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毕业舞会遭踢馆 ——北京奥运的政治挑战

叶鹏飞

　　在某种意义上，2008年夏天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是中国向世人宣布，自己终于从「大国」晋升为「强国」的毕业舞会。

　　北京选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奥运口号，多少透露了背后复杂的心情。中国从开放初期赫然发现与世界的发展距离，以至于不断产生将被「开除（地）球籍」的焦虑，到今天被世界超强的美国要求共同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做一个「利益攸关者」，中国完全有理由通过举办奥运来庆贺自身的成就。在中国举国喜气洋洋地筹备舞会的当儿，却来了两个要踢馆的不速之客。

一个是美国好莱坞女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雅花露（Mia Farrow），她反对中国政府在非洲国家苏丹采取的不干预政策，试图利用奥运来促使中国介入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另一个是台湾总统陈水扁，面对自己身家性命将取决于2008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北京奥运对于擅长操作两岸议题争取选票的陈水扁无异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国际羞辱运动”

　　在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后，花露访问了达尔富尔地区并对所见所闻感到震惊。

　　联合国指责苏丹政府轰炸达尔富尔地区内的平民，在四年的冲突中造成至少2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苏丹政府则反驳联合国夸大其词。

　　花露3月28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抨击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她措辞强烈地说：“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的奥运（Genocide Olympics）。中国正在资助第三个千禧年的第一场种族灭绝屠杀。”

　　花露准确地判断了北京奥运对于中国政府的重要性，因而瞄准它作为一场国际“羞辱运动”的焦点，利用中国政府的国家荣誉感来推动北京改变对苏丹的外交政策。

　　配合花露推广“羞辱运动”的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文学教授里维斯（Eric Reeves）也是关注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活动家。他强调，运动的目的并非抵制北京奥运。

　　“我们的挑战是羞辱中国，要求北京的领导负起责任，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中国没有尽力向苏丹政府施压力，这运动只会渐渐壮大并提高能见度，一直到奥运开幕仪式。”

　　里维斯在他的网站上刊登的公开信里警告，北京必须在施压苏丹或成为国际羞辱运动的目标之间选择。“中国必须了解，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

“种族灭绝奥运”扩散效应

　　首先感受到“羞辱运动”道德压力的是美国著名导演和制作人史提芬·司匹堡（Steven Spielberg）。花露在文章中点名斯皮尔伯格，呼吁他别沦为“北京奥运的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瑞芬舒丹为1936年柏林奥运所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被批判为美化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身为北京奥运美术顾问的司匹堡在被点名后的四天，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改变对苏丹的政策以“结束那里的人间苦难”。

　　花露激起的涟漪不断扩散。到了5月，108名美国议员联署公开信给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改变其苏丹政策，将对北京奥运造成不良影响。

　　对希望抢占中国市场，已经投入巨资赞助北京奥运的西方跨国企业，如果应对失当，这波涟漪可能会变成灭顶的攻关海啸。花露所领导的运动早盯上了主要企业的总裁，要求他们捐款给达尔富尔慈善事业并向中国政府反映问题。花露还计划在今年底根据企业的表现给它们打分数，公布一份“成绩单”。

　　美国《商业周刊》6月21日报道，被花露盯上的跨国企业纷纷被迫接招。麦当劳认为奥运不是讨论达尔富尔的场合；通用电器指出，其基金会捐了200万美元给苏丹的人道援助；UPS强调它在全球扶贫援助；可口可乐表示支持人道事业，但它“对于主权国如中国或苏丹内部的决策过程无法扮演任何角色”。

　　花露等活动分子还准备在8月8日模仿奥运仪式举办“圣火”传递行动，行程从达尔富尔与乍得边境开始，途经遭遇过种族灭绝屠杀的区域如卢旺达、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德国和柬埔寨，终点是香港，传递期间将同时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

借奥运圣火烧“烽火外交”？

　　在中间路线失败后进行“烽火外交”的陈水扁也嗅到了奥运圣火的政治腥味。4月26日，台北以北京试图“矮化台湾主权”為由，拒绝北京奥运圣火途经台湾的路线规划。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扬言，如果北京不按照国际运动会的惯例，称台湾“中华台北”，台湾将抵制北京奥运。

　　两岸顿时为奥运圣火路线规划打了一场口水仗。大陆官方媒体使用了“中国台北”，被台北抓到痛脚。同时，民进党政府推翻原来设计的“政治模糊”路线，坚持“第三国进出”，试图凸显台湾主权。

　　原来的胡志明市—台北市—香港—澳门路线让大陆维持“国内”路线的解读空间，也给台湾某些“国际”路线的想象空间。

　　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目前势均力敌，在国民党开始主打经济牌并掌握选战议题后，企图连任的民进党得仔细盘算操作奥运牌的选票效应。在维护主权的旗帜下坚持圣火路线与抵制奥运是否能获得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认同，民进党显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的政治成本。

　　北京在6月27日正式改口称呼“中华台北”后，台湾新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即刻表示，台湾要参加奥运但也要维护主权，在此原则下，希望两岸能够坐下来协商，妥善解决圣火路线问题。

救其所必守中国回应挑战

　　　中国外长杨洁篪5月18日表示，把北京奥运会与苏丹达尔富尔或其他问题相联系是企图将奥运会“政治化”，这个图谋“肯定不会得逞”。

　　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事关民族荣誉和政府威望，对北京而言根本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容丝毫出错；面对上门踢馆的挑战者，自然无法坐视不理。

　　在“国际羞辱运动”展开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4月6日访问苏丹并会见了总统巴希尔，要求对方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5月10日，北京宣布任命熟悉非洲事务的资深外交官刘贵今为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重点处理达尔富尔问题。

　　刘贵今上任后两度访问苏丹，参观当地难民营并会见巴希尔。他还接受英国路透社专访，希望透过国际媒体发声，中和国际舆论压力。

　被问及对“国际羞辱运动”的看法，刘贵今7月5日表示，那是“极个别的人”用“近于冷战时期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但否认中国政府是在压力下改变对苏丹的不干预政策。

　　在中国的运作下，巴希尔于6月中旬告知联合国，他将同意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这些国际公关显然产生一些效果，《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把苏丹政府态度的转变归功于北京的努力。

　　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国务卿赖斯在6月25日，都赞许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发挥作用，美国国务院在6月4日也表示不支持用抵制北京奥运来抗议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中国能否把“国际羞辱运动”的伤害减到最低点，让奥运能“和谐”开幕闭幕，未来不到400天的持续努力仍然是关键。

一个奥运一个中国

　　如何借自己的毕业舞会向世人宣传“一个中国”，而同时又不刺激台湾人的政治神经，破坏新的对台微笑政策，对北京也是个不小的政治挑战。

　　在4月被陈水扁抓到“中国台北”这个“犯规动作”后，国台办发言人杨毅6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改口把台湾从“中国台北”称呼为“中华台北”。这条新闻成为当天台湾媒体报道的焦点之一。

　　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华奥会的正式名称“中华台北”，是两岸在1989年达成的正式协议。

　　但是除了国际体育团体按协议采用Chinese Taipei，北京在自己的表述里经常用“中国台北”。国台办在正式场合公开改用“中华台北”，意义不容小觑。

　　这个让步透露了北京对奥运圣火途经台北市的重视程度。让港澳台民众分享“同一个梦想”所带来的民族荣誉，让圣火在三地都跑一遍所隐含“同一个中国”的政治意义，在代表中国崛起的北京奥运里当然要被中共着重突出。

　　面对毕业舞会遭人踢馆，北京必须要跳出漂亮的舞步让踢馆者心悦诚服。从“大国”毕业为“强国”，在硬功夫和硬实力外，“以大事小唯仁”的智慧和价值也不能或缺。这应该也是欢庆奥运的题中应有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