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第一愤青教授的质疑--教育究竟为谁服务

浙江大学一个礼堂里座无虚席，许多学生挤在过道里，听一名男子演讲。他个子不高，但声音宏亮，不时挥舞双臂：“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高分数、得到高额奖学金，我很痛心！我和她说，你这是在用青春换荣誉、争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后年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但我这是在救她！”

　　“中国的教育有太多误区。考进浙大的学生，大多是高分考生；也许，分数越高，学生受到的伤害越大，三分之二已经‘精神残缺’。”

　　一阵轻轻的嘘声，一阵轻轻的惊乍。演讲的男子提高声音继续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教着想当干部，要‘管’别人，要向老师‘揭发’同学上课没认真听讲。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样？！”

　　演讲者叫郑强，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听过郑强演讲的学生们自发地把听演讲的感受贴到校园BBS上：

　　“昨天演讲居然有29次鼓掌，实在太惊人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卫生间。台下寂静无声，除了发自内心深处的鼓掌和开心的笑声。”

　　“郑强，浙大第一愤青教授。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家伙……”

　　2000年，郑强应邀做过一次题为“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有人将演讲整理后发到互联网上，轰动了全国，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界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强烈反响。该帖至今仍在许多高校BBS上流传。

　　几年来，但凡有学校、部队邀请演讲，郑强只要有时间，都欣然前去。

　　对学生“慷慨”的郑强，对记者采访却总是婉拒。他说：“我很忙，如果一定要谈，我们只谈教育。”

　　“教育究竟为谁服务？”一见面，郑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因为教育经费取之于民。”

　　“你看那些金碧辉煌的大学校园和科技园区，再看看那些仿佛上世纪的破败的乡村小学，多么强烈的反差！这能体现对人民负责吗？”

　　郑强认为，中国存在很多对教育的错误理解，而这种错误的观念反过来影响了教育部门的决策。“我们不能一味地反对大学合并，通过资源整合建几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是应该的，对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利的，但不能一刀切地搞合并。几个大学简单地合并起来，在十年、二十年内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显然脱离实际！”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去落后地区工作，而条件好的地区对大学生的吸纳饱和。大城市里，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这种恶性现象还在膨胀。依我看，中国的教育观、人才观出了问题，中国教育不能盲目追求培养高层次、高科技人才。”

　　“中国现在的急迫需求是什么？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更不能把培养少数精英作为首要任务。”

　　几年前，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全国各地的名校都派老师前去“挖人”，郑强也受命而往。“我上了台，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叫‘play games’，意为‘玩游戏’。难道有一两个学生得了奥赛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是世界顶尖的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

　　身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的郑强，2003年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们总是焦急地盼望能得一次诺贝尔奖，这种心情很正常。但如果我们得到了，那也许是投机。我们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就证明中国是世界第一吗？我们的积累显然还不够嘛！”

　　记者问，这么尖锐的话，在会场上有什么反响？郑强笑：“底下坐的，大多是院士、大学校长，还有将军，全给我喝彩呀！”

　　采访中郑强感慨：“我们现在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不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这太可怕了。什么是素质教育？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说会外语、会电脑、会钢琴就是素质教育；我说不是，只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再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毁掉的不是一代人。”

　　几年前，一个学生考上郑强的硕士研究生。家长送孩子来学校，第一次见郑强，就送上一个“红包”。郑强当然没有收，“你看，我们都在教育孩子什么？从幼儿园起，就教他们当官、送礼，这能行吗？”

　　对于时下大学里流行的“企业家教授”、“官员教授”，郑强毫不掩饰对这一现象的批评。“的确，既学问成功、产业化也有作为的教授，浙大就有。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大学的根本宗旨还在于传播知识、教书育人。教授的专长也在于教书和做学问。大学绝不能办成老师谋生路、官员谋头衔的场所。一个企业家，有点名气，就把他聘到大学里当博导，他有这个能力吗？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官教结合’、 ‘商教结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官得其所，商得其所，教授得其所，而失去的是教育的神圣性与纯洁性，受害的是大学的主体和主人———学生。”

　　郑强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和历届毕业生的留影。尽管得过无数荣誉，郑强最在乎的，还是“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这顶桂冠。

　　他指着书橱里的奖牌介绍：2001年，浙江大学第一次评选这个奖项，由全校的老师和学生投票。我当时不教本科生，只有大约40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能直接听我的课，但是却当选了，或许和我经常演讲有关吧。

　　此后，浙大又通过这种方式评选了两届“教书育人标兵”，郑强两次当选，而且据说都以最高票当选。

　　郑强对学生就像对待孩子：给年纪大的学生介绍对象；给经济困难学生送上回家路费；他还特意买了冰箱、微波炉放在办公室给学生用。

　　偶尔，学生们还是会觉得郑强有点“苛刻”。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向一家学术刊物投一个快报，他们同意发表。按照学术界惯例，一个实验有初步结果，可以先发一个简单的快报，等到论文系统完成，再发表全文。结果由于杂志社方面的原因，全文反而先于快报发表了。郑老师打电话到杂志社去，要求取消那篇快报的发表。这样，我们就损失了一篇我们特别看重的、毕业所需的SCI论文。我们真舍不得。但是郑老师说，应该追求学术的纯洁。”

　　郑强竟然还是一位唱歌高手，2004年9月，他刚获得浙江大学教职工演唱大赛一等奖第一名。说起唱歌，郑强颇有几分得意：“好些声乐专业的还唱不过我呢。”学生们说：“郑老师也许是全国非音乐专业教授中最好的男高音，也应该是全国男高音里最棒的非音乐专业的教授。”

　　郑强是78级的大学生。他说那个特殊年代铸就了他的“野性”，培养了他广泛的爱好。而目前中国的一种怪现象是他所厌恶的，那就是：该玩的时候没有好好玩，该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该干的时候没有好好干，该歇着的时候没有好好歇着。“对这种现象的形成，教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消除这种现象，教育应该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值得我们深思。” (本报记者蒋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