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西方导演来华拍的电影 得罪了全中国

1973年1月,长达3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反响甚大,与此同时,安东尼奥尼"破坏与我方的协议",以25万美元的高价将该片在美国的公映权售与美国广播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安东尼奥尼才于同年9月交于我方电影拷贝。该片在西方世界大红大紫之时,我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974 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虽然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无损于我国的一根毫毛",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我们还是要对他打上"一记响亮的耳光"的。以此为开端,几乎安东尼奥尼影片中涉及的每一处地方都有"代表"出来著文批判,这些批判文章最终结集为《中国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总字数达 12万字。

    不拍或少拍我们要他拍的

    究竟《中国》怎样激起我们的义愤呢?重翻批判文章,可略知一二。在首篇发难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中这样说道:

    " 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3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中国人民不可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以下材料出于此书只标明篇名与页码)

    愤慨之由呢?据说是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同上,第7~8页)"整个影片,没有一个好镜头,没有一张笑脸,看不见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的飒爽英姿,看不见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面貌,看不见新中国少年儿童天天向上、活泼可爱的脸庞,简直把中国人民丑化得不成样子。"(景平:《反华小丑的卑劣表演》,第32页)

    本意是想请你导演安东尼奥尼拍中国欣欣向荣,一派生气的面貌和成就,但全然不是。且看控诉和指责。

    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在批判文章中说:"在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却根本看不到广场的全貌,也没有天安门的雄姿。明明是阳光灿烂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广场的画面,却被拍得暗淡无光;明明是庄严的广场,在影片中却被描画得杂乱无章,简直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不许污辱天安门》,第64页)

    建筑工人张百发在《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说:"在他所拍摄的这部反华影片中,几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没有一所新建的学校,新建的医院,新建的体育场,新建的职工宿舍。偶然出现一幢像样的楼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过。他专门去拍摄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和所谓‘没有窗户',‘屋顶在围墙的后面'的四合院,而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由矮房、小胡同和一个套一个的四合院组成'。"(张百发:《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第45页)

    苏州市城市建设局顾小狗说:"明明睁眼就可以看到宽阔的马路,林荫的大街,他不拍,偏要乱窜乱闯去拍摄小街小巷;明明多次看到好多处新建的大桥,他不拍,却偏要去拍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河边小屋;明明看到运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轮和船队,他不拍,却偏要偷拍装运肥料的几条小船。"(顾小狗:《两个时代两重天》,第152页)

    中共河南省林县委员会第一书记杨贵说:"规模宏大的红旗渠,他无心参观,很少拍照;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他不拍,却专门拍那些枯河乱石;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去拍牛车、独轮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拉,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磙;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去拍老人和病妇。"(杨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164页)

    几乎影片涉及的每一处所写的批判文章,都是同样的句式:"×××他不拍,却偏要去拍×××。"

    原来如此。

    人家请安东尼奥尼拍中山陵,他不肯下车,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不拍!"(闻广辉:《揭穿反华小丑的无耻捏造》,第146页)当他拍南京长江大桥,他要汽艇向长江下游开,"对于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我们当即严正地加以拒绝,指出,‘开这么远还拍什么大桥?'这个帝国主义反华分子的阴谋被我们揭穿后,竟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叫嚷:‘不拍了,大桥是大家知道的,我不拍了!'"(乔功:《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不容丑化》,第144页)包括天安门,他没有去拍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却"不怀好意地专门拍摄人们的衣着、动作和表情:一会儿是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一会儿是迎着太阳咪起的眼睛,一会儿是衣袖,一会儿是裤腿......"

    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安东尼奥尼不愿拍"人人都知道的"东西所致。所以,他说,"凭良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

    安东尼奥尼后来不无得意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

    中国人民生气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不听话,不拍或少拍我们要他拍的,而大拍而特拍了我们不想让他拍的。于是,他就是反华,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

    木偶戏、布娃娃、球网、佛像、黑猫

    有什么样的"恶毒用心",就有什么样的"卑劣手法",安东尼奥尼不光在内容上不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现实主义""雕虫小技"。

    比如,"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

    再看一个被指责的"卑劣的电影手法"。

    " 党的一大会址门口,门前空无一人;镜头从会址门外的街上,摇至会址边门的胡同,门无人自开,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镜头再摇摇晃晃地推至阴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门又无人自开,出现一个阴森、暗黑色的楼梯;镜头从黑漆漆的门缝里推进门去,只能看见会议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壶,室内十分冷清。这一组镜头,光线暗淡,色调灰冷,气氛阴森,节奏缓慢,给人一种阴沉、恐怖、凄凉的感觉。"(刘香芝:《卑鄙的手法,无耻的谎言》,第105~106页)

    阅读这本批判集,过度诠释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运用的已然非常纯熟,其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一直高度警惕着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解说词,看他是否有攻击,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隐喻。

    比如,木偶的出现成为中国孩子和中国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场面,接上木偶泥娃娃的特写镜头",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 "红小兵"黄帅、冯培在代表中国少年儿童写的批判文章中说:"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儿园的时候,用布娃娃来讽刺我们的儿童任人摆布;拍照学生体育锻炼的时候,用球网来影射我们的少年没有自由。真是坏透了。"(黄帅,冯培:《我们红小兵的愤怒》,第89页)

    是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12岁的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里称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从此黄帅便"飞黄腾达"了,四处报告,参加国宴,好不风光,此系后话。

    有洪毅达者则说:"摄制者给影片安排了一个木偶戏演出的结尾,用来作全片"点题"的一笔,以此影射所谓‘影片主角'的‘中国人'是被人牵线而动的木偶。"(洪毅达:《反动的政治,堕落的艺术》,第111页)

    在安氏影片中,类似的"影射"还有:"当影片响起《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入威虎厅的音乐时,镜头画面出现的竟然是古庙里丑怪的佛像,还配上了‘咚咚咚'的佛鼓声响;同时解说词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代表幻想和象征的化身'。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我们的英雄人物不过是偶像,革命样板戏像念经。"(新文:《不许诬蔑革命样板戏》,第74页)

    "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场景中,无端地插入了被欧洲人视为不祥之物的黑猫的镜头。"(洪毅达:《反动的政治,堕落的艺术》,第113页)

    刚过世不久的作家浩然在观后感中这样说:"我一边看着安东尼奥尼的题为《中国》的影片,一边惊疑: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这是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吗?然而,影片摄制者正在那儿明明白白地喊叫:‘我们带着摄影机,开始了在今日中国的短暂之行',‘正是他们这些中国人,是这部影片的主角。'随着那些离奇古怪的画面的晃动,我的心胸燃烧起无法抑制的怒火。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华影片,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69页)

    浩然的怒火其实并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所拍是否真实,他不否认安氏所拍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认为的真实,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东西,这就如照镜子,你不能因为照出来的模样丑陋,就怨恨镜子,就不承认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浩然进而说,"一样的现实生活,会得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奇怪。戴着黑色眼镜看天空,会将充满阳光的大地看成黄昏,这也是常识。安东尼奥尼就是戴着一副帝国主义贵族老爷的墨色眼镜来中国的。"(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72页)

    譬如,在安氏眼里,林县是破败不堪,死气沉沉的,而在林县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立方等人的眼里,林县却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我们林县任村公社任村大队,位于太行山下,红旗渠畔,四面群山环抱,村中幢幢新房,一色青瓦白墙。田野铁牛隆隆,村里马达轰鸣,街中汽车往来不断,是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村。" (张立方等:《一切反华阴谋定要失败》,第173页)

    在工农兵照相馆、新大北照相馆天安门照相组的眼里,天安门的形象和气氛也不同于安氏电影里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照相组的同志几乎天天为这些工农兵群众拍照,每年至少要拍200多万人次,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是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所拍的样子。"(《我国各族人民无比热爱天安门》,第66页)

    我是反映真实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讲真实,因为"真实"永远只是唯一,真实是辩驳的利器,我们要占领这真实的"山头",以此来取得批驳安氏的胜利,再看看人民所揭发的安氏在拍电影时的"造假"底细。

    安东尼奥尼在上海炼油厂曾"做贼心虚"地说,"我们是反映真实的......"好,安东尼奥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呢?"工人评论组"这样揭露道,"他还要工人脱下新的黄色手套,换上破的旧的手套操作,否则就是不真实的。"可见,"他拍‘真实'是假,编造谎言是真。"(上海炼油厂工人评论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第132页)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南京五老村拍摄的先一天,安东尼奥尼"装着很高兴的样子" 先行"侦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径直闯进卫生站,妄想猎取他所用的镜头。当安东尼奥尼在那里呆了三个多小时,没能捞到他所需要的镜头时,他那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立即暴露出来,恶狠狠地说:‘你们是假的,事先准备好的,难道你们只有两个病人吗?'"(卫民:《可耻的反华行径》,第149~150页)

    从"突然袭击"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时刻都在警惕我们的造假和"事先准备",虽然不能判断我们是否真的造了假。

    还有事例,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中学里,安氏硬要跳舞的女同学把裙子换成裤子,并说:"你们中国人是不穿裙子的,我们意大利人才穿裙子,拍电影,就得换裤子"。"当天,安东尼奥尼还到南皋生产队拍摄社员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说:‘你们作了准备,墙壁是新刷的,标语(指‘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也是原来没有的,昨天来这里不是这样。'陪同的公社负责人揭露他:‘你有什么根据?弄虚作假是资产阶级的事。你昨天来就预拍了这里的镜头,可以拿出来对照嘛!'这个反华分子无话以对,只好忿忿地夹着他的摄像机溜走了。"(冯德等:《反映新中国是假,恶意歪曲是真》,第52页)

    安东尼奥尼还多次"无耻地要求"我们造一个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时,他"竟要我们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第52页)在林县城关公社大菜园大队要"做一个打架的场面",甚至诱说,"先摄一个打架的场面,然后再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镜头,意思是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思想问题。"(第178 页,第164页)在苏州,他"甚至要别人制造调解纠纷的场面,供他拍摄。"(第155页)

    这里同样要多打个问号,我们会不会因为要拍电影而让要跳舞的女学生把裤子换成了裙子?我们是否新刷了墙壁,新刷了标语?为什么安东尼奥尼非要打架镜头,而且不忌讳是摆拍?

    从安东尼奥尼的"卑鄙手段"来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认为并力图捕捉的"真实"。有一例可为证,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时,特地跑到一家银行储蓄所二楼的办公室,撕破窗帘藏起摄影机,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们不解地问,"这是什么‘真实'?"(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0页)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说的,"在中国,一个影像只要对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实的。"

    难怪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2页)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国人拍片要迎合国内领导人的心理,导演拍片要迎合国外票房的心理,好像谁也不比谁高尚到哪去。
要成长,但不以冷漠为代价
要成熟,但不以现实为代价
要成功,但不以卑劣为代价
要成全,但不以背叛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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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几个主语的话,其中的批判文章文体在现在的北韩到还是仍然还非常aktuell呢。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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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全面都做不到也敢称真实?
如果只抓黑暗面就叫真实,那恐怕除了上帝的天国以外都可以拍出地狱的效果,就看拍的人心里装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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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了精心布置的歌功颂德场面之外所有的场面都不能算作客观的话,如果客观的日常生活场景都算是黑暗面的话,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本身是黑暗的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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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zycoc1999 于 2008-7-17 21:30 发表
国人拍片要迎合国内领导人的心理,导演拍片要迎合国外票房的心理,好像谁也不比谁高尚到哪去。

高尚多了,票房代表很多很多人平常人,领导人代表很少很少的高高在上的人

迎合底层的人永远比迎合高层的人来的高尚
冬冤家,我有心将你打,却一个心儿怕;要不打,只恨你这冤家羞人煞;罢罢罢,低眉红了脸儿帕,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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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这个是啥时候的事?
冬冤家,我有心将你打,却一个心儿怕;要不打,只恨你这冤家羞人煞;罢罢罢,低眉红了脸儿帕,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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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五湖散人 于 2008-7-17 23:52 发表
如果除了精心布置的歌功颂德场面之外所有的场面都不能算作客观的话,如果客观的日常生活场景都算是黑暗面的话,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本身是黑暗的了。

客观的日常生活场景都在,就看导演的主观能动性怎么发挥了.要是导演选择性失明,怎样的客观都是扯淡.这种情况前阵子在德国媒体上发生不止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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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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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随便一个导演如果到北韩拍记录片,他绝对会得罪全体伟大的北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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