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君士坦丁堡,人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索菲亚大教堂,这座雄伟的圆顶大教堂,是拜占庭建筑的典范,君士坦丁堡的象征。索菲亚大教堂的名称Hagia Sophia,希腊文里的意思是“神圣的(Hagia)智慧(Sophia)”,有的介绍称其为圣智大教堂,索菲亚只是音译,大教堂并非以圣人索菲亚命名。

历史上,君士坦丁堡共有三座索菲亚大教堂,第一座建于公元360年,毁于404年,第二座建于公元415年,毁于公元532年的尼卡暴乱。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是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罗马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大帝算起,一千多年间共有99位皇帝,查士丁尼的地位和声名仅次于君士坦丁,他最著名的功绩,一是留下了一部查士丁尼法典,奠定了欧洲法律的基石,另一项就是重建了索菲亚大教堂。

尼卡暴乱发生的时候,查士丁尼刚登基不久,地位还不稳固,元老院和贵族里有不少反对他的势力。尼卡暴乱的起因是一场马车竞赛,当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疯狂地迷恋这种赛事,城中有一座大赛车场Hippodrome,可以容纳10万人。当时民众分为两派,因为一场比赛的结果,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演变成暴乱,暴民烧毁了元老院,索菲亚大教堂,并且在反对派的挑唆下围攻皇宫,逼查士丁尼让位。查士丁尼见局势失控,准备乘船出逃,被他的皇后痛骂道,头戴皇冠的人不应该在失败时临阵脱逃,必须坚持下来,皇帝的紫袍是最美丽的裹尸布。查士丁尼羞愧难当,打消了逃跑的主意。一面派出太监总管,用重金收买其中的一派,另一方面暗地从外地调来大军,对暴乱的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三万多人被屠杀,暴乱才终于被平息。查士丁尼随后大搞秋后算账,借机灭掉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平息暴乱之后,查士丁尼下令重建索菲亚大教堂。为了修建一所前无古人的宏大建筑,查士丁尼聘请了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数学家作为设计师,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征调了全国的物资和人力,耗时五年多,于公元537年年底,举行落成仪式。据说,当查士丁尼见到这座空前庞大的建筑时,情不自禁地说道:“所罗门王,我终于超过你了!”索菲亚大教堂从建成之日起,直到1520年塞维利亚主教堂建成的一千年间,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索菲亚教堂不仅规模宏大,内部装潢也精美无比,墙壁和屋顶都装饰着造型精美的壁画镶嵌画。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索菲亚大教堂旋即被改成清真寺。征服者并没有摧毁这座建筑,只是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原来的壁画镶嵌画并没有被毁掉,只是涂上了一层泥灰,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奥斯曼的建筑师们在原有的建筑上,有增加了宣礼塔,米哈拉布,敏拜耳等伊斯兰教的元素。索菲亚教堂精美宏大的建筑结构,为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模板,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就是脱胎于索菲亚大教堂。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政教分离制度,索菲亚由清真寺改为博物馆,地毯被撤走,原来覆盖在墙上的那层泥灰石膏被细心地剥离,使得这些古老的镶嵌画重见天日。走进教堂,你会看到一个独特的场景,基督教题材的镶嵌画和伊斯兰教书法并排陈列,在米哈拉布(祈祷壁龛)上方是圣母的画像。

1. 索非亚大教堂。

如果说索菲亚大教堂拜占庭建筑的典范,那么代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风格建筑的精华,则非蓝色清真寺莫属。蓝色清真寺的全名是苏丹阿赫麦德清真寺(Sultan Ahmed Mosque),因为内部装饰使用了伊兹尼克的蓝色瓷砖,而得名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建于1609至1616年,由苏丹阿赫麦德一世出资,建筑大师锡南的弟子默罕默德·阿伽(Sedefkâr Mehmet Ağa)设计。

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基本上遵循了锡南所创立的风格,默罕默德·阿伽只不过是亦步亦趋,中规中矩。蓝色清真寺整体上简洁大气,特别突出的是六根宣礼塔,独树一帜。当年只有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大清真寺拥有六根宣礼塔,其它清真寺最多只能有五根,否则是大不敬。为什么蓝色清真寺也有六根宣礼塔,传说是设计师问苏丹想要什么样的宣礼塔,苏丹回答说“鎏金的”(土耳其语altın),结果设计师听成“六根”(altı)。其实这多半是对外界的一个托辞,苏丹这样做真实的目的是要显示自己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和麦加叫板。这一逾制之举在伊斯兰教界还是引起了不少非议,最后苏丹不得不出资给麦加大清真寺又加了一根宣礼塔,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和其它清真寺稍有不同,蓝色清真寺在每天有几段祈祷的时间内,不对游客的开放。内部很大一片也给拦了起来,只对信徒开放,允许游客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我们参观的那天,正赶上周末,排了半个小时才进去,里面又是人挤人,印象不免打了些折扣。

26. 蓝色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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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自传体散文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里,对他出生成长生活的这座城市,写过这样一段话,“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作家对伊斯坦布尔最初的记忆来源于童年,“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对伊斯坦布尔的印象好像一些“黑白影像”:“博斯普鲁斯老别墅的空船库。。。挤满失业者的茶馆。。。还是帕夏官邸时木板便已嘎嘎作响、如今成为市政总部响得更厉害的木造建筑。。。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清真寺不断遭窃的铅板和排雨槽。。。几百年来曾是壮观的街头喷泉,现已干涸,喷头遭窃。。。”

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商人家庭,成长的过程中,正好见证了家族的家道中落,和城市的衰落变迁。作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目睹千年古城的破败衰落繁华不再,倍感忧伤失落;另一方面,虽然内心崇尚西方,盼望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早日走向现代化,但又为急功近利的政府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城市改造计划对古迹文化的破坏而痛心,却又无可奈何。帕慕克把这种感受称为hüzün,中文翻译成“呼愁”。这种“呼愁”,不只是他个人的感受和记忆,也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忧伤。帕慕克的书里,附了很多伊斯坦布尔当年的老照片,从这些黑白的旧照片是看,当年的伊斯坦布尔和骆驼祥子时代的老北京到有几分相像,略显破败苍凉,却不失旧都遗韵。不过和北京相比,伊斯坦布尔算是非常幸运的,至少绝大部分昔日帝国的遗迹,都保留了下来。而北京的古迹,除了几个主要的改成公园,其余包括城墙,牌楼,大部分胡同,四合院,早已荡然无存。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色彩绚烂,丰富多姿,充满活力,和作家笔下当年那个“黑白影像”的城市全然不同;作为游客,不是生长于斯,也很难真正体会到那种“呼愁”。不过当我们流连在伊斯坦布尔喧闹的市场,穿过古老的狭巷,在落日的大桥边看着远去的轮渡和清真寺的剪影,确实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风情和魅力,这也许或多或少和那种“呼愁”有着某种的关联,正如另一位土耳其作家拉锡姆(Ahmet Rasim)所说:The beauty of a landscape resides in its melancholy(景色之美来源于其自身的悲愁)。

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被金角湾一分为二,南岸的法提赫区是当年的君士坦丁堡的老城,主要的历史遗迹都集中在那一带;北岸的贝伊奥卢区旧称佩拉区(佩拉是希腊语对岸的意思),拜占庭时期曾经是热那亚威尼斯人的殖民地,后来奥斯曼帝国时期也一直是是欧洲移民特别是希腊人的聚居区。从十九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行城市现代化,在贝伊奥卢(佩拉)区修建了包括新皇宫在内的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特别是当年的佩拉大道(今天的独立大道)两旁,满是各国领事馆,银行,商店,剧院,咖啡馆等现代化的豪华建筑,号称东方巴黎。最初的电线电话街车地铁等现代化设施,也出现在这里,其中1875年开通的地铁(其实是连接加拉塔码头和佩拉大道的隧道缆车)是欧洲第二早的地铁,仅次于伦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贝伊奥卢区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金融中心和现代化的窗口,但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以及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两次希腊侨民的大规模撤离,和外地移民的涌入,贝伊奥卢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日渐衰落破败。从九十年代起,政府开始陆续修复一些历史性建筑,古老的街车也重新开始运行,一度破落的城区又重现十九世纪的古老风貌,特别是独立大道一带的,重新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时尚中心,吸引无数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光,购物和休闲。

1. 独立大道的起点塔克西姆(Taksim)广场,是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广场。广场上的共和国纪念碑建于1928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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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买好了 23 日 飞 伊斯米尔的票。回来从伊斯坦布尔回, 主要玩
棉花堡,同时在那里住一夜, 洗温泉。饱尝一下 Dünne , 看看和德国的
土人店的Dünne 有没区别,,,当然拜占庭和欧斯曼帝国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
要好好玩一下。
土耳其航空公司, 价钱不错, 往返 210 欧。期待着这次土耳其之旅。
要加入的同鞋,你们自己组团吧。报名已满,我们已不需要结伴同游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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