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高贵性的时代南方朔（台湾政论家） (2008-06-02)

　1960年代初期，美国内政动荡，保守的政治当权派彷佛狐狼般的无所不为，甚至在南方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与说辞，向人们的劣根性发出呼唤，暴民们也都觉得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那是个“本身享尽荣誉者，却用不荣誉方式对待能力与德行未必不如己者，因而必生革命与暴乱”的时刻。

掌权者高贵性　系乎慷慨包容

　　当时，美国学界重量级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巴泽尔（E. Digby Balzell），遂发愤写出经典著作《新教当权派：美国的贵族制度与身份阶层构造》一书。它谈的虽然是政治与社会，其实真正的核心乃是借着历史的考察，企图寻找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高贵性”，它曾是美国极重要的一项先行价值，但却已逐渐消逝。有权力者的高贵性，以更多的自责与自我期许为基础，对别人则有更多的慷慨与包容，甚至权力上的分享。政治人物的“高贵性”，不仅在于自己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品质上创造榜样。那才是可信赖的领导与权威产生的方式。

　　而这种高贵性，追究到最后，必然要以某种高尚的宗教情怀为其基础。它的道理正如同昔日英国费边社初起之时，对伦敦东区的可怕情况多所揭发，当时的坎特伯利大主教天普（Frederick Temple）即对这种情况说了一个比喻故事：从前在市场上有一只死狗，人群围观，有人说“好臭”，有人说“好可怜”，而耶稣基督则说：“纵使珍珠也没有狗牙珍贵，别只看其他人的不幸，而要把不幸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巴泽尔教授的著作，对美国的社会批评与价值维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贡献。他所提示的道理是：人类社会并非只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群体，而是一个可以借着自我要求与榜样创造，而在品质上不断进步的目的地。

　　而由巴泽尔教授，则又必须提及当代欧洲最主要法哲学及伦理思想家之一，意大利杜林大学教授布比欧（Norberto Bobbio），他从波斯湾战争到对南斯拉夫的攻击，都一直是欧洲最主要的“美国批评者”。他的立论，充分凝缩在《赞美善良：伦理学和政治学论文集》里。他指出，如狼似狐的政治、唯权力的政治，都不是人类得以终极安身立命的依靠。人类的大社会与小社会相同，都有贤愚优劣与强弱之分，但若以贤欺愚、以优辱劣、恃强暴弱，则世界的价值秩序即失去了原本的正当性。设若以贤助愚、以优济劣、以强扶弱，则愚劣弱的一方，也必会欣然承认本身之不足，从而风然景从。

　　而布比欧教授指出，当今的世界所走的却恰恰好乃是前一个路向，有的暴力、灭族、支配，都被合理化到了权力政治之中，人类价值之目的性遂告荡然。他赞美善良，要求重振曾经一度存在的谦卑、助人、自我节制、温和、心灵的高贵。并认为设若人类不能有此自觉，未来更大的灾难与兵连祸结，必将持续的出现。布比欧根据这样的价值，长期以来都是欧洲最主要的“美国批评者”。在他的批评中，其实也预见了诸如九一一或往后可能更大的悲剧，甚至浩劫。

善良价值沉沦　造就野蛮世纪

　　无论巴泽尔教授所谓的“高贵性”，或是布比欧教授所称的“善良”，都是这个时代日益欠缺的价值。当人类不再把“高贵性”与“善良”做为自我期许之目标，反而在权力的傲慢，有理由的自私，人们普遍皆单纯无知因而易受操控等恶性循环圈上持续的加添燃料，一个新的野蛮世纪，也就注定将在没有好的榜样中悄然随着历史的黑色翅膀而降。

　　失去了“高贵性”以及“善良”，政治已变成新的野蛮游戏，这乃是21世纪此刻的普遍现象，从台湾的内政，一直到九一一，触目所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错乱的激情，会让人性更加堕落的煽惑和召唤。在世界政治史上，被认为创造出了“高贵传奇”的林肯总统，他出身下流文盲之家，一路上进，并以高贵自期，最后将他所获得撒向全世界分享。他曾说过：“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及将向何处去，我据此而做出我的判断和选择。”而此刻的世界，人们所处的却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往何处去的黑暗中。

　　就以近年来的台湾选举为例，它再一次显露出台湾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对这个世界除了有着权力的傲慢与贪欲外，不但没有自我高贵化的期许，甚至连低限的谦卑自制也都不放在心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卡特（Stephen L.Carter）对当代选举政治的恶质性感喟至深，他延续着“高贵性”的思考，提出较低一级的“斯文”（Civility）的观念，认为只有在相互礼貌、忍让尊重，以及彼此倾听的条件下，人类的公共生活始有可能。他指出：“斯文乃是人们为了生活在一起而必须相互牺牲放弃的总量。当我们认为自己是无伴的旅客，则一切就会根据本能而行。并认为无须调整自己。我们必须为了别人而牺牲一些，这不仅仅是让社会生活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乃是它是一种尊重同胞公民的信号。认为他们无论在法律和上帝前，都和我同样平等。因此有关斯文的规则，也就是德行的规则。而当今的斯文危机，也就是大的道德危机。”

知识分子沦陷　正义荡然无存

　　而我们的政治人物当然不高贵，也不斯文，甚至连基本的逻辑也都混沌可疑。他们知道自己的劣根性，也据此看到别人的劣根性，遂反复的要去再剥削与再利用这种劣根性；我们整个社会就在这种相互的恶意下一再反复，不再有任何客观的凭据。当亲仇已成唯一判准，无论多么错乱颠倒的话语，也都积非成是的“仿佛”成了道理。而所有社会都有一些无畏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价值的最后守门人，但在台湾“政治正确”却裹胁了一切。知识分子泰半皆沦陷在“政治正确”中。他们选择性的寻找批评对象。本末错置，倒果为因，当他们的正义成了笑柄，使得“正义”这个概念也在台湾无存。当该发言而不发言，不该有声音时却杂沓乱语，最后是连 “知识分子”也告消失。

　　这是没有了“高贵性”与“善良”或“斯文”的世界，一切的政治语言则简化成了各式各样的“咒语”，它是同类间的辨识符号和彼此确认的身份证，而后以彼此间亲与仇来筑墙，今天互掷恶语，有一天则有可能互掷砖块石头。“咒语”当道，论证无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错乱当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司空见惯。

　　这是典型的“内耗”与“内爆”格局。一个社会当它没有了“高贵性”这样的质地，它就不再有任何力量来软化各种围墙。用政治语言来说，那就是它有如一盘散沙的局面即无法避免。民主政治不只是政党和选举这样简单的东西而已。它必须依靠另一些可以将公众黏合起来的介质，那就是某些高贵的品质，而我们的这种品质何在？

　　内政上看不到“高贵性”与“善良”这样的品质，而由九一一它也让人看到了当今的世界，其实也同样的如同一片道德荒原。一个愈来愈复杂的全球化世界，由于环环相扣，共同的脆弱性也就更增，这乃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局面，世界的再结构也就不能再依靠枪炮核弹，而必须仰仗“善良”，在“善良”的相互对待中，让人类往共同目标更集中。设若一切依凭枪炮，不但世界的孔隙里将滋生更多仇恨，仇恨的迸发，也将让全球共同受累。

利益主宰一切　残酷嗜血当道

　　而非常令人慨叹的，乃是当今的世界，却是一个不再有高贵榜样的世界，甚至连低限的同情与怜悯也不存在。30年来，全球赤贫国家已由20 余国加了一番，成了50国。10年前，富裕国家每年协助穷国还有600亿美元，而今却已减少一半。利益成了主宰一切的价值，枪炮则成了支配与控制世界的唯一工具。而这一切又都被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所包裹，再大的野蛮残酷也都有了理由。如果不以人废言，我们不妨好好去读一下本拉登那篇全球媒体几乎都不刊登的《全球伊斯兰Jihad阵线反犹太及十字军宣言》。那是一篇凄美如诗的证言，是全球阿拉伯人在世界失去了善良后所受伤害的见证。也正因为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许多杰出的欧美知识分子遂在全球都被主流媒体的国家战争动员弄得亢奋而嗜血无比的此刻，殷殷告诫的提出一个和林肯一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明在何处？将来要走向何处？没有了这个本拉登，我们怎能保证不会再有更大的本拉登出现？

　　一世高贵——在贫贱中高贵，在发达中更高贵的林肯，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乃是人类必须永不放弃对心灵与行为高贵性之追求，有高贵始能善良，小至一国，大至世界，人们始足以安身立命。在这个已失去了高贵性的世界，我们又怎能不格外知所警惕与自我责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