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中国如何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汤敏：中国如何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汤敏致辞：

　　非常感谢。刚才谢平先生就如何防范金融危机提出了非常好的以意见。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都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反思的目的是朝前看，防止未来再次出现危机。

　　最近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都在组织研讨探讨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在新浪网直播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各国采取一系列的方法防范危机，出现了一系列措施。

　　我认为，短期内亚洲国家再次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是我们经常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因此在国际组织里更多是讨论远虑的问题。历史上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都是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最近提出一个新的研究题目，跟我们现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和未来的危机非常有关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危机。如果说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陷井之一的话，那么再发展下去还有更多的陷井，之所以目前很多国家不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跟前进中的陷井是非常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一种长期值得关注的远虑问题。这个问题对亚洲国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它的问题，将会是全新的，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复杂的一些思路来对待我们未来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就想讲三点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等国家收入国家的陷井？第二，陷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们怎么跃过陷井。

　　首先，什么是低收入、什么是中收入、什么是高收入？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九百美元的国家，我们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九百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都是叫中等收入国家，那么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三千五百美元左右，从九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三千五百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是称之为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是非常大的。

　　现今社会上，低收入实际上是少数的，只有54个。高收入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而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其实这不奇怪，一两百美元到九百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干一点、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一个国家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九百美元到一万一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才是在较高层次上的竞争。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

　　拿我们周边的国家来看，我长期关注的，菲律宾的人均GDP五是671美元，26年过去了，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东南亚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像是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是2022美元，跟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样了，26年以后，现在是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它只是4369美元。智利，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到现在是6574美元。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一直冲不过一万一千美元的高槛。从两千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不用着这个急。但是大家不要低估了，如果我们做的好，情况可能不同，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居韩国。

　　韩国在1980年的时候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一样是2074美元，但是过了12年，1995年韩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11469美元。短短的12年之后，就从两千美元到了一万一千美元，如果能够像他这个速度，还没有到2020年时，我们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这么大，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25年、30年，但是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里，确实少数国家，当政策对了、路线对了，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是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从一个很低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后到达高收入国家。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一种可能是不断的在陷井里跳进跳出，这样再过几十年呢，我们可以找出一条快速稳定增长的道路，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使我们不掉进陷井中，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前面有哪些陷井，这些陷井可能很多很多，可以找出一百、一千个，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我个人提出五个陷井。

　　第一个陷井是收入分配陷井。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的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指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情况在不断的改善。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然而这样的增长模式存在不存在呢？大家经常可能会听到的倒充理论说，增长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的，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确实从欧洲、美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国家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世界上确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增长模式，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是在不断改善的，当然这是少数的国家，在我们的周边，日本、南韩，包括台湾省。在这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二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时间里，它经济增长速度是在8%以上，而且收入分配是在不断的改善，日本一直在二十一世纪收入分配才开始有一些恶化，在南韩，在台湾省，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因此倒U形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铁律。世界上存在着增长比较好分配又做的比较好的国家与地区，打破了所谓倒U形的发展规律，才能避免陷入最大的陷阱中，能从一个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这是我们争取要越过的，起码要跳出的一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里了。

　　第二个陷阱，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骤如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肭一个巨大的陷阱。中国的市场化相对我们同等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比较差的，我们城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的比例连蒙古都比不上，落在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城市化之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而且现在都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确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日本、韩国、台湾省，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也是可以避免的。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工，是很难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种模式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怎样让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居民，真正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的政策、房地产政策、教育、卫生等等怎么设计，来避免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第三个陷阱，当然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之后，就会逐渐的自由可兑换。资本就会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而这是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的很清楚。

　　这种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大部分长期在中等收入徘徊的国家，都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的经历过。很多国家正式反复的出现金融危机才使自己的收入上不了高收入国家的台阶。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怎样设计我们在新形势下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一定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定会出现不断的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有一部分的产业要转移过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记过。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到孟加拉、印度等地方。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国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个可能性，当地产业的空洞化，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我们的金融对这种升级换代支持不够、我们的创新不够、我们的人才储备不够。

　　第五个陷阱就是社会服务滞后的风险。我们的大众教育能不能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现在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能不能不断的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要知道如果要从低收入的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增加五倍以上，这是一个教育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的卫生服务怎么设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也要提高。一般来说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是两美元一天。如果按照两美元一天的标准，中国还有三亿到四亿人属于贫困人口。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投入，这些都要重新考虑。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社会不可能很好发展。

　　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好多很多这样的陷阱，每个人都会列出自己认为最危险的陷阱。现在我们找出怎么样越过这些陷阱的方法。

　　怎么越过这些陷阱呢？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我们要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仅有的单一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是一个在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各方面都可以兼顾到，这个增长既能高速，又能够长期可持续，这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第二，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到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好的经验来看来，过多的注重二次分配还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的多，效率高得多，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影响会小的多。第三，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去关心，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就业，并且要有一定的不断增加的收入，然后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最后，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因为过早过快的构建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当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陷入这种福利社会的陷阱。

　　最后我想讲一下广东、广州的角色作用。广东、广州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先富起来了，广东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就有了基础，广东有条件先冲入高收入地区。，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广东也有可能要率先掉入陷井里，因为我们走在前面，稍微不注意，就要先于其他的省份首先掉入陷井里，一旦爬不出来，我们就有可能要吃大亏。对广东来说，陷井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是金融问题，广东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里，已经尝了一次苦头了。尽管从全国来说，总体上没有掉入陷井里，但是广东是掉进去了，起码是掉了一半。未来的金融应该怎么改？广东是躲在别人后面，让别人掉入陷井、或越过陷井，还是继续跑在前面，如果我们想继续的长期快速发展的话，是避不掉的。对广东省来说，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要保持原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广东在金融领域改革方面，没有真正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个落后也是危险的。广东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产业升级问题。我跟珠江三角洲的一些老板谈过，他们现在都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升级过程，我们的金融能不能支持他们，也是摆在广东面前非常大的挑战。广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成先驱就会成为先烈，是先驱还是先烈要看下一步发展采取的政策了。在这一点上，广东应该先于全国的其他省份，率先去研究超前性的问题。在广东不但在实践而且在理论上要超前。总结一下，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充满了陷井，作为中国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而是先冲入高中等收入国家，三千五百美元。最后希望，广东应该再次为天下之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