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色，戒》·媒体责任

张从兴

　　中国著名作家余秋雨，不久前在南京新华报业集团举办的文化讲座中，感叹中国有不少优秀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以及深具潜质的艺术院校学生，因为传媒不负责任的言论而饱受困扰，影响创作，甚至毁掉了艺术生命。

　　几乎就在余秋雨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又有两个文化名人，成了余先生所说的“嚣张”的不负责任媒体笔锋所及的“恶搞对象”——电影《色，戒》的导演李安和女主角汤唯。

　　最近，李安是中国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热议的文化名人。大概是认为李安拥有的众多桂冠还不够多，中国大陆的一些文化人和媒体人又送给了他一顶帽子——汉奸，或文化汉奸。

　　批判李安为汉奸的言论，很是不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大陆女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南风窗》记者李楠直斥李安、袁伟时、朱学勤等为“王八蛋”“走狗”“汉奸”，呼吁政府监管部门：“一方面就应该让片子彻底放下去，树起靶子后，再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组织文章进行大批判！”

　　我是看过未删节的足本《色，戒》的，也许天资愚钝，我实在看不出李安有美化汉奸的嫌疑。阎延文批判李安的一大罪状，是因为 “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与张爱玲原著中所描述的“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有着极大的差别。

长得帅不适合饰演汉奸？

　　且不说电影是根据小说原著的再创作，而且还要考虑到票房等现实因素，以形貌之美丑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汉奸，本身就是很荒谬，很唯心主义。以历史现实主义来说，《色，戒》选择美男子来影射南京伪国民政府中的汉奸，反而更加接近历史真面目，且不说头号大汉奸汪精卫是公认的“民国四大美男子”，即使是汪伪里头的其余两个核心人物——周佛海和陈公博，也都是仪表堂堂，都要比梁朝伟帅得多。　与《色，戒》主题是否美化汉奸相比，这种从艺术作品主题联想到创作人的思想倾向，再给创作人扣上形形色色的帽子，甚至建议有关当局“组织文章进行大批判”的思维模式，反而更加可怕！经历过“史无前例”的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忘记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發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当前种种给李安扣帽子、上纲上线的文章，虽然跟姚文不同一个档次，批判对象也不一样，但是其思维模式基本是同一个路子。

坐公车的汤唯变成露三点的汤唯

　　接着再谈汤唯。和所有在电影作品中裸露的艺人一样，汤唯凭《色，戒》一炮而红，但“谤亦随之”，各种“一脱成名”“牺牲色相”的大小标题，都出现在媒体之上。问题是，这些小报的绯闻很多都是粗制滥造之作，其中最可耻的就是11月17日《华商晨报》（网络版）的一则题为“露三点全裸出镜终破蛹成蝶　汤唯甘愿一脱成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剽窃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11月1日在其博客中发表的《两年前乘坐公交的汤唯和〈色，戒〉女主角》，不仅没有引述文章来源，还打了个与文章毫无关系的耸人听闻的标题。

　　1935年，鲁迅先生在一代名伶阮玲玉自杀后，写了篇题为《论“人言可畏”》的杂文。文中写道：“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

　　72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界，尤其是乐于报道“颇有名，却无力”的文化人和艺人的小报，看来还是没有什么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