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浪漫高考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越来越远的高考往事,在已经成为中年人的考生们的回忆里,渐渐变得宛如一个传奇。昨天还在地里放羊,今天就坐进了考场,明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出出过五关斩六将的喜剧。 1977年高考的招生对象宽泛,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则远远低于今天。1977年的冬天和1978年的夏天,社会上积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学子们涌向考场,两年考生加起来共有1160万。没有预计到报考人数会这么多,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中央决定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最终,40.1万人考上大学,平均录取比例为29:1。 近30个人争取一个上大学的机会,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形容并不为过。但是,考生们却远没有今天的考生们紧张。许多工人考试结束当天就赶回工厂上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立即赶回农村冬季农田基础建设会战工地。 当年的高考试卷。放在今天身经残酷题海大战的高考生们面前,也简单得难以置信。就是这样的卷子,在1100万人中挑出了40万佼佼者。谈不上复习,从听说消息到进入考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复习大纲,没有辅导材料,甚至连高中课本都很难找到,只能靠过去的知识底子。最有把握的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而绝大多数考生则是初中生甚至连初中水平都没有的人,水平天差地别,指望着到考场上碰碰运气。 那年的考生中真有高手。北京市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么古板概念化的作文题,居然也能有人写得荡气回肠。
一位名叫阎阳生的老高中生写的作文,后来成为范文登在报纸上。但是,大多数考生基础之差,可以说到了笑话百出的地步。 一位当年监考的中学代课教师回忆说,考历史时,问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居然有人填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另一个地理题目问山西省的简称是什么,一个考生填上了“醋”。他再也绷不住笑,捂着嘴冲出了教室。还有一个考生的故事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答不上来题,就在卷子上写道:虽然这道题我不会做,但是我知道一个治关节炎的偏方。他把偏方写到了卷子上。于是,阅卷老师把偏方抄下来,卷子上判了个零分。 那一年的英语成绩并不计人总分,只做参考,得十几分甚至零分的人比比皆是。据说有一位考生,面对一窍不通的英文题,决定把准考证折成一个小方块当做骰子掷,照片朝上就填“A”,照片朝下就填“B”。
就这样,他居然蒙了三十多分,进了一所外语学院。 与现在不同,当年的阅卷老师为了了解考生的真实水平,都会参看草稿纸。有些考生试卷上答错了,如果草稿纸上的演算有部分做对,评分时也会予以考虑。有个老师在评阅一份理化试卷的时候,发现一道电学试题没有做,但考生却在草稿纸上画了幅符合要求的电路图。阅卷教师拿起了红笔,把草稿纸上的电路图圈出来,同时在试卷上记下了相应的分数。 那场高考,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
它的兴奋、浪漫、粗疏、荒诞和贯穿始终的振奋激情,今天已不可复制。 三十多年前,不管是1/29的幸运者,还是那28/29的落榜者,考上了是天降大喜,没考上也算试了一把,“把‘四人帮’夺走的青春夺回来”的热情一样高涨;而对于今天的考生们,响亮口号远不如录取率、就业率更让人关切。当社会从政治年代进入到经济年代,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思虑,就这样变成了十几岁孩子们心头实实在在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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