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无奈地慨叹：我就这样被北京改变了…… zt

叶冬青

作者：Ben Brazil

北京改变了我。

起初，我什么也没看见，北京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大城市：建筑物、拥挤嘈杂的车流、在自行车道上横冲直撞的人们。但渐渐地，我不再去关注北京那漫无边际的城市，开始注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那是留着纤细胡须、在街角下着象棋的男人，是街边排档上香气扑鼻的油炸食品，是三轮车上让人咂舌的长长链条。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北京清晨的公园。

北京人，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在公园里唱歌、跳舞、锻炼，通常他们都成群结队。黎明时分，我走在北海公园，一会儿的工夫便经过20来个慢悠悠地打着太极的人们。在另外一处，一脸严肃的人们在屈膝练剑。

这是一个绝好的健身场所。几个安详静谧、杨柳成荫的湖泊错落分布于北京，北海公园就在其中一个湖边上。南边是中南海，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禁区。北边是后海，周围密布着水景餐馆和酒吧。我享受了一餐美味，悠闲地喝了几杯，静看微风吹皱水面。

北海公园在动。我看见40来位妇女挥着扇子和丝带，排着队跳着舞。往前走，又发现一位书法家用毛笔蘸水，在人行道上写汉字。当太阳渐渐升起时，老人们拎着鸟笼悠闲而行。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唱歌的人们。一群邻居聚在一起，在晨曦微露时，敞开胸怀大声歌唱。之前我几乎从未见过如此不加修饰的快乐。看着他们，所有的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全部一扫而空。

中国是矛盾混合体

在我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矛盾混合体。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报道常见诸报端，显示中国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稳步迈向未来。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日益上升的地位在吸引无数游人。那些标志性的历史遗迹——例如长城和故宫，也在召唤着观光客。举办2008年奥运会无疑更为它增光添彩。此时此刻，中国令世界瞩目。

我很快就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在宏伟与精巧、冷漠与亲密间如此游刃有余。当我第一天到达北京时，我从巨大灰暗的天安门广场往南行走，不经意间溜达到了前门狭窄的胡同里。

几乎就在瞬间，车辆的噪音销声匿迹。胡同两边排列着低矮、以灰墙围绕的四合院。胡同狭窄得难以让汽车通过，到处都是自行车。透过一扇敞开的门，我看见有人正围桌打麻将。再往前，一个小小火盆上烤着肉片，肉香混着着一点点下水道的臭味。一只猫轻盈地跳过屋顶。

然后，再往前几步，这些令人着迷的、有些破败的四合院变成了一片瓦砾。尽管有一些胡同被列为保护区，但许多都被夷为平地，以给高楼大厦腾位置。

北京就像是在一座迷人的旧花园上耕作，正播种着高楼大厦的种子。现在，这些种子被撒向了四面八方，变成了参差不齐的、尚未完成的一幢幢钢筋混凝土大楼。

我有一个看法：每个国家都会在某一方面改变你。当你置身其中，你会变得有一点点不同于往常。

实际上，我是刚刚才有这个想法。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北京是如何将我从一个小气鬼、一个购物中心的死对头，变成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家伙的。我不仅为妻子买了几件衣服和一个假名牌钱包，还买了一件家具。要知道，这是在中国，运到美国的费用可不低。

“你真是个小气鬼！”

在家具商店，我一眼便看中了那些东西——明清的古董家具和复制品。在另一个地方，我又对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毫不留情的“砍价”着了迷。

要明白，砍价绝不限于价钱。它还需要惺惺作态的关爱之情和微妙的情感控制，还要做出一副债台高筑的表情。如果你买了东西后，不觉得自己是个冷酷无情、贪婪无度的剥削者，你就可以确信：你已彻彻底底、丢人现眼地多花了一大笔钱。作为证据，你可以看看我在秀水街的遭遇。

有很多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销一件皮夹克，要价750美元。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带着一点好玩的心态，我说6美元。

当我想走开时，她们抓住了我的胳膊。我觉得有趣极了，想逗一逗她们，于是问那些姑娘，能拦住我不让我出门吗。我，可是个6英尺3英寸（约1.9米）的大高个儿！她们说“能”。

两个抓住我的手腕，一个把夹克装进塑料袋，然后绑在我胳膊上。剩下的几个把我的胳膊都扭红了。

“你真是个小气鬼！”最开始的那位姑娘大笑着说。当我抗议说她才是“小气鬼”时，另一个姑娘用手捂住我的嘴巴，大叫：“不许说话！”我挣扎着，但最后还是闭嘴了，花18美元买下那件夹克，希望能捡到个大便宜。可不幸的是，姑娘们满足的笑容暗示并非如此。

尽管有文化差异，但有一些东西是人类共同的。

一家摄影画廊把我吸引了进去，我尤其喜欢一张照片，里面是一对夫妇手牵手站在建筑脚手架上，北京城在他们身下跌宕起伏。

“我爱这个城市。”它的摄影者邱震写道，“但它令我惶恐。”

我理解他是什么意思。

zycoc1999

我也这样的爱着上海

发福男乙

一位美国人谈参加中央台访谈节目的感受
曹立新 @ 2007-7-14 22:19:54 阅读(766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作者：安．康迪(Ann Condi)   翻译：常桦





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逐渐习惯了中国媒体控制、发布信息的特殊的方式。我们这些在中国媒体内工作或与其打专业交道的人，不管是否情愿，以支持者、陪衬者、不知情的同谋或莫明其妙的旁观者身份成为这控制系统的一分子。虽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完全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深刻的经历使我们对此有个鲜明的印象。



2001年10月，我被邀作为观众参加中央电视台(CCTV)的演播室谈话节目《对话》。节目嘉宾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党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作为电视节目表演者及英语顾问，我曾经以嘉宾身份参加了不少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但还是头一次遇到官衔如此高的大人物，因此我很好奇结果会如何。



我是应一位现就职于一家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管理职位的老朋友之邀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中央电视台联系了她及其它一些高技术公司位居高位的人物。她可以携同一位客人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戒备森严，如同军事基地，仅有的两个出口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把守。象往常一样，参加节目的观众在电视台西侧的大门排队等候，之后通过门口的另一检查站由专人护送进入主楼。在演播室落座后，我意识到这个节目不同寻常。今天的人群，不是通常身著牛仔脚登旅游鞋的中央电视台观众，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更象来参加歌剧首映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大使及使馆官员、记者、学者、大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及美国商务部之类机构的代表。我还看到些散坐在各处的“中国通”，他们在此居住多年，对中国的语言及文化都非常熟悉。



谈话的主题是“向世界展示现代化的中国”。节目以中文进行，但有翻译在场，不讲中文的外国朋友如果愿意，可以用英文提问。如此不同凡响的观众加上两位显赫的嘉宾让我觉得这个节目会很不错。



录像开始了，伴随着振奋的谈话节目常规音乐及掌声，赵、孙登上了前台。台后的屏幕上播放了简短赞美的录像剪辑，配以两位高官的生平简历介绍。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沈冰，以轻松的气氛打开话题，说他们两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个“正”字。主持人担保这将是一个“无禁区的诚恳、坦率的交流”。孙、赵也重申了这点，说他们欢迎“坦率、诚恳的意见”，并说他们到此是为了真正的“对话”。我惊讶于他们在镜头中所表现的轻松与沉静，搭着二郎腿、抱着胳膊，象在等飞机。



沈冰率先向观众提问：“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给你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开端似乎不太妙。怎么能将这么多坦率、诚恳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呢？当然了，此类话题对电视节目来说不错。有很多观众居然满足了这一要求，用温和的句子形容他们的感受，如“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象茉莉，高贵而富有力量”及“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等。



孙和赵很早就设定了他们讲话的基调，表现出中国人在一般正式场合的谦恭：



孙：今天我们有很多外国朋友，包括一些大使。他们对中国有独特的见解，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也对我们非常友好。我经常出国，回来后我都要自责。



沈：自责？为什么？



孙：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外国对中国了解太少。作为主管文化交流的部长，我觉得自己在将现代化中国介绍给世界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赵：我们的外国朋友都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中国了解很多，但大多数外国人与他们不一样，对中国了解很少。就拿我们去德国的经历而言吧：当我们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对中国的印象时，他说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然后又加上一句，他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对他来讲很神秘。





这是整个晚上不断被使用的战术的头一招。首先是奉承我们，将我们抬举得高于普通外国人，暗示外国人批评中国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所以）对我们很友好”）。最后用诚恳的谦逊博得人们对其艰巨使命的同情。是啊！要将中国辉煌的真面孔介绍给对中国颇有偏见的世界何其不易？这个浅显的战术在整个晚上居然都很奏效。



赵带来了他办公室编辑的几个不同文种版本的推销中国文化的小册子。他将小册子举起来给我们看，指出封面设计各不相同。他说为了迎合不同国家人们的口味需要给不同语种的小册子设计不同的封面。





沈: 您刚才提到给别人讲中国的时候要为对方着想。我记得不同语种的介绍小册子是由您出访所到国的印刷厂印制的。例如，针对美国的小册子是您在美国进行“中国文化之旅”时印制的。



赵: 是的。(他将几种不同的版本举向镜头。）这是法国版，由哈时特-菲力帕实(Hachette Filipacchi) 印刷厂编辑发行。那是美国版，由美国国际数据库(US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发行。法国版的封面是一张照片及其黑白版的负片，这样显得非常醒目浪漫。美国版则比较简单，因为美国人欣赏简明的风格。你看，封面上有三个女孩，很漂亮，仅此而已。还有德国版，索性没有封面照片，你得翻开书后才能看到封面照片。



沈:为什么会这样？



赵：这和哲学有关。德国人认为第一眼不能看到事务的全部，因此他们将封面留作空白。



沈：让我们看看赵先生对这些民族差异的解释是否正确。（对向外国观众）您同意赵先生的观点吗？



外国观众6号：我认为赵先生对德国人太客气了。恐怕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照片做封面。





主持人沈冰在此之前相当紧张。她的任务是顺利地推动话题，使得一切看上去自然而然，在坦诚对话的同时正面引导聊天的主题。现在终于碰到有趣、轻松的话题，可以做好的电视节目，于是她开始不厌其烦地挖掘。是否美国人都无忧无虑、透明、象小孩一样？是否意大利人都热情、富有艺术气息？当然了，法国人浪漫而多情，是吗？每次她都找出一个那一国的来宾，要求他们确认这类模板是否正确。通常对方会迟疑一下，然后模棱两可地表示同意。我四下回顾，可以看到人们脸上尴尬勉强的微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回避此类过于简单的模板，但是想到主持人为活跃气氛所作的英勇努力，谁能那么不解风情跳出来说不呢？沈冰不屈不挠的滋养着这个话题，得到越来越多似是而非、令人尴尬的回答，直到赵启正最后礼貌地对她说：“我想我们现在到此为止吧。”



赵启正接着提到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对2000年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报导做了一项调查分析，发现有50%的文章是负面或批评性的报导，25%是客观中立的陈述事实，只有25%从正面报导中国。赵又采用了自我批评的手法，说这表示他工作失职，因为他没能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来宾中会有人提些明显的问题，如调查的标准是什么？谁做的调查？调查的客观性如何？对其他国家的报导，类似的比率是多少？当然了，同时期中国自己的报纸的新闻报导中类似的比率是多少？… 然而，再一次地，彬彬有礼的礼貌占了上风，没有人对此置疑。



赵在谈话中说道：“我经常得面对批评中国的外国记者和官员的提问。”



沈冰，以芭巴拉．斡特斯(Barbara Walters)式的小心探询接下去，“噢？您听到哪类批评呢？”



赵回答：“嗯，比如说，他们问我们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指责我们污染环境或者说我们经济发展得不够快，以及我们的穷人太多，诸如此类。”





这一手法似乎起到了作用。在整个录像过程中，“人权”这个词从未被人提起。不知怎么的，话题被引向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向外国人交流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一面。有人提到如何在海外推销中国电影：





沈：有没有人建议如何能更有效地将中国介绍给世界？



外国观众9号：我们讨论了通过许多渠道介绍、展示中国，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即电影业。我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的途径。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开始对中国感兴趣，通过看电影我了解了很多有关这个国家的情况。



沈：那么您是通过看中国电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赵先生说中国人通过美国的电影了解美国，但是反过来好像并非如此。（对向赵）您还这么认为吗？



赵：是的。实际上看中国电影的美国人很少，他是其中一个。他看上去是个观察力敏锐又充满智慧的人，因为看这些电影的确让人对中国的文化着迷。这样的人很少，我对他表示敬意。





当然都是些好话、恭维话，但是没有人提到中国政府对中国电影在海外成功的通常反应是在国内禁演，如张艺谋的《菊豆》和《活着》以及陈凯歌1994年的电影《风月》。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其它无伤大雅的话题被讨论着，小心的绕过屋里每个人都清楚的症结部位及敏感话题。赵对各民族的差异给出更多模板式的比较：“英国幽默象醇酒，需要小口品尝但回味无穷。美国幽默如同可口可乐，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没有什么后味；德国幽默象威士忌，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但是会给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很喜欢这类对比。气氛非常诚恳、友好、快乐也很怪异。当孙家正告诉我们他们对外交流的基本原则是“自信、坦率、诚恳”时，气氛变得非常自相矛盾。这里是位居共产党权力中心的两个高官，如果要指责什么人对媒体实施严密监督，非此二人莫属。难道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两个控制信息的人一句也不提对信息的控制？正是因为媒体控制的这种强制性，使得观众中没有人提及它。



环顾周围的观众，我看到几个认识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我以前曾经在北京的各种会议及活动中见过。我记得和一些人有过许多热烈而受启发的谈话，当时他们表现了对中国状况的清醒认识和真知灼见。我甚至记得我们的许多讨论涉及到审查制度，所有的人对此都有很明确的看法。然而现在我们都在这里，坐在自己的手上，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礼貌地提着建议，不论主持人如何一再不厌其烦地重复要求“坦率的建议和问题”。我们同意参加这一活动时有何期望呢？我们是如何成为这台滑稽戏里的外国台柱子，配合演出以传递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讯息： “瞧！与我们的名声相反，共产党愿意坦率承认我们的问题，愿意就这些问题与外国人做公开的对话。”赵与孙一再声明这点：





观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应该通过文化互换与交流进一步增加文化的透明度？



赵：我觉得这个节目就非常透明、诚恳。确实，我们正反两面都应该给外国人看，这样他们能有一个有关中国的完整图画。





中国的哪些反面是我们可以谈的呢？从赵与孙那天晚上的话来看，很明显，只有三个安全批评带，即经济、环境和腐败。这些长期问题是中国政府因各种原因而选定在公开场合对付的问题。在节目的录像过程中，赵和孙几乎是自豪地提出这些问题来作为中国坦率、诚恳面对问题的榜样。



坐在那里看这场滑稽戏进行时，我越来越觉得不舒服。我脑海中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挑战他们的虚伪？”慢慢变成“我为什么不站出来？”





那么，我为什么不说话呢？



回想起来，我自我斗争的心理活动大致如下：



如果我站出来说，我的中文是否能胜任？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善于当众演讲的人，要是我让自己难堪，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怎么办？



更糟的是，要是我显得好斗而愚钝怎么办？毕竟，到目前为止气氛都是温和文明的。我是否真的愿意给如此阳光明媚的闲谈扔一颗炸弹？



而且，即便我们当中的一个跨越禁区提出坦率的批评，这些话也会被从节目中删去，有什么意义呢？



啊，人多力量不就大了吗？这些观众中有北京最显眼、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如果我们都能发动一场小的媒体突袭，透过所谓坦率的掩饰揭示台上人的虚伪，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当然，在中国相对平静的2001年不太可能对一群“外国友人”采取什么极端严厉的措施。



即便如此，最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演播室真的发生没有禁区的讨论，提出他们试图回避的问题，录像便会终止，或者取消节目，或者至少将不愉快的片段扔到剪辑室的地上。最终，除了让当权者下更大决心不让此类事件再发生外，这类举动达不到任何目的。



而且，我的一些朋友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我很同情台上可怜的沈冰，走在看不见的钢丝绳上。为什么让她的工作更难呢？



还有一条是，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老朋友，她认识孙家正。因为我是她邀请来的客人，我所说的任何负面的话都会让她难堪，不论她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试图做个英雄，我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无理之徒。



……





这样，赵和孙便有充足的余地划定谈话的范围、起止的界限及保存颜面的例子，巧妙地讨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显得自己是完全新闻透明的斗士，不受丝毫置疑及反对：





赵：我希望他们(外国记者)能准确报导现实。例如，在中国许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过马路。他们可以写此类事实，但是如果他们说中国没有汽车就不对了。我不介意外国媒体如何评论只要他们反映的是客观现实…



孙：我曾经和一些外国朋友交谈，他们告诉我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多因为他们去过很多城市。可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我对他们说：“冬季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已经考虑到千百万老百姓如何过冬；他们是否能穿得暖吃得饱。因此，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人落到贫困线以下，中国有一千万人脱离贫困。”这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有三千万人面临过冬的难题。对我来讲，穷并不丢人。我们怎么能够改变贫穷的命运持续发展并享受高水准的生活？这是个涉及我们尊严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短处藏起来。每天，我们的电视节目都在指出并批评各种不足；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们的外国朋友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交流实际上意味着交心。



……



中外媒体对话有一个特点因过于明显而很少被人评论。它是通常人际关系中使用的虚伪、欺骗、留面子等各种技巧的综合。是这样的：



如果我发现和另外一个人就某事意见分歧，但我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我将考虑突出我们的差异，明确表明为什么我的立场是正确的而另外那个人的是错误的。如果相反的，我痛苦的意识到另外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而我是不对的，我便换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政府的策略便是换话题。





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都曾经玩过类似的把戏，用美国的说法叫“转圈”(spin)。但是在中国，这个手段应用的历史极为悠久，目前已经成了官方处理一切尴尬局面的常规方法。一个政府在阻拦对它的问题进行任何公开讨论的同时，默认这么做不能建立解决问题的互动，变得极端骄傲、极端窘迫，因为每次对问题的公开否认都突现其顽固不化的的特点。在我们面前的台上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基于这样的现状及参加者的特殊身分，讨论的主题应该是中国官方对信息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整个节目的副标题，我们都很清楚，包括台上的两位嘉宾。但是赵和孙却变换了话题。结果所有的概念在“新思维”中有了新的涵义。“信息审查”变成了“有效的交流”；“交流的批评”成了“无知”；“给我们你的建议”蜕变成“给我们你的沉默”。我们都心领神会并遵从了这样的暗示。



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整个晚上只有两个较为负面的言辞。一个是 BBC的记者，用流利的中文，针对赵所说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导的统计，他说∶“换作是布来尔(Tony Blair) ，看到这样的比例他会很高兴”，他提醒每个人歌功颂德并非媒体的职责。不过这个记者还是退了几步，和缓了他论证的主旨，半开玩笑地说，世界上的领导人会很高兴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并不会在意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报导。赵不知怎的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幽默，说：“我想，这大概是文化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对这类不好的报导很在意。”他仍然坚持50%的批评率太高，有失偏颇。



主持人沈冰没有再拓展该记者的评论，巧妙地继续下一个话题，甚至让人无法察觉她有意回避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她肯定是害怕这类的问题，早有准备将话题巧妙地引导到中性地带。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整晚的录像过程中她太少要使用此类技巧。包括我在内的观众，总体上来说表现很好、积极合作不找麻烦，象一班驯顺的穿着校服的中国中学生。



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节目的第二个负面评论，唯一一个带刺的评论，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站起来，用无畏的、反感的口吻戳破文明的肥皂泡，说：

我知道您二位的职责是将中国介绍给外界，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及英文版的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北京综述(the Beijing Review) 之类的刊物。但我印象中外国人没有人看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些刊物无聊而空洞。外国人更为中国的真实现实所吸引，疮疤及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这类刊物只是你们这样人的喉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只是粉饰、玫瑰的假想世界。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要采取哪些措施？(注3)



这是个带电的评论。可以感到气氛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座位上有很多人点头、挪动。终于，有一句真话，一个情绪表达了每个人头脑中的想法。这是个应该由我们在座的外国人发表的评论，却由一个中国人讲出来了。两位官员头一次有些触动。赵转换了一下主题，说是的，我们都同意中国的真实面孔没有让人了解。但是，他继续道，他不认为被提到的刊物真有那么差，因为人们经常可以从中发现反映环境、经济及腐败问题的文章(老调重弹！)。不幸的是，这位先生的问题在节目中出现得太迟，对整个晚上的总体旋律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确实让我及在场的每个人感受到一丝道德的清明，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开口说话。



但是我始终没有说。我坐在那里，愁苦地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少曼德拉(Nelson Mandelas)这么多谨小慎微的妥协者。当我越意识到直言的危险有多小时，我越发觉得我所以保持沉默的种种原因只是借口而已。原则上我是可以说些什么的。当然会从节目中删节掉，当然会让我的中国朋友尴尬，会给无辜的主持人带来麻烦，当然会有不怀好意的人给我记一笔。但是我应该说点什么。也许别的人会保持沉默，如果真是那样我更应该说出来。然而最终，我还是没有聚集足够的勇气来打破令人尊敬的文明。



那天晚上我怀着对自己的厌恶及浓重的烦恼离开了演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