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大家抬起头,挺起胸,骄傲地说自己的方言吧 胡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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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ase neave yourlame and lumber

方言歧视和方言自卑

                作者·胡果威·

  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即使在多数民族的汉人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海外华人称之为国语或官话。其他的主要方言还有以上海和苏州方言为主的吴越方言,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广东和香港的粤语,福建和台湾的闽南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文革时到吉林插队,在北大荒凡十三年,大学毕业后到昆明工作一年。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现在美国当律师,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到香港、台湾等地出差。我从小就油嘴滑舌,喜欢摹仿各种方言,成人之后又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学会了许多方言。

  我喜欢东北方言中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和吉林大学的老同学一起“嚼沫子”、“瞎掰唬”绝对是一乐。上海人在一起吃“小菜”、“咪老酒”、“吹牛皮”,听起来个个都是“门槛精得来”。苏州人用吴侬软语“寻相骂”则更是悦耳,嗲声嗲气的一句“杀千刀的”,比宁波人“讲闲话”好听得多。广东人则“食饭”必“饮汤先”,穿衣为“衫”,走路为“行”,真够古雅的。到四川的小吃店先吆喝一声“幺妹儿”,几个“龟儿子”坐下“摆龙门阵”,来几碗“酸辣小面”和“抄手”,当然都是要“红味的”,价钱特“相应”,“好巴实哦”。千禧年到台北出差十几次,正好赶上竞选总统,我闽南话懂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助选的人群一起高呼“冻蒜!冻蒜!”(当选)。

  中国的方言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竟有方言歧视,尤以上海人为最严重。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籍镇江。我父母在抗战时从镇江逃难到重庆,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到上海。我母亲方言能力极差,在上海住了五十七年,居然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上海人特别歧视苏北人,据说是因为原来有许多扬州人在上海从事“三把刀”的职业,即切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虽然镇江在长江以南,但是上海人听起来镇江话和扬州话一样,所以我们的上海邻居就骂我们是“江北猪猡”。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我当时非常气愤,也很自卑,生怕同学到家里来听见母亲讲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海人并不歧视我们,而那些骂“江北猪猡”最起劲的,恰恰是不学无术的小市民。

  文革时到吉林插队落户,后来在长春工作、上大学,发现东北人也有方言歧视。小时候在上海被邻居骂“江北猪猡”,到东北又被人蔑称为“小上海”,实在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上海人也得负部分责任,老乡到一起,不管谁在场,开口就是上海话,旁边的东北人听不懂,难免要猜疑。时间长了,我开始注意,有别人在场,尽量少讲上海话。说来也惭愧,离开上海几十年,人家对我最高的表扬就是“你倒是不像上海人”。

  在上海和东北都被歧视,觉得里外都不是人。我从小跟父母在家讲镇江话,所以只有镇江话才是我真正的“母语”(mother tongue),而上海话只能算是我的“出生地语”(native tongue)。记得一九八四年从美国带了一个旅游团回国,下榻在金山宾馆,觉得乡音无比亲切、悦耳,遂与前台及楼面上的服务员用镇江话交谈,她们无一不捧腹大笑。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帅哥,“少小无根老大寻,乡音古朴两鬓黑”。她们告诉我:“你说的话跟我家爹爹(爷爷)一样的”。是啊,父母抗战时就离开镇江了,所以我说的镇江话都还是抗战前的镇江话的词汇。我从小填籍贯都是江苏镇江,虽然我从来没在镇江居住过,每次到镇江我还是有一种真正的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如果说我的镇江话是爷爷辈的,那我的上海话就是老子辈的。我一九六九年离开上海,迄今已三十余载,每次回家探亲都听到一些新的词汇。如“掏浆糊”就是一个万金油动词,敷衍了事是“掏浆糊”,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也是“掏浆糊”,比英语里的“do”还厉害。计程车叫“叉头”,大约是因为英语“Taxi”中有“X”之故。记得有一次与“叉头”司机聊天,他一听就知道我是老上海。何以也?因为我说钱是“铜钿”。“那么就是钞票咯。”“先生,”那位司机笑了,“现在也不讲钞票了,现在铜钿叫‘分’,赚铜钿叫‘扒分’。”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用“扒分”来形容上海人赚钱时的“吃相”,实在是太形象了。

  随着年龄、学历和阅历的增长,自己的“档次”提高,自信心足了,原来的方言自卑自然也就逐渐消除。回国探亲时陪母亲上街,非常骄傲地与母亲说母语。店员听见我们母子二人的“江北话”,那种不屑一顾的轻蔑难免形于色。想看一样东西,店员先问“侬买勿?”“先看了才能买呀,”我用江北话答道。“格个物事贵来兮格,勿好随便看格。侬钞票先拿出来,我就把侬看。”我无奈之下只好把口袋中的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统统放在柜台上,顺便用字正腔圆的上海话问她一句,“请问侬还有几只?”对了,顺便提一下,上海方言中的量词大多数用“只”,苹果论“只”,颜色和式样论“只” 。

  方言歧视和自卑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家的一个亲戚是清末的举人,被一位巨贾延聘到苏州去“处馆”。因为先生是镇江人,东家特意从扬州请了一位丫头来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先生在外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就把那位丫头收房为侍妾,即我们现代人谓之“二奶”者也,只不过当时的二奶可以公开而已。那位丫头有语言天赋,不久居然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是遗老,接受新生事物殊为不易,在苏州多年,只学会了听而不会说,用广东话来形容就是“识听无识讲”。后来先生携二奶回镇江探亲,到我家作客。那位二奶与我祖父母交谈时用扬州话,而与清末举人的先生则用带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只能用镇江话对答,其尴尬窘迫自不必说。究其故,二奶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微,又是扬州人,自卑是难免的。离家后见了市面长了见识,于是说几句吴侬软语,表示自己是从大地方来的,以满足一种莫名奇妙的虚荣。

  我大学毕业后到昆明教书,碰到一对干部子女结成的夫妻。他们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银(云)南”人,双方的父母也都不说普通话,却硬要互相蹩一口普通话来表示他们高人一等。偏偏那位男的语言能力特别差,说一口标准的“马普”,即昆明城里人挖苦乡下人,说是郊区马街镇的农学说普通话的官腔。我听得都累,他们居然还乐此不彼。用云南话来形容我的感觉,那“恩(硬)是三天都不想米汤喝”。

  另有一位亲戚是南京人,三十来岁才到美国,几年之后她居然一口咬定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南京是六朝古都,有紫金山和长江,虎踞龙盘,风水极佳,颇有“金陵王气”,是南京人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呢?南京和镇江一样也在江南,可是对上海的那些以自以为是的小市民而言,南京话也是“江北话”。南京话的特点是“呢(N)”、“勒(L)”不分,甚至颠倒。我的那位既爱虚荣而又自卑的亲戚愣是说:“出乃(来)好几连(年),兰(南)京话都忘呢(了)。”她在电话留言机里的录音更是绝唱:“Pnease neave yourlame and lumber”,请牛(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变成了“瘸子”和“木材”。一个人居然自卑到了否认抵赖自己会说母语的程度,可是连呢、勒都没搞清楚,还是“怒(露)馅”了。我想她离否认自己会说中国话只是一步之遥。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确实也碰到过不少有语言自卑的中国人,多数是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有个别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不吃中国饭,不讲中文,不屑与中国人为伍,是美国人所说的黄皮白心的香蕉。当然在美国的语言歧视和语言自卑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种族、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等若干差异,其中每一个问题都都够写几本专著了,此处恕不讨论。

  我并无方言歧视,因为我本身就是方言歧视的受害者。我也无意挖苦方言自卑者,更不会取笑人家学习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我喜欢每一种方言,一有机会就想鹦鹉学舌,因为每一种方言都有一些其它方言无法表达的意思,其中之妙,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到一起,当然应该讲普通话。如果在生我育我的故乡,或是在异地异国遇到同乡,乡音还是最亲切的,母语自更不必言。即使有人因你的方言对你歧视,也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以方言取人。大家抬起头,挺起胸,骄傲地说自己的方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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