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不能忘却的记忆 六四周年祭

五湖散人

（本文作者似为王超华） 2007-06-03
历历在目、惊心动魄（上下）

上

「六四」虽然过去十几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里，我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使人们对这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般人认为，「六四」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

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制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暴风雨即将来临

部队在六月三日凌晨采取轻装突袭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失败后，整个北京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三日中午部队在六部口一带第一次对群众施放了催泪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里，电视已开始反复播送北京戒严指挥部的通告，禁止群众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里。我们都感到军队要采取强硬手段解决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吃完晚饭，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来到木樨地的复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没有人，人们是否都呆在家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约八条车道宽的大街上挤满了人，到处在议论头天晚上和当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把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放在眼里。许多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非常掂念，担心会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样，遭到武力镇压。有些人开始把间隔汽车道和自行车道的水泥墩横到路中间，有些人把停在路边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车总站的三二 ○ 路汽车和一一四无轨电车也推过来横在路上，以图阻挡军车。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边一栋高层住宅，站在十层的窗户前往下看，整个情景尽收眼底。宽约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视线所及全是人，看来这些人准备像「五二 ○ 」实施戒严那天一样，用身躯把军队挡在城外。更令人吃惊的是路边堆满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车，表明许多人是骑车从其他地区赶来看热闹的，因为他们知道复兴门外的复兴路一带是军事机关的集中地，驻满了来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而复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必经要道。看着这成千上万的人（我估计这时约有百万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一个震惊世界的惨案将在他们当中发生。

军队开始强行推进

晚六点左右，数架军用直升机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飞来，在木樨地低空盘旋了几圈后向西飞去。我分析上面坐着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在观察形势，分析动向，向中央汇报。直升机的到来使气氛顿然紧张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意识到部队要行动了。

这时，上百辆摩托车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几乎每辆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们高呼着口号，呼啸而过。这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在当时起到联络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据说是由一批个体户和干部子弟组成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些人具有购车能力。「六四」后他们成为公安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摩托车的到来使群众立刻兴奋起来，人们闪开路，让他们通过，许多人向他们挥手致意。

大约在八点钟，有人开着摩托车从西过来，大声喊道：「部队已过了公主坟，那儿的群众正在奋力阻挡，快去支持！」许多人骑上自行车向西赶去，有数百人将五六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把桥上的快车道完全堵住，这时木樨地已处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九点多钟，我站在高楼上，已能听到西边远处人群的呐喊声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天已非常暗，虽然路灯亮着，但仍看不清远处的情况，只能凭声音感到部队已挺进到离木樨地不远的地方。

这时已不断有受伤的群众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我一看有人受伤，立刻跑下楼去，迎面碰上一个头部受伤的小伙子，一面用手捂着淌血的头跑向复兴医院，一边大声地骂着：「真他妈地动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军队和群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不顾一切向西走去，穿过木樨地桥上的人行道，来到了桥西。

用血肉之躯阻挡军队

眼前的情景使我震惊，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几十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与距桥还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队对峙着，你根本无法挤过去。这人群一会儿向前涌一下，一会儿向后退一下，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向左拐，插到马路南侧中联部的北墙边，沿墙向西穿过人群来到北京铁路局门口，站到了已经挺进到北京铁路局门口部队的右侧，目睹着部队向前推进。

站在部队前列的是防暴队，大约有近百人，他们一手持齐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缓缓向前推进，后面紧跟着的是坦克，再往后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装甲车。在场的群众分成两部分，围观者站在马路两边，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喊口号，但尽量避免与军队冲突；阻挡军队的群众则站在路当中，与军队对峙着，站在前列的是学生，其中不少是女学生，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与军队约有三十米的距离。

看得出来，那天部队出动，采取了由防暴部队强行开路的方式，与企图阻挡军队的人们直接发生冲撞，这样，人们再想采取五月二十日戒严时那种靠近军车以至横卧在车前用身躯阻挡军队的意图根本无法实现。但即使这样，学生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军队只是执行命令，与军队发生冲突只会激化矛盾，并给当权者提供镇压的把柄。他们仍然存在着幻想，想以和平宣传的方式去感化军队，影响军队，最终阻挡住军队。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部队根本不为任何宣传、呐喊甚至哭泣所动，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着。后来我听一个在总政工作的朋友讲，军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队的部队必须在凌晨四点天亮以前占领广场并将广场清理完毕，因为北京饭店聚集了大批外国记者，一旦天亮，天安门广场的一切情景都会被拍摄下来。

这时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队冲撞所激怒的群众中，有人从学生背后扔石头向部队还击，但在钢盔和盾牌的保护下，防暴部队根本受不到任何伤害。但当防暴部队拣起石头回击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墙后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发生的情况，因此石头扔过来时，十有八九落在后面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不时有人头部被砸伤的原因。学生们想制止这种暴力行动，他们向后面的群众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无济于事，混乱的局面使他们显得那么单薄无力，他们无法阻挡住军队的前进，也无法制止某些人扔石头，他们夹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涛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和冷静的头脑，同时为他们所处的无奈困境而难过，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层住宅楼上。

大约在晚十点左右，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桥西头，但被横在桥中的车辆挡住。部分学生和群众已通过桥上的人行道撤到桥东头，和木樨地的群众汇合起来。双方被二三层车辆隔开，形成了一种僵持局面。这时防暴部队失去了作用，他们不敢在没有坦克、军车跟进的情况下通过桥上的人行道继续前进。

过了一会儿，防暴部队退到坦克后面，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的巨响，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用身躯同现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较量，也是人们对当局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学生而产生不满的一种发泄。我被这壮观的景象所激动，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于是双方的较量进入更紧张、更激烈的阶段，上千人随着催泪弹的爆炸而散开，又随着烟雾的消失而汇聚，与坦克进行着搏斗，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在任何电影中见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斗争史上所罕见的。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劲地祈祷着：“上帝保佑部队别过来，上帝保佑部队别过来！”

军队悍然开枪

突然坦克发动机的马达声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还没使人反应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时只见桥头的群众四散奔逃，仅仅十几秒钟，桥头及附近的马路上已经看不见人了，人们全都躲进了公路两边的树丛中和建筑物后。近百名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从桥上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在桥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时地向前方盲目射击。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通道。这时，桥上的无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但因被坦克推到桥边上，对过桥的部队构不成威胁。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四十分。

这支由三十八军为主组成的西路第一梯队开始过桥，杀气腾腾地向城区推进。走在前面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车队两傍，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冲锋枪的步行士兵护卫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两边开着枪。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冲锋枪或机关枪左顾右盼，偶尔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天空。

这时，没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挡军车，路边的群众已经有人中了枪弹，知道部队开了杀戒，他们只是躲在路边暗处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但我们这些在观望的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部队是在打橡皮子弹或一种没有弹头的演习弹（我在部队时，被称之为空爆壳）来吓唬群众。当我身边的小姑娘问我部队为什么开枪时，我还安慰她： “那不是真子弹，是吓唬人的假子弹。”这时，有子弹打在路边的石阶上，蹦出了火花。两个年青人为此发生了争论，一个说：「是橡皮子弹！」另一个反驳道：「橡皮子弹打在地上怎么会有火花，是真子弹！」我当时还插话说：「我认为不会是真子弹，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没必要真开枪，他们只需要打打演习弹吓唬吓唬就行了。」正因为在楼上观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样想法，不相信部队会开真枪，因此并没因为枪声大作而躲进屋里，特别是部长楼朝北的几十个公用大阳台，密密麻麻站着几百人，因穿着浅色上衣，在背后室内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注目。

部长楼遭到枪击

枪声越密集，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反映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伏彼起。那儿有口号，士兵就向那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里，场面十分恐怖。

突然，我们所在的楼上有人高呼口号。只见士兵们立刻抬起枪口，向楼上扫射过来，首先是无轨电车用的电缆被打断，闪出火花，接着子弹打在头上的水泥墙上，爆出火花并掉下水泥块，这时，我们才大梦初醒，知道部队开了杀戒，吓得全都蹲了下来。当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时，一个更为恐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士兵们正向部长楼扫射，阳台上数百人惊恐万状地跑回屋内，各家的灯就像听到了空袭警报似的，一下子全关上了。整个木樨地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据住在二十二号楼的朋友后来讲，住二十二、二十四号部长楼的数百老干部对部队向部长楼开枪十分不满，住在这里的部分全国人大常委，还对被枪击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仅二十二号楼就有二十八户家里打进子弹。有些人把打进屋里的子弹头作为证据交给了人大常委。

部队的任务是向天安门进军，有人喊口号并不影响部队的推进，更不存在威胁战士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要开枪？何况喊口号的人躲在暗处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楼的方向开枪，将会有多少无辜受到伤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考虑。北京的群众只是从电视里看到，在国外有的国家如以色列向投石头的巴勒斯坦人民开枪，就已经十分残酷了，但还没看到向喊口号的群众开枪的国家，更没想到发生在中国。当时我的感觉是，士兵们似乎得到某种命令，凡是没按戒严指挥部要求呆在家里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里被打死，最多也是个误伤致死，部队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部队已通过了一半，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二十五号楼和部长楼即二十二号之间停下，跳下三个干部，躲在车的一侧，不知什么原因，向二十五号楼疯狂射击。据我所知，坐这种车的人至少是营团级干部，难道他们也不懂得这种向居民楼开枪的严重后果吗！一些战士不但开枪，而且还烧车。一辆曾被当作路障的三二 ○ 路的公共汽车被坦克撞坏后停在二十号楼前路边上，当部队快要过完时，几个步行经过该车的战士顺手将车点燃，以图造成发生暴乱的证据。事后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号楼并亲眼目睹战士烧车的军队干部，在和我谈起此事时非常气愤：「太不象话了，这不是在搞国会纵火案吗！」

大军过后，平民死伤枕藉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浩浩荡荡的部队全部通过了木樨地，密集的枪声转移到东边市区。到这时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楼下群众中有多大伤亡，因为在马路上看不到一具尸体，而群众躲在路边绿化区的树丛里，那儿没有灯光，从楼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当部队通过后人们又涌到公路上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约有上千人抬着尸体、扶着伤员从四面八方奔向复兴医院，这些伤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轮车拉着，有的是几个人抬着，有的是用自行车驮着，有的是靠人扶着。这些在木樨地伤亡的群众，没有一个是阻挡军队时被击中的，也没有一个是像邓小平讲的是在战士生命遭到危害时不得已被迫还击造成的，他们都是躲在路边的无辜受害者。

看到这种情景，我跑下楼奔向复兴医院，想进去看看。到了医院门口我却望而止步，到处是伤员，到处是血，到处是被愤怒、恐惧扭曲的面孔，到处是喊声、哭声和伤员痛苦的叫声。这情景让我浑身发抖，心里充满悲愤。我实在看不下去，转身往回走，这时几个护送伤员的中年人从医院出来，对我讲，医院里全是伤员和尸体，急诊室里的血能没脚面，那情景太惨了，你没进去看也好。

回到公路上，那儿又是另一番情景：许多人在拣子弹壳，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许他们觉得很好奇，想带回去作个纪念。还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边的汽车、水泥墩子又推到马路中间，再度筑起路障。不过这时人少多了，许多人被这屠杀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动。有些人在目睹了这一切后身心都十分疲劳，回家休息了。留下来的，显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复兴医院的女医务人员最为突出。她因被医院里的惨像所激怒，身着医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马路上，指挥着数十人把那辆被军队烧坏的汽车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轮胎烧坏的原因，车很难推动，她大声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声音响彻夜空。

我感到十分疲劳，心里也乱到极点，一夜之间人民军队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对党也失望到极点。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才知家里的人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看到我回来，才放下心来。木樨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大家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入睡，除了开枪、死人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外，就是担心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命运。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拿着照相机到复兴医院拍照片，经过二十二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之间时，看到有人正在介绍昨夜部长楼里有人被打死的情况。原来部队向部长楼开枪时，有两个人在楼上被打死，多人被打伤。死者一个是住在二十四号楼八层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他当时去厨房喝水，把灯打开，背对窗户倒水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关山复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十分有经验，他在确定女婿身亡后，并没把尸体立即送往医院，而是保护好现场，并通知了有关部门，以证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杀。后来听说，他先给当时和他住同一楼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家打电话，但无人接电话，原来李锡铭事先知道部队要开枪后，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个死者是住在二十二号楼十三层的中联部老副部长李初梨的保姆。当时，八十多岁的李老想看看部队怎样挺进北京城，让在他家照顾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岁保姆陪他到阳台上去。保姆站在李老身边，被子弹击中腹部流血过多身亡。

有人讲，部长楼对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楼里，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是国家计委的某司机的夫人，在家中刚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被从窗户外打进的子弹击中。有一个老者插话说：“北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日本人进北京时，只是在卢沟桥打了一仗，城里人没听见枪声。四九年北京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没见过开枪。这一下可好，共产党让北京的老百姓长了见识，你们到复兴医院看看，停尸间的尸体都摆满了，许多尸体不得不摆在外面的自行车棚里。”听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医院走去。

医院门口贴着两个通告，一个显然是昨天晚上抢救伤员时贴上的，大意是凡是脑部受伤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没有脑外科大夫，请将伤员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或海军总医院。另一个则像是早上贴出来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别，因医院无处停放尸体，天气又热，尸体无法保存，医院将在几天后将尸体送去火化，希望家属单位尽快来认领。

在死者名单上，许多人只有性别，没有姓名，看出来这些人送来时已经死亡，而送他们来的人又不认识他们。我数了数，名单上一共有四十三个死者，其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一个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机，知道我想拍照，告诉我，医院不让进，因为上级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医院采访，但自行车棚因在医院外，医院管不了，那儿有许多尸体。

我来到自行车棚前，门口有人守着，只让认尸体的人进，但可以从门外看到里面的情景。地上摆着十几具尸体，全用白布单罩着，有几个寻找失踪亲人的人正在查看尸体。一个医生看见我在照相，走了过来，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干什么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谈谈。她详细讲了头天晚上抢救的情景。

她说，医院并不知道部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和往常一样，各科只有一个医生值班，整个医院没有多少医生护士。当伤员像潮水般地被送进来时，医院完全束手无策。一夜之间有三百八十多个重伤员被送了进来，比当时的医生护士多十几倍。所有的手术台包括产房的接生台都用来抢救伤员，所有的手术包全用完，没有办法，只能简单消消毒再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血浆。医院的血浆全部用完，给血库打电话要血浆，血库的回答是：送血浆的车过不来，到处是部队，见到在路上跑的车就开枪。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一边抢救一边哭。当他们看到许多年青人送来时还是活着，仅仅因为没有血浆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时，心都碎了。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这么惨的情景，整个晚上，眼泪都哭干了。

据她所知，送到复兴医院的伤员只是从木樨地桥以东到礼士路以西这大约 500 米范围里的伤员。木樨地桥以西的被送到铁路医院，礼士路、复兴门立交桥一带的伤员被送到儿童医院，西单一带的送到邮电医院，天安门一带的送往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医院。全市有四十多所医院被送进伤亡者。

北京部分医院群众伤亡真相

后来，我又接触到其他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儿童医院的一位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正在值夜班，听到枪响她还出来看了看。当时部队正从复兴门立交桥上通过，群众都躲到立交桥下的西二环路上。部队一边向东推进，一边从立交桥上向二环路上的群众开枪，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面。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

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她们将名单撕掉，保护了伤员。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

北大医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对我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讲，天安门金水桥前、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当局讲“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只能骗不在场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她还告诉我，从有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在所有参加抢救的医院中，协和医院的尸体最多，达一百多具，主要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这不到一公里范围里被打死的。

后来，部队陆续到达，将天安门广场封锁起来，拦住急救车，不许将伤员送出。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医生们向部队反复宣传、交涉，作为红十字组织的人员，他们有责任抢救任何伤员。战士却说这些受伤者都是暴徒，不能带走，有的甚至企图向插着红十字旗的急救车开枪。眼看就要发生血案，一位随军女医生跑来，厉声制止住战士，她高喊着：「不能向红十字人员开枪！就是在战场上，红十字人员抢救敌人伤员，也不准开枪。你们可以检查车，只要里面是伤员，就应当放他们过去。」这才解救了他们。这位老医生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这种待遇。有些军人素质太差，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凌晨四点前，退缩到烈士碑周围的学生全都撤走了，却有二三十个医务人员及急救车里的一些伤员被扣在天安门广场。也许他们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让人民知道的情况。他们一度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前，直到七点才被允许离开。

我从其他方面得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盲目开枪，除了造成围观的群众大量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部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们的心灵上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况。六月六日，她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他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来学校时，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旁，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

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解放军充满恐惧。散步时，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 她幼小的心灵始终笼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历历在目、惊心动魄（下）
天安门旁埋尸灭迹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情况不但说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而且埋尸灭证。他说，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首先是处理尸体。他们担心尸体如送往医院或火葬场，外界盛传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将得到证实，于是决定就地埋葬。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使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
他认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大红人、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的小姨子，其儿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个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听到部队开枪后，不顾家里人反对，跑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结果再也没回来。以后几天，家长、亲属跑遍了全市参与抢救的四十多所医院，检查了所有的尸体、伤员，都没发现其儿子的踪迹，于是向北京公安局报了失踪案。因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北京市十分重视。十几天后公安局通知家长到一所医院认尸，这才找到了失踪的儿子。
原来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人大会堂对面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邓小平六月九日对参与北京平暴的部队师以上干部讲话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又能回到位于天安门区域的学校上课。不久学生们发现学校门前的花坛里散发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发现了许多尸体，学校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发现尸体中有一具穿着军裤，首先怀疑是失踪的军人，将这具尸体送到某医院停尸间（其它直接送到火葬场火化），通知戒严指挥部让各部队来认领。结果不是军人。这时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着军裤失踪的，便通知其父母来认尸。我的朋友讲，正因为诸多特殊因素，这个埋尸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该尸体不是穿军裤，或不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公安局早就把这具尸体与其他被挖出来的尸体一齐秘密火化了。至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到底私下处理了多少尸体，也许只能在「六四」平反后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军抗命哗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里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
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里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
到了下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关在军队监狱里，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面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命令即撤走了。后来得知，奉命进京的部队中，因不愿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而抗命的将校级的军官就达一百多人，为此当时脱离部队的军人达一千四百多人。
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证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六四」之后继续疯狂滥杀无辜
由于部分部队没有执行军委向围堵的群众开枪的命令，未能接应上已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三十八军、二十七军〔先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待命，等三十八军占领天安门广场后出来参与清场〕等部队，使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一度成为失去后援的孤军，天安门以外的地区仍被市民控制着，加上北京市民对部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部队缺水少粮，并使一些部队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六月五日、六日两天，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每天派坦克、装甲车队从东向西进行示威，经过木樨地一直开到军事博物馆，边行进，边向两边开枪。当时传来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驻守在军事博物馆的抗命的二十八军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却倒了霉，部队的盲目开枪不断造成群众新的伤亡。
六日那天，我正在复兴医院门口，亲眼目睹坦克车上的一个军人，向一名吓得从路边往二十三号楼跑的十三岁的男孩开枪，将他击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军人打手势，请求军人允许他们过去救这个孩子，但遭到军人的拒绝。面对着枪口和杀红了眼的士兵，无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直到坦克完全过去后，人们才跑了过去，抱起这个孩子向医院奔来。同时住在部长楼的一位中年人抱着在屋里被打伤的女儿也向医院跑来，许多关心这两个孩子命运的人也跟着跑了过来。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被军队无辜射杀，我极为愤怒，「六四」都过去两天了，部队还随便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难道这就是人民的军队？
正好有两个外国记者带着摄影机在木樨地一带采访，也随着人群来到了医院，在门口被医院工作人员挡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规定，不准记者到医院采访。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们把无法向军队发泄的愤怒全发泄到这几个医院工作人员头上，一边高呼着：「让记者进去！让记者进去！」一边从后面推着这两个外国记者硬是挤了进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滥杀无辜的军队，人们愤怒而又无奈，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外国记者身上，希望他们能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让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这场屠杀。
这支坦克部队过了木樨地桥后，继续向路两边的建筑物开枪，结果闯了大祸，将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室坚持上班的铁道部总调度打死，震动了中央高层。当时北京的情况是部队进城后，因为人们的安全无保证，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停驶，单位都不上班，只有铁道部的职工坚持上班。中国的铁路是中央直管系统，铁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国铁道将陷于瘫痪，因此国务院下了命令，铁道部必须上班。铁道部的职工在没有公共交通、部队随意开枪的情况下上班本来就有困难和危险，没想到上班时在屋里还有杀身大祸，激起全体职工强烈不满。
部队随意开枪射杀无辜老百姓，无人通报中央，杀了也就杀了。杀死了重要人物，再想瞒就瞒不住了。铁道部长李森茂当即给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了电话，质问：今天都几号了，部队还随意开枪！罗干立即与杨尚昆通了电话，通报了部队随意开枪打死人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司机在送刘澜涛的孙女去医院看病时，被部队开枪打死的事也闹得挺大。部队这种种不断激起民愤、不利于稳定局势的做法使军委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占领天安门广场有功但杀人杀得眼红的部队调出广场，换上其他部队，以使北京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但这支部队并不就此罢休，七日早上从天安门广场撤出途中，又在建国门向外交公寓随便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时造成驻京外国人大逃亡。
欺骗群众，编导「拥军」镜头
部队进城三天了，与北京市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电视新闻里没有任何群众拥护、欢迎的镜头，而这时，全国许多城市暴发了反对军队开枪、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国际上的反应更为强烈。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欺骗舆论，部队在群众伤亡大、在国内国际有影响的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
六日下午，当木樨地的群众正在为上午部队滥杀无辜而极为愤怒时，从西边开过来许多军车、坦克，停在木樨地桥西，其中两辆坦克车和一辆军用汽车驶过木樨地桥，几个军人走下来，向怀有戒心的路边群众宣传，他们是「三十八军」的，现在来清理路障，把被烧坏的二十八军的车辆拖到军事博物馆，晚上准备打进天安门广场，解决「二十七军」的问题。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是二十七军的部队，外电也是这么报道的，因此对二十七军恨极了，而三十八军军长抗命的消息也传遍了北京城，人们对三十八军充满好感。现在一听说「三十八军要来对付二十七军」，无不欢欣鼓舞，人们立即把军人围住，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我当时也带着孩子跑了过去，同这些军人握手。有的老人向军人痛诉「二十七军」的暴行，要求「三十八军」一定为死难者报仇。一位住在二十四号部长楼的年青人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一位军人，告诉军人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录下的「二十七军」在木樨地开枪的录像，作为「二十七军」的罪证。一些年青人还爬上坦克，挥手热烈欢呼。几天了，人们从来没见到这么可亲的军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许多人主动帮助部队将路障清除掉，为部队进城创造条件，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叫人感动。这时，一位站在后面军车上的手持摄像的军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拍了下来。
这天夜里，几乎所有住在木樨地的人都十分兴奋，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军」挺进天安门时刻的到来。但一夜静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早上七点左右，有部队从天安门方向撤了出来，但没见有部队从西边进去。一直到晚上七点，电视新闻里播出木樨地的群众热烈欢迎军队进城平暴的新闻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当。有的人一边看新闻一边骂：「为了骗取群众的拥护，不惜编造出三十八军要打二十七军的谎言，没想到政府、军队都已堕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北京的第一条拥军新闻，又是发生在木樨地，在当时影响很大。
恐怖的大搜捕与医院里反搜捕的斗争
部队控制北京后，立即开始全市大搜捕。当时抓人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靠举报，戒严指挥部设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那时抓人根本不经过司法部门，也不按司法程序办，凡是被举报的，部队也不作调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先打一顿，有的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抓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有人为了报私仇，编造假话将仇人举报，结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来。
我姐姐的一个邻居，是位妇女，「六四」期间根本没上街，不知得罪了谁，被人举报了，被部队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后因证据不足放了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工厂一个车间主任主张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对车间里支持学生的年青工人，不但训斥，扣发他们的奖金，还威胁说要向部队举报他们。这几个年青人决定先下手为强，打电话将这个车间主任先举报了，部队立即将他抓走了。厂领导得知后十分吃惊，立即到部队去讲情，说他是全厂表现最好的干部，绝不可能上街向军队扔石头。但已经晚了，这个干部被部队打成严重内伤，回家后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情绪极为低落，对部队由拥护变为反感。
部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伤的都是无辜者，于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
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医院曾抢救过数百伤员，凡是胳膊、腿等非要害地方受伤的，都让他们治疗完就走人。有二十多个重伤员留住在医院里。当部队拿着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政府联系；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将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员已全部转移完，使部队扑了个空。这反搜捕的情况在许多医院发生过。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他医院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了。
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的冲洗胶卷的店铺、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相的人很多，胶卷里的有关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镜头的，一律没收，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军队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
「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自豪。
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认为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复，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低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 ○ 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
邓小平后来对戒严、部队开枪一事到底怎么看，我一直期待他的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下卷的出版，看看上面是怎样介绍 「六四」时邓的情况的。但从上卷出版后 14 年过去了，下卷迟迟出不来。看来这一段历史资料最全，但最不好写。我们可以从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回到北京，在万里陪同下到首钢的讲话看出一些端倪。邓说：当时把情况估计的严重了，现在来看，当时可以不采取那种做法（指动用军队）。这使我明白，邓为什么不让开展庆祝 「平暴」 活动了。
戒严之初，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和陈再道、杨得志、叶飞等八位老上将曾联名上书，反对动用军队对付老百姓，在国内外影响极大。这些老将军，在军中影响很大，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文革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扣下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形势逼的毛主席穿着睡衣离开武汉，但主席还是保了陈再道。「平暴」后，邓小平委托陈云、彭真等老人去做老上将的工作。据陈再道身边的人讲，彭真去做陈再道的工作，碰了钉子。彭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陈再道说：那就在中央内部解决，调军队干什么？！彭真说：学生后面有台湾、美国插手。陈再道说：这是公安部、安全部的事。毛主席创建的部队，从来没对老百姓开过枪！「平暴」时，张爱萍在解放军三零一总医院住院。据医院的朋友告我，当电视报道「平暴」取得伟大胜利时，张爱萍用拐杖敲着地说：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算什么伟大胜利！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历史会对「六四」做出公正的结论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两边的高层公寓仍然如旧。我漫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地铁标志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志却保留了下来。接着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寓楼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当局为了掩盖部队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志，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早已对「六四」事件做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做出的，而是由后世做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更为严重的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的「二 • 二八」事件来讲，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压找到了共同的借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站不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及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五湖散人

痛忆“六四”惨案片断



胡亦广

    本站按：本网站开通，胡亦广先生发来此文。此文曾刊载于2006年6月5日的《华夏文摘》，胡先生表示，此文是对“《64死亡者名单》中一些文字描述的纠正和补充”。我们认为，此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故予以转载。

　　　　　　　　　　　　　　　　

　　八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作为一个目击者，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心总是作痛，脑海里各种残暴的惨像不断涌现，常常梦见，挥之不去。曾见报载，吴祖光先生（著名剧作家，已故）在政协有发言，要求判决陈希同两次死刑。因为除了陈犯有重大贪污腐化罪外，还应该对夸大和慌报学运实情，造成“六四”惨案负重大责任。另外，见报道许家屯先生（前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在邓小平去世后，评价说：李鹏、陈希同等人，在“六四”惨案中夸大事实，向邓小平慌报北京当日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要求军队进入屠城。我非常赞同他们的意见。李鹏、陈希同实在罪大恶极，罪责难逃。可是，最不得人心的李鹏，居然可以不倒翁似的占据高位至全身而退，岂非咄咄怪事？关于他的政治笑话，比比皆是。我曾听到过一句口头禅，当众人讥笑某人愚蠢不堪时，经常会说道：“怎么你连李科长都不如呢？”暗指李鹏的智商低，顶多就是个科长级。

　　八九年四月初，胡耀邦逝世后，首都大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罢课上街抗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动乱，必须制止。责胡启立起草社论“动乱必须制止”，发表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上。我马上想起，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初，“人民日报”也曾有过一篇社论“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文中举引了许多历史，说明任何革命运动的先声都是青年学生，凡镇压他们的都没有好下场。对照后面发的社论，自打耳光，实在讽刺之极！

　　“六四”惨案究竟有没有死人？死了多少人？沸沸扬扬，争论不休。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张工（戒严部队发言人）、何东昌（教委主任）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咬定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七年之后，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注意邓小平还没死）居然还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平民。解放军官兵倒是死伤了许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他的这话至今在美传为笑话。事实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死亡上千，全副武装的军人仅意外死亡十二人。事后还全被追授为所谓“共和国卫士”。让我们先来回顾这十二人的死因吧。据后来举办的“平暴展览会”透露，其中六人是一个班的士兵，在乘卡车进城，路经西郊一路口时失控翻覆，油箱起火被活活烧死；有一个军官在指挥军车倒退时被另一驶过的军车压死；有一个装甲兵是在北京郊外长辛店坦克工厂安排坦克从火车上卸地时，不慎被翻落的坦克压死；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约四十多岁，是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那晚，他身穿白衬衫和便裤，带着闪光灯大相机，在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照相时被自己人的屠城士兵射杀；最后三名官兵是在西单、阜城门、崇文门被挂尸。他们的死因疑团重重，因为，在事后处决的一批所谓“暴徒和凶犯”之一，一直呼喊冤枉，说自己仅对尸体施过虐，不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当局一方面声称在“广场上”平民、学生没死一人；另一方面竟反称军方是受害者，死伤过千，混淆视听。以此骗取北京之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迟浩田在文革时期任过苏州市军管会主任，就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当时苏州市的群众派性严重，常常武斗，死伤累累。后来迟调任权力圈外的“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最后靠着派系又当上了国防部长。当年，台湾民选总统，中共武吓之时，电视台曾播出迟在人代大会一个省组会上发言片断，居然说出了与中央政策相背的老黄历话：“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就该解放台湾啦！”中共十几年来早已摒弃了这讲法，改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了。也许迟说的是大实话，泄露了中共统战背后真意。在“六四”惨案上，全世界都知道袁木、迟浩田等人是光天化日下撒谎。为什么他们明明清楚镇压杀人的事实，还要冒世人耻笑，睁眼说瞎话呢？我有根据说，他们这样违背良心的作法，全是表演给邓小平看的。

　　八九年六月七日，一直在武汉的邓小平赶回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记录是绝密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中央各部司、局级的干部。我非常奇怪，去年在美国出版署名张良的“天安门文件”中竟然没有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现在，我将记得的要点，特别是邓的发言写下，对了解惨案的真相，也许有点帮助。若要还原历史，只有等文件解密时才行，可惜中共没有这种胆量和制度。文件先陈述了四、五月份来，北京学生和群众的示威活动形势。特别是五月中旬，上街游行人数达百万以上，参加者有学生、中央机关干部、军警法检、士农工商等。李鹏、陈希同等人认为局势严重失控，提出要实行戒严，从外地调动军队协助。由李鹏亲自打电话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请示。

　　军队戒严后，遭到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李、陈等向邓吹嘘解放军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他们和杨尚昆、杨白冰等人用了约廿天调兵遣将，一切部署妥当。磨刀霍霍，就待下手了。实际上，五月底以后，学生同意复课考试，同意选出代表与中央沟通。局势相当缓和，广场上人员稀少，大部份都回校了。六四后的中央文件讲六月七日政治局开会决定：赵紫阳犯了分裂党、泄露党的机密、支持动乱三条罪名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因此，世人一直都认为江是六四以后才接手，与镇压没有关系。事实是，江在五月下旬就被老邓违反了党内民主制度，独断从上海急调北京，取代赵总书记行使职权了。所以，可以肯定江是参与了镇压决定的。

　　六月三日，大批野战军压境，分布在北京四周近郊。箭在弦上待发。但这些日子，一直有人及将领出来发话，说什么戒严部队没带武器，绝不会向群众开枪云云。这完全是麻痹学生的烟幕弹！白天，在几个路口，进城的军人大客车被怀疑的学生截停检查，发现车内藏有大量武器。群众感到受骗，因此将武器当街展示，戳穿当局谎言，群情激愤。李、杨、江认为时机到了，立刻向武汉的老邓谎报：“今晚，在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允许坦克和军车进城清场镇压。”老邓虽不在京，还算心细，一再叮咛军队只可威慑吓阻，朝天开枪。“……坦克绝对不能从娃娃身上压过去。”但李、杨等人令箭在手，就为所欲为了。那天深夜，我曾在广场上，看到人就很少，只有纪念碑周围有较多人，那是高自联和广播站所在。在西侧观礼台下则是工自联和广播站，也有一些人。谈不上 “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老邓在七日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这次部队的行动干净利索，果断漂亮。这么快就平定了暴乱，稳定了局势。很好！而且军队没有朝人群开枪，更没有坦克从娃娃身上压过去，很守纪律。要是坦克真从人身上压了过去，我们怎么向北京的老百姓交代？又怎么向全国的老百姓交代？”这说明李杨江陈谎报军情，老邓发言时仍然不知实情。坦克真的没从老百姓身上压过去吗？否！六月四日清晨，在北京西郊公主坟（现在中华世纪坛）大马路上就躺着一具血肉模糊，身穿背心、裤叉的中青年男子尸体，确切说是人形“肉饼”，内脏、脑浆与血迸了一地。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在他肚腹上有个白色气球状东西，待走近，才知道是装甲车整个压过去时，死者腹内的气体无法逸出，挤到肠子的某处拱涨冒出来造成的。有人告诉我，他已将此状录像留证。又北京理工大学高年某班班长刘洪涛，湖北武汉人，学业优秀。六日凌晨在西单附近被坦克碾过半边身体而死，因身上无证件，尸体长期无人认领。学校和同学四出寻找，最后，还是凭其裤袋中一把宿舍钥匙才判认出来。

　　“六四”惨案是国家几个强权寡头动员直升飞机、坦克、军车、全副武装的军人屠杀大批手无寸铁、和平诉求反贪、反腐的群众的暴行。这种恶行把自称“人民公仆”的假面具撕尽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有一个怪象，从八九年后，当局可能出于心虚，再也没有纪念过什么历史上的惨案日了。因为再提北洋政府段祺瑞杀了多少学生、一二一昆明惨案死了几人等等，与六四屠城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文中说得好：墨写的谎言绝对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在六月五、六、七日三天骑单车，亲自去了七所中、小型医院并走访了一些街道路口，数了一具具的死尸，统计结果共有２８６具。其中半数是青年，其余是老人、妇女及少年儿童。这数字极不完全，因为在北京具规模的医院相信近百所。我在几个医院和路口的统计就达２８６具，我敢肯定，保守地估计屠城死亡人数应逾千。当时“中华全国妇联会”竟然无耻地声明：“据查，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在此事件中丧生。”这完全是撒谎！我看到的死者，由于空间有限，只好零落地放在玻璃纤维瓦的单车存放棚的地上或空房间里。天气闷热，这些横七竖八乱放的尸体，虽然洒了许多福尔马林防腐液，仍然尸臭熏天。许多已经发酵膨胀，有个少年的头已肿胀如篮球般大，辨不出五官来了；有的胸口、腹部有拳头大的开花枪洞，面目多异常恐怖。我用力住鼻孔，仍闻到恶心的臭气。走到长安大街上，满街残砖断瓦，水泥的隔离墩乱七八糟，还有倒塌的电线杆和断电线，冒烟的几十辆装甲车…，疮痍之景如二次世界大战。死者的枪口大多从背后射入，从胸腹炸开贯出。足以证明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一个是官方称谓的“暴徒”。

　　前最高人民副总检察长关老，已离休。住木樨地附近的廿二号高干楼八层。廿二、廿四号楼都是高干楼，袁木、李锡铭、王光美及陈永贵等均在此住或住过。关老有女儿、女婿在国家物资部和冶金部工作。有一外孙八岁，小学一年级。女儿全家另住。每周六都会去娘家探望并帮老人做些家务事，但不在那里过夜。六月三日星期六，他们照常回娘家。木樨地是当晚军民冲突激烈地区，十分混乱。关老要女儿他们留下过夜。哪知小关正哄儿子睡觉时，晚上十一点三刻，夫婿尹敬想喝水。小关嘱他千万不要开灯，他照着做了，摸黑走到面向马路一边的厨房，那儿只有一个窄小单扇窗户，并没有打开。当他喝完水，背对窗户走出厨房时，一颗微型冲锋枪子弹穿透小窗玻璃从他右耳后颈部射入，从两眼间眉心呈拳头大的洞贯出，来不及哼一声，顿时倒毙在厨房门与过厅中。血和脑浆流了一地。关老与小关都没察觉。直到关老起身解手，走过中厅时被尸身绊了一下，才发现出了大事。抱起上身，早已冷却，只有眉心大洞有些微温，还在汨汨往外流血和脑浆。立刻家中大乱，因为电梯是由专人操作，眼下早已下班走人。只能向邻居借了把轮椅，将尸体放上，她与哥哥两人抬起，沿楼梯盘旋而下。刚出楼门就被冲锋枪封锁住，只好退回。小关急中生智，冲回八楼，拉下小白床单，铺在地上，找不到红颜色，只好顺手抓起丈夫流在地上的血和脑浆，在那床单上画了个红十字，企图再次冲出楼门，将丈夫送到一墙之隔的复外医院。谁知仍然失败。床单上留下许多枪洞。无奈，只好翻后墙才送到医院，医院说人已死，无法抢救。关老立刻痛哭内疚，后悔留他们过夜遭此劫难。拿起电话要与李鹏、袁木、李锡铭通话。结果当然李鹏不接；袁和李锡铭找不到，他们家中警卫告诉关老：袁、李两家祖孙三代早在廿多天前就躲到西山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住了。气得关老破口大骂，指屠城是中央早就预谋的，绝非突发事件。高干子女尚如此，遑论平民百姓。

　　国家计委汽车队长的太太周玉珍，三日晚，在家中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看电视，一颗流弹穿阳台薄墙而进，不幸当场丧命。

　　国家机械委一位硕士研究生，家在山东，在木樨地中两枪，腿上打了两个贯穿洞，送到海军总医院，本不致死。可院方说，上级命令血要留给“卫士”们用。就这样拖了十几小时后，活活衰竭而死。

　　当时，各单位对死者处理分三等：一等是“误伤致死”，有一些抚恤；二等是“自然死亡”，这是李鹏、陈希同等为了逃避罪责的一大发明。上述三位死者统统归入此等“自然死亡”，发给千元的丧葬费。但全都不计入屠城死亡总人数中；三等是“暴徒死亡”，咎由自取，任其曝尸街上。当然无任何经济补助。李鹏、陈希同一伙要下面严格控制归入一等死亡的人数。一是为向中央报告时减轻罪迹；二是向国际媒体公布时大减死亡人数。在此政策下，各单位领导和死者家属为死者申报时，远避三等死亡，力争一等死亡的名义。怪事发生了，上面三位死者明明是遭流弹“误伤致死”属一等，但最后全部归入二等“自然死亡”之列，当然遭到一些家属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

　　讽刺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宋汝棼，三日当晚，正坐在高干楼家中看电视，正巧一颗流弹穿窗而入，打在天花板上，反弹到墙上，迸出了一小粒发烫的水泥，不偏不歪正中宋大主任的眼球，痛得他难忍叫疼，即刻送进医院。数天伤愈后，他居然代表人大开记者会，宣称屠城合法，没有死人云云。老干部们私下都说：要是那天他被打死、打瞎才好呢！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的外孙，也是参与运动的大学生。屠城开始后，他没有回家。他妈妈着急，到处寻找。结果头部被军队打伤。去骑河楼北京妇产医院缝了十多针。

　　外界都知道屠城是六月三日晚上开始，到四日凌晨占领广场结束。其实屠杀无辜一直在继续。至六月七日，邓小平讲话及军队换防后才放下屠刀，停止杀戮。在短短的四天白色恐怖中，全北京又平添了上百个冤魂。六四以后，北京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士兵个个荷枪实弹，主要路口都有装甲车驻守。入夜前，各隐蔽墙角都有狙击手潜入。这些士兵素质较差，文化也低。多从农村中来的十七、八岁小伙子。没有进过城，更不知什么日内瓦公约、什么人道主义。一个个像机器似的，面露凶相，动辄开枪，滥射无辜。后三天，我都看到直升军机沿长安街极低飞行，并用扩音器向地面人群大声喊话：“中央军委命令，阻拦军队前进，格杀毋论！” 气氛十分恐怖。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大院中一个青年工程师大哭大叫地从外面跑进来，不停地喊：“他们又杀人啦！又杀人啦！他们是法西斯！”许多同事上去抱住他，仍然不能平静。他精神受刺激而濒于崩溃。他说来上班时看到两个骑单车的男人，像是上班族，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时，其中一人大声斥责道：“解放军滥杀无辜是法西斯！”话音刚落，立遭哨兵举枪射杀。另一同伴下单车评理：“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你凭什么杀他？”又是一枪，此人也同遭此厄，毙命倒地。这位工程师目睹这一惨状，受刺激太大就失常了。我和同事们听后都怒火中烧，想恶行者必有恶报。倘无天谴神怒，天理何在？历史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还有一个冤死者，这是当局连续四天滥杀无辜的最后一人。因为六月七日那天，中央开会，邓小平也讲了话。戒严部队全部换防，换了一批面善可亲的士兵，并刻意同市民、机关、学校、团体搞好关系，帮助地方做好事等等。但是，就在前一天，六日深夜十一点以后，我因窗户临街，所以没有开灯。我正在像亿万中国人民那样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当时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官方媒体造谣，不可信。要客观了解真相，只有收听外电广播。所以那一阵子，商店中滞销多年的大批携式小收音机被抢购一空。这时，我的窗外突然人声沸起，街上太黑，因此看不清有多少人，听声音大约有百十来人。他们正一齐大声向数百米外立交桥上哨兵和装甲车反复喊骂：“廿七军，法西斯！廿七军，Ｘ你妈！”（杨白冰是廿七野战军军长）由于人多势众，声振黑夜。我将耳朵用手拢起向前细听。大约喧哗了廿多分钟，立即听到立交桥上隆隆装甲履带声夹杂着“达，达，达”的机关枪声朝这儿进发。很快喊骂声停止，能听到这批群众奔跑逃命的脚步声。在慌乱的沉重脚步声中，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打中一个！打中一个！”当时，我看不清究竟是打中一个平民呢？还是一个士兵？因为从声音判断，立交桥上的军人还来不及到此，估计是白天埋伏在附近暗处的狙击手开枪所为。接着，有几人的脚步声慢下来。我睁大眼睛向窗下望，只见昏暗路灯下人行道上隐约有三个人影，一个人坐在地上，两手反撑在背后地上，显然他下半身受了重伤，不能站立，靠两手斜支着身子。面对站着的两个手持冲锋枪士兵，嘶哑地喊着：“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开枪！我不是暴徒，我不是暴徒！”突然，士兵吼叫：“什么不是暴徒！”同时“砰”的一声枪响，那青年顿时应声仰面倒下毙命。两个凶手，得意而去。六月七日天一亮，我就跑到楼下街上查看。天哪！这个青年死不瞑目，双眼怒睁，恐怖地盯住大约一尺远，那正是凌晨射杀他的枪口距离。他右眼上方半个脑壳连同半边黑发均被子弹打飞掉，碎骨、头发和脑浆散了一地。还有脑浆从脑壳中往外淌出，苍蝇飞出飞进正在下蛆。没有错，使他毙命的正是那近距离的一枪。在战场上，失去抵抗力的受伤敌人战俘还要人道对待呢！何况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士兵难道连起码的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都不懂吗？为了维护少数专制寡头的既得利益，国家机器被利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国民，这笔血债何时可以清算？这个青年死者白衬衣口袋只留下一个旧学生证、一包已打开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打开学生证看，他曾是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姓安名基（后来，我知道他是城乡建筑出版社的员工，卅岁上下）。再看他下腹部，有六、七个蜂窝状枪眼，这是使他不能跑脱，落入虎口，束手待毙的原因。我把他身旁一颗沾满血污的弹壳放在死者的胸口。街上许多人围过来看，人山人海，没有一个人说话，脸上全是愤怒和同情的眼神。我看路旁的中国槐树，白花盛开，立刻摘了许多放在安基的身上和身旁。我跑回家，一口气打了廿多通电话，要求有关部门来收尸，因为我知道，在烈日下，尸体会很快发臭爬蛆。先打到北京急救中心、本地段的派出所、最靠近的医院、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甚至新华社新闻部等等，答复全一样，如出一辙：“我们很同情，可是上面有命令，我们不能去，就让‘暴徒’曝尸街头吧。”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实在叫人气愤。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查出是何人所为。最后一个电话是一个多小时后，打到市公安局信访处，才算有了着落。起初，对方态度十分不好，后来慢慢缓和：

　　“喂，公安局吗？我这里家门口马路上，有个青年学生昨晚被解放军打死了，脑浆流了一地。究竟谁负责街上收尸？……”

　　对方打断我的话说：“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生而不是‘暴徒’？”

　　我也口气很硬反问：“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学生定是‘暴徒’呢？”

　　对方默声，我继续说：“我从其袋里学生证上知道，他曾是西安交大的学生，姓安。现在天气太热，他脑壳破碎，快要生蛆了。你们快些派人来处理吧！”

　　对方口气转缓：“快把具体地点告知。”

　　我告知后，一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大约在三点钟，附近的医院在市公安局的要求下，派了四人拿了床单将尸体抬走了。这个医院我在上午时曾联系过，遭他们拒绝。

　　四点钟，天上狂风暴雨，下了半小时。雨后太阳更是火热，空气十分闷热。倘若尸体没收走，腐臭生蛆，后果不堪，我立时觉得松了口气。家里人都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上帝定会祝福我的。

　　李鹏、陈希同搞阴谋，谎报军情，使老邓一直蒙在鼓里。七日，老邓发言还直夸军队纪律严明，没有胡来呢！从那以后，当局各种大小记者会、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甚至七年后迟浩田在美国的讲话统统一个口径，只要邓小平还活着，任何中央高官对外讲话都只许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当然更不能说有坦克曾从一些人身上压过去的事实了。

　　邓小平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对某省关于老百姓抗争的报告上，曾有过批语：“你把鸟窝捣了，鸟儿还要叫几下呢！何况是人？”

　　曾经有一种说法：老邓死了，“六四惨案”该平反了。我不敢苟同。当前的实权派，全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许多就是屠城策划人。他们是不可能打自己脸来还历史真相。目前，国内形势是一切向钱看，贫富悬殊。由于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对官员们普遍的贪污腐化似乎容忍性极大，而且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惯了。所有人都对我说，谁都心知肚明，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块遮羞布。

　　邓小平真不愧是政坛元老，远见卓识。他为江泽民、胡锦涛上台，保持江山送上了一份“起码安定廿年，稳坐钓鱼台”的厚礼。邓对他们说：扶上了马，还要再送一程。

　　顺带说一下，“六四”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年有人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曾经九年九次遭到中国代表的“成功封杀”，媒体也赞誉中共伎俩高超。当美国落选出人权委时，一片幸灾乐祸，近年又选返人权委时则鸦雀无声了。我认为人权委连续数年提出谴责中国妄顾人权案本身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不通过反而是次要了。你想，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让全球组织连年有提案指控人权状况恶劣一事，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好还是坏！全世界主流又不是傻子。今年，联合国所谓改革“人权委”为“人权理事会”，我看也是换汤不换药。

　　六四惨案的彻底解决，难道真的如邓所说，起码要在廿年后的２００９年？

五湖散人

“六四”大屠杀后的全国大搜捕
送交者: 医院里反搜捕

　　部队控制北京后，立即开始全市大搜捕。当时抓人主要是三个渠道，
一是靠举报，戒严指挥部设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那时抓人根本不经过司法
部门，也不按司法程序办，凡是被举报的，部队也不作调查，不管三七二
十一，抓来先打一顿，有的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抓人处于十分混
乱的状况。有人为了报私仇，编造假话将仇人举报，结果使仇人被打得死
去活来。我姐姐的一个邻居，是位妇女，「六四」期间根本没上街，不知
得罪了谁，被人举报了，被部队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后因证据不足放了出
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工厂一个车间主任是个铁杆拥军派，主张
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对车间里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经
常训斥他们，而且扣发他们的奖金并威胁他们说要向部队举报他们。这几
个年青人决定先下手为强，打电话将这个车间主任先举报了，部队立即将
他抓走了。厂领导得知后十分吃惊，立即到部队去讲情，说他是全厂表现
最好的干部，绝不可能上街向军队扔石头。但已经晚了，这个干部被打成
严重内伤，回家后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没有上班，情绪极为低落，对部队
由拥护变为反感。

　　　　　　伟大的良心－－医院里反搜捕的斗争

　　部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去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
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
伤的是无辜者，于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
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
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医院住有二十多个重伤员，当部队拿
著戒医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
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内政府联系；一方
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
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
将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
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并让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
员已经全部转移完，使部队扑了个空。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它坚
持的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
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了。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
的冲洗胶卷的店铺、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像的人很多，胶卷里的有关
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镜头的，一律没数，
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
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孩子心灵的创伤

　　部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
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当时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
况。六月六日，她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
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她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上班来学校时，
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
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在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时，只
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解放军充满恐惧。那
时我们散步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
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她幼小的心灵□终笼罩在恐布中。
她到美国后，还曾做过恶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机械
部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
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
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
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
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
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
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
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
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
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
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
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
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
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
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
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很大
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
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
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
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
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
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
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份说
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
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
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也使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
将了一军，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
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
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
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
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
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明中央军
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
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
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
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
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
朋友追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
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打字员：共产党以诈起家，说假话
成了习惯，终于不得不以天方夜谭来安慰自己。）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
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
○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
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
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
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
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
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
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
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
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
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
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
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的秽迹。


　　　　　　　　历史的罪人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
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了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
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
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
罪人的位置上。


　　　　　　　　血案遗迹今犹在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
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边的高层
公寓仍然如旧。我漫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
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
地铁标志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
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志却保留了下来。接著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
寓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当局为了掩盖部队
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
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
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志，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六四」结论自有人作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
中国早已对「六四」事件作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
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
作出的，而是由后世作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类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
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来讲，
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
压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站不
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曾说过这
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和
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六日

五湖散人

38軍在“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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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軍最早的前身是彭德懷元帥領導的平江起義所組建的紅5軍一部，後在東北野戰軍一縱的番號基礎上，於1948年11月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8軍，軍長李天佑，政委樑必業，各師分別改為第112、第113和第114師。在22年的革命戰爭期間，該軍出生入死，戰功赫赫。保衛井岡山，兩佔遵義城?激戰直羅鎮，大戰平型關，遼西會戰，天津攻堅，橫掃中南。50年10月19日第一批進入朝鮮三戰。在第二次戰役中大膽穿插三所裡，使西線美軍全線動搖，頂住美2師，騎1師北南對攻，血戰2天1夜，令南北敵軍相望卻始終不能會合。彭德懷司令員在給該軍的嘉獎電最後親筆寫下“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第三十八軍萬歲！”。從此“萬歲軍” 名揚四海。同時也奠定了38軍在解放軍中絕對主力的位置。在第4次戰役中，38軍堅守漢江南岸，以巨大代價勝利完成戰役掩護任務，再次受到志願軍司令部的嘉獎。

　　1967年38軍率先改編為摩托化軍。1982年9月，在全軍首先開始進行編組合成集團軍的試點。1983年12月，步兵第 112師改編成我軍第一個機械化步兵師。1984年4月1日，陸軍第38軍正式改編為陸軍機械化第38集團軍，編入坦克第6師、炮兵旅和高炮旅。1984 年10月集團軍三加了國慶35周年閱兵。1985年集團軍偵察部隊到老山輪戰，表現出色。1988年1月組建了解放軍陸軍集團軍中的第一個直升機大隊。

　　38軍以其光榮的歷史、卓越的素質、精良的裝備、超強的戰鬥力，成為當之無愧的解放軍頭號主力，中央軍委的鐵拳。在1989年那場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中，發揮了巨大而特殊的作用，是非功過，世人各有論斷。

一、從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前夕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逝世，引發北京學生大規模抗議示威，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否定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市政府認為北京局勢有所失控，4月20日淩晨更是發生了“新華門事件”。中共中央軍委為了穩w社會秩序，遂於四月二十二日，將38集團軍第一一二師（欠三三六團）、坦克第六師（欠炮兵團）、工兵團、通信團，共八九八六人、四零九台汽車首次調赴北京。在此期間38軍協助首都公安、武警完成了維護首都秩序，保護胡耀邦總書記的靈車安全進入八寶山公墓的任務。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北京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由此激起北京市數十萬大學生的奮起抗爭，學生運動進一步擴大。38集團軍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六師、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五一零零人、二三四台汽車，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赴京擔負了警衛人民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任務。

　　進入5月，北京學運持續升溫。為抗議政府拖延對話，13日，百餘名首都高校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前後有3000多人三加。社會各界積極支持大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出現上百萬人的大遊行，要求肯定學運，否定“4，26”社論。中共最高領導層對局勢失控，於5月17日晚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戒嚴問題。李鵬、姚依林讚成戒嚴，趙紫陽反對，喬石棄權，服從組織決定，胡啟立棄權，保留個人看法。戒嚴遂以2︰1通過。第二天下午，楊尚昆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為北京市區的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央軍委組成人員除鄧小平、趙紫陽外，楊尚昆、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全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以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戒嚴的主要任務，其他軍區配合，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北京軍區司令員）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有15軍、20軍、24軍、27軍、26軍、28軍、38軍、39軍、40軍、54軍、 63軍、65軍和67軍。

　　當天晚上，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向楊尚昆緊急報告，38軍軍長徐勤先（他絕非徐海東的兒子，徐海東的兒子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文”字）表示不能執行戒嚴命令。楊馬上要求周衣冰前往38軍駐地保定親自處理。周衣冰到達38軍駐地後沒能說服徐勤先，於是任命副軍長張美遠為代軍長，同政委王福義率軍前往北京。

　　5月19日晨，38軍第112師、113師、坦克第6師、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一五零九九人、八五一台汽車、二一三輛裝甲車和三三輛坦克及坦克搶救牽引車從保定出發向北京開進。在開進途中，遭到學生和群眾的圍困堵截，38軍遂採取佯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到當天晚上，集團軍指揮所、第112師、第113師339團、高炮團、炮兵旅大部和通信團一部，共六千七百多人於五月十九日夜進至五棵鬆至軍事博物館地域。坦克第6師於五月二十日下午進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裡撟，為爾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創造了有利條件。38軍本著由遠而近、由外向裡、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於街頭、郊外的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第113師337、338團、坦克團和炮兵團在大井村遭到圍堵三天四夜，截止23日淩晨，官兵共有116人被訂傷，其中重傷29人。五月二十一日，38軍全體部隊轉入休整。在休整期間，38軍政委王福義，政治部主任李之雲等領導曾找“高自聯”的常委核心人員郭海峰和王丹等人的代表交談，敦促他們撤出廣場，回校復課。但沒有取得成功。

二、六四進軍
　　6月2日晚，戒嚴部隊奉命大規模入城。為了避免發生流血沖突，士兵大部分是步行徒手前進，武器由汽車向城裡運送。到6月3日白天，各路部隊在各自行軍路上遭到北京市民的奮力阻攔，前進緩慢。下午四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以及各軍軍長開會，就部隊難以前進緊急磋商。會議決定︰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淩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下午5時許，38軍政委王福義在軍作戰室接到出席緊急會議的代軍長張美遠的電話，“軍區命令以×個集團軍的建制，井由我集團軍為先導，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排除，務必按時到達。同時命我集團軍於當晚10時前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成4路縱隊乘車東進。”張美遠提出將整個集團軍密集收縮在1公裡之內，人車集中，首尾相顧，形成鐵拳。王福義馬上和集團軍其他領導人就部隊進發進行了簡短研究，決定以112、113兩個步兵師一家兩路，齊頭並進?坦克師、炮兵旅和工兵團隨後蹬進。整個車隊先頭設600人左有的防暴隊、排障隊開路，兩側由各自的防暴隊護車，人車相互掩護前進。整個戰術以集團密集隊形向天安門廣場人進發。集結開進的命令通過電台迅速下達。王福義並親自打電話給112師師長和113師政委。強調這次任務艱巨，意義重大，要求他們下方百計克服困難?即使付出代價也要在所不惜。為鼓舞士氣，他要求各級領導務必靠前指揮，身先士卒，同時重申軍官務必按照軍銜級別佩戴肩牌，要堂堂正正地費領部隊去完成任務。

　　6月3日晚8點，38軍指揮部從萬壽路一帶的軍隊大院出發。第一一二師由師偵察營開路，首先佔領軍事博物館以東出發地域，掩護了全集團軍的編隊。第一一三師駐城區的兩個團先期到達出發地域，駐豐台的四個團，在開進中由師偵察連掩護，連續突破四個路口的圍堵，到達編隊位置。炮兵旅排除困難，主動前出到集團軍先頭地點。工兵團從良鄉營房出發，快速疾進，二十七分鐘行駛二十四公裡，提前抵達預定位置。通信團排除幹擾，全力保障，隨集團軍機關到達指定位置。9點半，38軍所屬部隊陸續到達軍事博物館，正式向天安門廣場前進。

　　在軍事博物館以西的公主墳，38軍部隊遇到了北京市民、學生用汽車和公路隔離墩等組成的第一道障礙。市民從街道兩旁不停的向部隊投擲石頭、磚塊的硬物。受到襲擊的軍人開始鳴槍示警，但槍聲稀疏，基本上都是對天射擊。公主墳到木樨地，直線距離隻有兩公裡，由於市民的拼死攔截，軍隊前進大約花了2個小時。此間，街兩邊的群眾有的怒罵，有的投擲磚塊，部隊或是對天鳴槍，或是撿起石頭還擊。因為沒有直接對人開槍，還沒有造成人員死亡。10點多鐘，部隊到達北蜂窩一帶的丁字路口處停了下來，和相距30米左右的人牆對峙。雙方除了互扔石塊外，沒有爆發大的沖突。幾個軍官手持電喇叭呼籲市民們離開，不要妨礙軍隊的行動。僵持到11點左右，中央下達了可以開槍的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於是38軍的士兵開始對空猛烈鳴槍。學生和市民意識到事態嚴重，潮水一般向後退去。´89)

　　到了木樨地大撟，軍隊再次受阻。已經運到了兩車石塊成為了市民們的“武器”，一輛被市民用做路障的軍車被點燃。首先是一群手拿木棒的軍人向大撟沖擊，但在如雨的石頭的攻擊下很快退了回去。市民們一個反沖擊，軍隊後退了幾十米。幾經拉鋸，上百名荷槍實彈的士兵步行沖上大撟，邊呼口號邊開槍。有的槍口對天，有的朝下，也有的射擊前面的路障。群眾四散，躲在隱蔽物後面繼續痛罵和扔石頭。士兵們就舉槍向這些方向直接射擊，開始造成傷亡。由於兩旁高樓上也有人朝軍隊大罵和投擲硬物，士兵抬高槍口向居民樓射擊，致死多人，樓面上也布滿彈孔。經過一輪開槍，38軍通過了木樨地，經復興門、西單，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在這一路上，士兵不斷高呼口號、對空射擊以壯聲勢，全速向目的地跑步前進。隻要市民們不向他們發動攻擊，士兵一般沒有胡亂朝人群掃射。但一遭到襲擊，子彈就毫不留情地向襲擊來源的方向猛烈開火。造成了嚴重的傷亡。丁子霖名單中的遇難者大部分都是在這一條道路上遇難的。在復興門，38軍大部隊與112師的18 輛裝甲車會合。就由裝甲車在前面撞開路障，步兵和軍車在後面跟進。有了裝甲車開路，38軍推進的速度大大加快。淩晨1點30分，38軍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到達天安門廣場。聚集在金水撟旁的市民迅速向東邊和南邊退卻。很快，38軍控制了廣場與長安街相聯的東西路口。由112師把住西線，113師封鎖東線，114師堵住東、西闕門，坦克第六師兩個團對金水撟至午門地段進行清理，切斷了廣場北部的對外聯系。

　　六月四日四時三十分，清場開始。38集團軍炮兵旅、工兵團的部隊和第一一二師四十二輛裝甲車，共計兩千多人，同其他部隊一起，由北向南進行清場。在此之前，抓獲了“高自聯”常委、秘書長郭海峰等六人，搗毀了“自由女神像”。接著，裝甲車在步兵的引導下，驅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一直推進到正陽門以南，並迅速在正陽門一線建立了警戒線，完成了清場任務。

三、六四之後
　　由於六四後的一兩天之內，北京城仍然處於混亂狀態，軍隊並沒有全部控制市區。部隊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38軍按照北京軍區的部署，進行反封鎖，反包圍的部署。第112師334團五百人、十輛裝甲車在坦克24團十輛坦克的配合下，組成巡邏隊，打開了西長安街通道。巡邏中，救出被圍困在民族文化宮地下室三晝夜的八十二名武警，護送戒嚴指揮部記者拍攝劉國庚遇害慘狀的錄像，搶回了遺體。 335團四百人、十輛裝甲車與坦克24團十二輛坦克一道，組成守點部隊，在復興門路口風餐露宿，堅守五十四個小時，第113師擔負到通縣機場武裝押運糧食、油料的任務，三次出動一千九百八十六人、一百四十九台車，運回食品二百噸、油料一百五十噸，緩解了天安門地區部隊的燃眉之急。炮兵旅三次出動，為牛街等五個糧店押運糧食一百噸，解決了部分市民的急需。坦克第六師組織四個團在地方的配合下清除了大北窯至蘋果園一線三十多公裡路段上的大型路障。工兵團武裝護送天安門地區戒嚴部隊傷員十次、一百四十多人，先後出動車輛十八台、二百一十人次，到通縣黑石口為天安門地區戒嚴部隊送防暴器材一百一十噸。對戒嚴令的實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六月七日起，其他部隊陸續撤出天安門地區，38軍坦克第6師二十二團、裝甲步兵團、炮兵團遂接替了他們的防務。自此，天安門地區的警戒值勤任務，全由38集團軍負責。分兵把守六部口、南池子和正陽門東西路口等十個交通要口，控制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博物館、正陽門等八個制高點。在金水?前、廣場四周設置四條警戒線，配置四千餘人的預備隊，組成了一個封閉的完善的戒嚴體系。真正起到了解放軍頭號主力的作用。´89)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中央軍委調整部署，除38集團軍前指、第一一三師（欠坦克團、炮兵團、高炮團）和第一一二師偵察營繼續在京執行任務外，其餘全部回營歸建。這些留下的部隊也於90年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時回到駐地保定。

　　據統計，在六四期間，38軍“有三千多人被打，一千一百多人負傷，一百五十九人重傷，六人犧牲，被燒毀裝甲車四十七輛，汽車六十五輛”。全軍“有一個師榮立集體一等功，一個師榮立集體二等功；有三個團榮立集體二等功，二個團榮立集體三等功，一個團受嘉獎；有一個營被授予“衛國英雄營”，十三個營榮立集體三等功；有一個連被授予“衛國英雄連”，二個連被授予“衛國先鋒連”，二個連榮立集體一等功，十七個連榮立集體二等功，六十四個連榮立集體三等功；有三十八個排榮立集體二等功，一百四十七個排榮立集體三等功；有四十七個班榮立集體二等功，四百七十二個班榮立集體三等功。有八名同志被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四名同志被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二十七名同志榮立一等功，一百三十一名同志榮立二等功，一千三百一十一名同志榮立三等功。”

zycoc1999

在我的印象里，如果要清算64的罪责，承担罪名的恐怕不是政府，而是当时的学生运动的几个领袖吧。明明接到戒严的通知，还捏造错误的证据，传达错误的指令，直接导致悲剧的发生。讲法理，戒严时集会，开枪实属应当；讲道理，当时全国各地游行中混杂的暴动行为此起彼伏；讲情理，中共在天安门广场被占据之后接见学生代表，同意学生意见，然后劝离劝了接近两月，嘿，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共拿学生当自己人。学生呢？学生是被骗的！丫丫个呸的。
算了，几个学生领袖之流的渣渣，相信他们还不如相信上帝呢。共产党加油！

五湖散人

原帖由 zycoc1999 于 2008-6-4 00:12 发表
在我的印象里，如果要清算64的罪责，承担罪名的恐怕不是政府，而是当时的学生运动的几个领袖吧。明明接到戒严的通知，还捏造错误的证据，传达错误的指令，直接导致悲剧的发生。讲法理，戒严时集会，开枪实属应当；讲 ...

在你的印象里面够离谱的东西看来还真是不少呢！

贺贺有名

说实话，这些东西看了不少，肯定都是出自海外，但是至今没有强硬的证据证明，说是拍照了但是没见到什么照片。我对当年发生时间的地方也挺熟悉，部分老建筑上残留的弹孔几年后才被修复，但是，至于有没有死人，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看到照片的证据，所以谣言不可信。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

贺贺有名

原帖由 五湖散人 于 2008-6-4 00:27 发表

在你的印象里面够离谱的东西看来还真是不少呢！

那家伙说的不完全错误，我就看不起柴玲这样的骚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明知继续对抗就会恶化对话，在部分所谓的“学生领袖”建议撤出天安门的时候，他仍然蛊惑毫不知情的学生坚持，然后自己却在西方媒体的同时准备着自己的逃离后路。
事实证明了，真正死伤的都是不知真相的老百姓和普通学生，所谓的“学生领袖”们现在哪个不是在外国享清福，虽然“政府迫害”是一方面，这是他们应受的惩罚，说他们是“叛国贼”也不为过，因为他们多数是靠着抨击中国政府而生存。

zycoc1999

原帖由 五湖散人 于 2008-6-4 00:27 发表

在你的印象里面够离谱的东西看来还真是不少呢！

我印象里，苏联解体后人民并没有得到想要的面包；国际社会关注科索沃以后南斯拉夫就分裂了；伊拉克所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没找到，伊拉克平民却死了65W；梅克尔说粮价上涨是因为中印人民吃多了；FLG说的退党人数都够每个党员退两回了；前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几年农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是国家富了的好处；灾难来临的时候还是除了自己人，就只有穷兄弟能帮着点；美国每年为提高中国人权而努力，拨出的款比捐助救灾的款子多十倍；历史上想借助外族（国）的力量建设我族（国）的江山的萎人，最后都让自己人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普世价值的意义，恐怕只有到共产主义实现后才能体现；事实是事实，立场归立场；六四是不是暴动，看看当时学生高联提出的条件和下的指令再说话；现在中国最急迫的需求，是稳定和资源，不是政体的更迭。
我的印象还让我有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唐明三代，没有哪个政权可以与今天的政权比肩；拥护这个政权，就是拥护现阶段的稳定和发展。
呵呵，知识分子当然可以也应该贬斥时政，拿六四来贬斥时政，你自掉身价了。

apan

散人转的文章不能全当事实看待，中间有不少地方觉得不可信。我也没全看完。
比如说第一篇文章的作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说，观察到的细节未免过多，而且用了大量的传言证据。死亡数字的估计也和现在网上常见的几个数字出入过大。第二篇文章里有个细节 "国家机械委一位硕士研究生，家在山东，在木樨地中两枪，腿上打了两个贯穿洞，送到海军总医院，本不致死。可院方说，上级命令血要留给“卫士”们用。就这样拖了十几小时后，活活衰竭而死。"  但是64当晚应该还没有共和国卫士这个称号，这个说法很靠不住。诸如此类的地方还不少。
真相还是需要事实来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