”。而他在文中形容的毒虫之善于陷蔽、其禀性之无比恶毒、其阴
谋卑劣之极等等一切文化特质，都是后来“文革”中的人们在切齿声讨“害人虫”时重申过
无数次的。可见，不论是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政治文化中，对“害人虫”的诅咒和“大批判”，
都早已是古已有之的定规。另外，从柳宗元此文的内容亦可清楚地看到，后来在“大批判”
中极为流行的各种形容对“害人虫”痛加斩杀的语汇（例如“拿起笔做刀枪”、“杀上大批判
的战场”、“口诛笔伐批黑帮”等等），决无一句是“造反派”的杜撰，相反，这些名句完全
承袭了古来通用的诛、杀、斩、戮等诅咒用语，模仿的是驱鬼式中巫师以神圣的法器彻底诛
灭妖崇的传统。

　　以诅咒和“大批判”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仪式的典型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文革”
时极为流行的对联“火烧黑市委，油炸（黑帮）某某某”。何以会有这种“大批判”语言呢？
原来，世界众多民族的巫术文化都认为火烧可以祛除妖魅（具体事例及其原理在“文革”时
亿万次以“火烧”诅咒敌人，则显然是对这类巫术操作的模拟。“油炸”的诅咒亦如是：因
为“油炸”原是一种最激烈酷虐的驱鬼巫术手段，常常是在其它比较温和的驱鬼方法不能奏
效的时候，才由巫师架起油锅、炸鬼的模拟物，从此震慑恶鬼。中国古代民间和宫延都普遍
而长期地遵行以油炸祛除恶鬼的巫俗，大众食品“油炸鬼”（北方叫“油条”）亦源于此。尤
其令人喟汉不已的是：千百年前的驱鬼巫师竟然与后来“文革”时“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
兵和造反派一模一样，是“油炸”与“火烧”同时并用！所以，“文革”时以“油炸牛鬼蛇
神”的诅咒语言模拟这种具有久远传统的驱鬼操作仪式，就是无需思索的。

　　再如“大批判”中最流行的话：“把某某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
世不得翻身！”令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已经把人打倒了，还要加之以“踏上亿万只脚”这样
凶残的诅咒呢？原来这也是对具体驱鬼巫术的模拟，例如傣族风俗：“在打仗时，必请巫师
行巫术，方法是做一个敌人的泥像，穿上从敌方偷来的衣服，经过诅咒，把上述泥像埋在路
基上，让千人踩万人踏，认为这样会使敌人死亡。”[19]又如"文革"时到处流行的"炮打"、
"万炮齐轰"等对"牛鬼蛇神"进行"大批判"的语言，毛泽东批判"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
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著名大字报，亦题为
《炮打司令部》。于是人们可能会问："大批判"本是以语言文字为武器的讨伐，那么怎么
又成了"炮打"、而且一定要"万炮齐轰"呢？其实，读一下史籍中的记述，就不难知道这
些"大批判"流行语的渊源：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堂射鬼。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
帝自射之。[20]皇帝亲征仪：……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
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21]原来，以万箭"射鬼"亦是驱鬼巫术仪式中一种历
代通行的方法。这种巫术及其观念的起源当然极早，因为上古人们对自己敬畏的神灵及其处
所等一切有关的事物，皆忌以刀箭相向[22].直到很久以后的明代，人们依然迷信和惧怕
"射"的巫法效力，所以为了维系皇权的神圣，"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
斩。"[23]而对于自己憎恨的鬼灵，则反其道而行之，要大"射"而特"射"著名的例子如
商代的武乙、纣王、春秋时的宋康王皆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谓之"射天"[24]，其意在
于让那些与自己为敌的鬼神被射得流血，以此作为对之最严厉的惩罚和厌弃。我国傈僳族民
众在与敌寨械斗前要由巫师带领对之进行诅咒，还要"以弓箭或弩箭向敌方村寨的方向遥
射"；哈尼族以泥偶象征恶鬼，然后在巫师率领下对之诅咒，并"往泥偶上吐唾液、抹鼻
涕，……还以枪、弩向泥偶射去"[25].诸如此类历史久远、应用文泛的"射鬼"巫法流传
不绝，所以"文革"时在此基础上以"炮轰牛鬼蛇神"等等流行的"大批判"语言作为模
拟，也就是很方便的事。

　　又比如我们知道，古人认为污物可以使得鬼灵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民间广泛流行“以
污祛鬼”、“以粪驱鬼”的方不[26].而在"大批判"中，这类巫术方法亦被种种污秽的诅咒
语言加以直接的模拟，例如：邓拓，你这套把戏是骗不过人的！你的反动本质我们已经看清
了。是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甩在粪坑里沤肥料。[27]而极为流行的“扫进历史
垃圾堆”、“批倒批臭”等等“大批判”口号，当然就更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一原理炮
制出来的。

　　以上我们说明，诅咒很大程度上是对实际的驱鬼巫术操作方法之模拟。了解了这一点，
也就可以知识“文革”时的“大批判”何以会膨胀到铺天盖地的程度；既然人们的周围永远
充满了“牛鬼蛇神”（关于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与“文革”中“牛鬼蛇神到处都
有”原则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那么也就唯有让“大批判”这种最方便、最普及
的“横扫牛鬼蛇神”的手段也无处不在，人们才有生存的可能。

　　三、“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文化特征

　　作为原始时代和“文革”时代最流行的文化手段之一，诅咒与“大批判”当然有其重要
而显著的文化特征，而且由于原理与功能的一致，两者在文化特征也必然是密切相通的。下
面分析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项。

　　第一，诅咒与“大批判”之残酷性和野蛮性及其意义。

　　因为诅咒是对真实的驱鬼和降灾致害巫术的模拟，所以它就必然要充分体现降灾致害巫
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否则诅咒也就失去了原的巫力来源。在更完整的文化背景上讨论“文
革”野蛮性、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是笔者将另文详述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
能够看到：“油炸黑帮”、“踏上亿万只脚”等等“大批判”语言的凶残和野蛮，并不仅仅是
宣泄憎恶之情感的方式，而更主要的是驱蛮的诅咒语言在“大批判”中承担着非常现实和重
要的文化功能，所以不论毛泽东在“文革”中怎样号召“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
老是'砸烂狗头'"[28]，但此类"大批判"语汇却一直风靡全国。

　　人类学家对氏族部落中原始文化的调查说明：“人受了施过巫术的长矛刺伤，唯一有效
的疗法是采取厉害的反巫术”手段之一，所以它也就充斥于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之中，例如我
国湘西苗族巫术仪式上对鬼的诅咒：“开鬼肠，破鬼肚；破了鬼肚吃鬼心”[30]；再如汉代
宫延驱鬼仪式中的对牛鬼蛇神的声讨："节解汝肉，抽汝肝肠！"[31]同理，当"文革"的
发动者和参加者认定周围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都在向自己"刮妖风"、"放毒箭"时，
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最大限度地使"大批判"中，"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
让他灭亡"之类喧嚣才那样惊天动地。更让人胆寒的，是无数血淋淋的诅咒：吴晗的屁股是
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为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效劳。只要我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剥
也的皮，看他的骨，……[32]……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
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
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33]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
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34]
用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千钧锤，把中国的赫秃刘少奇，砸个粉身碎骨，血肉横飞。[35]
可惜我们今天只能引用这孤零零的片言只句，然而在"文革"的实况中，它们却是与那铺天
盖地的野蛮之海汇集在一起的，而这种凶残的诅咒与野蛮文化体系共同的泛滥，正是"大批
判"之"大"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上说，诅咒本来就是原始血亲复仇的重要方法之一[36]，所以凶残的诅咒在"大
批判"中的泛滥，其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全性非理性犯法和复仇狂热的极度膨胀给予强有
力的刺激（例如"文革"时的"全国内战"有"文斗"、"武斗"之分，其中"文斗"的主
要内容就是复仇式的野蛮谩骂和相互诅咒），以及促使"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越趋强
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中野蛮文化内核的膨胀同原始的诅咒巫术一样，必然造
成受害者极大的心理恐惧，而这正是它们能够取得巨大的巫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原因之一。

　　关于诅咒巫术如何引起被诅咒者的心理恐惧、甚至使之迅速死亡，人类学家曾有过许多
真切的记述，例如：坎农亲眼观察到一位澳大利亚土人得知自己被魔法所咒，遂即患病鸸死。
魔法的效果和其它无数形式一样，主要是间接地影响对方的精神状态，被巫者对自身受咒杀
的感知愈深，说明魔法的效果愈强，直至他精神的天平完全失去平衡，内心彻底绝望，加这
不思饮食、水米不沾，最后无法抗拒意识带来的灭顶之灾而以死亡告终。[37]（在非洲多布
岛上）有一种最为项怖的称作"瓦达"的咒语。这种咒语是巫师亲自面对伤人念诵的。事前，
巫师沮嚼大生姜，让身体发热以增加咒语的魔力，并且喝下大海水，使喉咙干枯，目的是不
会随唾液咽下自己恶毒的咒文。……近前后立即念诵咒文。受害人便会惊恐、痛苦地翻滚扭
转，如失去理智的狂人一般，小便失禁，内脏受伤，精力耗尽，最后渐渐死去。现在看业，
造成如此惨痛的恶果，与受害人坚信咒语的魔力有着重要的关系。[38]坎农除了记述许多此
类受诅咒而死的实例之外，还详细分析了迷信诅咒法力的人因受到诅咒后的恐惧心理而可能
引发的各种致命的生理反应例如交感神经一肾上腺系统的超负荷所导致的血压的急剧变化、
脱水、休克、血浆从毛细血管中渗出等等，以此具体说明诅咒对被害者身心的巨大伤害。此
外，他还指出：原始氏族中的成员"只有通过社区性活动，他们才能发展出强烈的集体精神
来抗御各种能使他们的生活受到致命打击的神秘而邪恶的影响"，他一旦受到社会的诅咒，
就由此"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部落社会的支持。在被孤立期间，他
信仰的那些恶鬼就会包围着他，得以恶狠狠地、不可抗拒的折磨他，从而最有效地发挥他们
的邪恶力量。这个被吓坏了的悲惨无助的受害者心中尤其充满了对死亡这一直接威胁的恐
惧，……他的气力像流水一样泄空耗尽；在一两天内他就死去。"[39]与上述且诅咒而使受
害者绝望而死、孤立而死极为相似的施虐方式，正是"大批判"对无数受害者身心的摧残。
例如"文革"最早的牺牲者之一、著名作家邓拓，就是因为无力抗拒"大批判"的残酷诬陷
和诅咒、以及千夫所指的可怕境遇，遂自杀而死：……这些日子，邓拓一直在极度抑郁和沉
默中度过。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书房里，忧思如焚。……在报纸上那些文章（王注：指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开火》、同月10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次日全国报刊转载的文元《评"三家村"、
的反动本质》等"大批判"文章）里，《燕山夜话》、《三家村礼记》都成了言外有意的"反
革命黑话"。……5月17日一天直到深夜，邓拓一直在伏案疾书，向党组织作最后的倾诉：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
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
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40]受害者在自杀前的最后
一刻，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申明自己确信所有这些诅咒（"黑话"等等）的天然合法性，如些
残酷和无法逃避的强制性逻辑，显然只能发源于原始文化的"神明裁判"[41].而更为残酷
的，是"神明裁判"的强制性逻辑强迫受害者用自己对自己的诅咒和自己对自己的害。投身
于"大批判"这种全社会的诅咒狂潮之中。例如天津市的一位女医生在1966年8月28日与
其父母一同自杀（方式是三人权衡许久，最后决定由女儿先杀死父母，然后她再自杀）之前
留下的全部遗言，即是将自己诅咒为充满毒质的"人民公敌"：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
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42]可见，诅咒已经被全社
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奉。

　　第二，诅咒之神圣功能的泛化，以及诅咒巫师的专职化。

　　因为咒语是最方便的巫术手段，它又能够随意模拟任何实际具体的巫术仪式，所以其应
用日益广泛，甚至成为万能的工具。在西方的原始文化中，“没有东西能反抗咒诅的力量。……
倚伏仗着手中的巫术曲调，就连月亮也可以从天上拽下来。”[43]我国晋代葛洪说："吴越
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随后他举出咒语有驱鬼祛邪、禳灾除疫、远辟毒虫、刀松不入、
令水倒流，令敌人弩矢回射回自伤等等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奇效[44].咒语之神力的这种
极度的泛化，典型地反映宗教的非理性内核的自我膨胀逻辑。

　　诅咒原本只是一种具体的对敌手段，但是后来它却如费尔巴哈所说，进而升格为能够满
足人们各种愿望的神明，这种原始宗教自我膨胀的逻辑及其导致的结果，在“文革”时同样
可以看到。例如那时任何事情都要“大批判开路”，每遇天灾人祸、歉收减产等等各种事故，
亦都要“大批促大干”。不仅每个成年人和青少年都要按照毛泽东规定的“随时参加批判资
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也被训练得把诅咒作为生存的本能。例如在
著名的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幼儿园里，“天天给孩子们讲路线斗争的历史”；“有一个刚满周岁
的小孩，还不会说话，但只要大人一喊'毛主席万岁'，他就笑举起小拳头，做出喊'毛主席
万岁'的样子；大人一说：'恨恨刘少奇'，他马上就咬着牙，做出痛恨刘少奇的样
子。"[45]"大批判"的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文革"时政治极度庸俗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

　　与上述趋向相应的，是随着诅咒巫术运用的日益广泛而出现了许多专职的诅咒师。早在
《周礼》中，就记有专司职的诅咒的巫官，汉代亦有“秘祝之官”，唐代仅太医署就有“咒
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标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近除邪魅之
为厉者。”[46]而民间的"咒师"当然更不在少数。较之古代的这种专职化为人们熟知的，
则是在"文革"时，"大批判"不仅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从业者数量极为庞大：上至
姚文元等，下至各级舆论传媒及一切或大或小的社会组织中都必须设立的"大批判组"、
"理论队伍"等，皆以"随时批判阶级"为神圣职责。特别是现代"咒师"姚文元、梁效（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组）、洪广思（即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罗思鼎（即上海市委大
批判组）等等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这种状况对于全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语
言模式等等的巨大毒化（例如不论是"四人帮"还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中冒死反对
"四人帮"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敌人诅咒为"妖魔"、"毒蛇"），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因为：诅咒原本就是以语言中的巫力和毒性为存在基础的，所以它的极度泛滥，也就必
然最直接地把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相互仇恨的情感方式灌输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第三，“大批判”与诅咒在表述方式和语言习惯上的一致性。

　　“大批判”和诅咒既然都是要通过语言致害于敌人，那么这种语言在形式上亦必须具有
能够致人死命的特点，上文介绍的“大批判”与诅咒语言的恶毒凶残，即是其典型表现。唐
代韩曾记述当时驱鬼仪式上诅咒巫师的语言风格和文字风格：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
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谴虐鬼》）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恶毒凶残（“毒口牙”）是诅咒语言与生俱来的特质。

　　“文革”时凶残的诅咒语言我们已有举例，它们曾有过怎样惊人的泛滥也是举世皆知的，
而现在更需要注意的是驱动这种毒质不断恶膨胀的巫术原理和巫术逻辑：几乎每一次“大批
判”都必要加在敌手头上的罪名，必有“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等款，
而所有这些罪名的深层，实际上都是对恶毒诅咒之效力的普遍信仰和极大恐惧认为越是恶毒
的语言，就越能够对被诅咒对伤者（如“红太阳”、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等等）产生致命的
伤害，于是就只能发明和普及更加恶毒的诅咒语言“以毒攻毒”[47]、实施反诅咒。"文革"
时，有关"毒"的语汇铺天盖地既有用来诅咒敌人的，如"毒草"、"毒蛇"、"毒牙"、
"毒素"、"毒根"、"放毒"、"毒箭"、"妖风毒雾"、"反革命互汁"、"狼子野心
何其毒也"……也有用来形容自己的，例如"中了资产阶级的毒"等等，即是这种原始信仰
通过"大批判"而极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而这种原始信仰的核心观念，乃在于巫术文化认
为：异教神及其信奉者（异端、异教者）的灵魂、肉体、语言等等，无不具有剧烈而邪恶的
毒性。例如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描写了女巫如何为麦克白炼制能够召唤
鬼魂的可怕符咒。而炼制这些符咒所用的原料，除了有"豺狼牙"、"蟒蛇肉"、"蚯蚓刺"、
"鸱枭翅"、"水蜥眼"、"鲨鱼胃"、"猩猩血"等各种骇人的毒物以外，同时还包括"犹
太人的肝"！所以遵循这一古老的巫术原理，"文革"也就依旧认定牛鬼蛇神从头到脚都充
满了邪恶毒性。因此，只有通过"大批判"而将更恶毒的语言倾写到他们头上，才能将这些
毒质的具有者们致于死地。

　　与上述语言特点相辅相成的，是诅员是喧嚣的声音和不断重复咒语以加强其魔力。在巫
术文化看来，凶恶的事物皆可以使鬼怪害怕、辟易，具体到诅咒，除了语汇的凶残外，声音
气势的喧嚣亦是必需的手段。巫术文化还认为恶鬼惧怕巨大的声音，所以巫师驱鬼时往往要
以鼓、爆竹等为神器。巫术文化的这些特征让我们马上想到“文革”的“大批判”时那震耳
欲聋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责骂声，万人齐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
竟谁怕谁”的歌声……。“大批判”的这种声威气势，不仅直接使被批判者的精神受到极大
的伤害，更主要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给宗教狂和近害狂的极度膨胀以强大的刺激。另外，
对诅咒的不断重复，也是强化其魔力的方法，例如：（“文革”时西北核试验基地）有一个科
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48]（某地在给"黑帮"戴高帽子游行时，逼迫他们唱：）
"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
烂！！！"[49]（三家村）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的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
弄清他，捣毁他！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材……[50]诸如此类对神圣判决的不断重复，当然都
是为了把诅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而随着这类杈端凶残而又声嘶力竭的诅咒之大普及，整个
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彻底毒化和彻底单向化、以及"全民族的心理地狱"的降临也
就是必然的。

　　诅咒与“大批判”在表述方式上又一重要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竭力追求强横谲诳、
气势凌人的语言风格。因为诅咒发源于孱弱的原始先了抗御凶恶牛鬼蛇神的强烈幻想，他们
物质手段和理性逻辑思维能力的极度低下都决定了诅咒的效力只能建立在非理性逻辑和对
恶鬼极尽仇恨的心理之上。而这一文化特质在诅咒在语言风格上，当然也要有最直接的反映。
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曾总结：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
于善骂。（《文心雕龙·祝盟》）

　　咒骂作为“横扫牛鬼蛇神”的基本方式，在历代都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比如东汉著名的
文学家王延寿记自己梦中惊怒于“鬼物之变怪”，遂奋起而骂鬼、杀鬼。他的这篇文章用了
许多生僻的字词形容各种各样牛鬼蛇神的凶恶丑怪，但好在全文大致的意思并不难懂：不外
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用尽一切有关打击、杀戮的动词和描述鬼怪失败溃逃的形容词，以便为
自己扬威壮胆[51].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文章以这种煽情和善骂为基本风格，这当然有其产生
的必然性，因为狂热的情绪是巫术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到驱鬼巫术亦完全如此，所
以古人说："以气凌人，则气盛而鬼不敢逼；稍有迁就，则气馁而苟乘之矣。"[52]毛泽东
在通过编撰《不怕鬼的故事》而开始酝酿"文革"的"驱鬼战略"之过程中，亦反复强调"不
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
了。"[53]又因为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原来用来驱鬼的诅咒亦被用作对其他政治敌人的声
讨，故此上述文风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例如文学理论家刘勰曾概括古代军事檄文的风格为：
竭力声称自己对敌人的讨伐代表了世界的恶贯满盈，同时奋扬怒火，使文章充满了"横扫"
敌害的气概[54].中国古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残酷的政治厮杀，育成了许多这类奋其言
辞、势吞仇敌的著名檄文，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专横的逻辑和语言而极尽对敌人的丑化
和诅咒，并竭力声音敌人野兽一样的本性、他们为虐之烈，以及自己扫荡这些"丑类"时移
山撼岳般的声威[55].这类檄文不仅都直接袭用着巫术文化视敌人为"豺狼"、"妖孽"的
文化心理和语言模式，而且借助于政治和文学的广泛影响而使之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社会性
潜意识。又由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对这一政治和文学传统的模拟，所以其风格在"文
革"时的极度炽盛也就是必然的。其中取法乎上者，可以连篇累牍地写出无气势如虹的"大
批判"檄文；而才情贫弱者，也可以依靠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红宝书"中的檄文、
以及"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等古来气吞万里如虎的名句喊得震天响而足具
讨伐"牛鬼蛇神"的声威。甚至连当时数不胜数的"驱虎豹"、"风雷激"等等战斗队、造
反团的名字，亦鲜明地带有上述语言传统的印迹。萧乾先生曾总结"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
特征"："（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形容自己的行动时
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二）大批判语言
的另一特征是不屑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
（王注：显然，如果从文化根源上看，这两大特征即来自我们介绍过的原始文化以敌人为妖
孽和诅咒时征引神圣的传统）随后，萧乾先生特别提出这样的问题：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
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一九）六六年自
天而降或革命小将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56]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
"大批判"的这种语言风格及其文化内涵，的确都"早有其渊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批判”语言所造成的后果，还远远不仅是上述对煽情善骂文风
的崇尚，较之这更为深刻得多的，是它以具有巨大“巫魁性”（马克斯。韦伯语）毒质的社
会语言为工具而洗劫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并以“现代神话”虚幻的神圣性为范式而强制
塑造了整个了族非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文革语言”的这种极为危害深重的文化
功能，笔者将在叙述“文革”与法西斯主义文化环境的相似性时加以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