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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刚吃过饭的时候，花儿便跑了回来，说是姨夫来了。大姐夫自那次出事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这次是跟四平拉了一机子（拖拉机）大米，在各村里换玉米。一机子大米可换回三机子的玉米，刨去杂沓费用，可以净赚一机子玉米。二姐正在将信将疑，大姐夫已经进了屋子。而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让二姐不知该怎样去招呼他才对。
　　“来了，坐。”二姐给大姐夫递了烟，忙转身招呼四平。
　　四平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领带也打得笔直。
　　“这就是你的家？”家里除了一个大炕，一个锅台外，一无所有。
　　二姐的脸上有一些不快。
　　“几岁啦？”他在问花儿。
　　“八岁。”
　　“上几年级了？”
　　“二年级。”
　　“给你糖吃好吗？”
　　“不，我妈不让吃别人的东西！”孩子把头转向母亲的一侧。二姐笑了笑，说：“叔叔给你，就吃吧。”
　　四平于是把糖分给了孩子们，坐在那里不停地搓手。
　　“姐夫，亦德不在，你招呼四平喝水。”
　　四平拿起茶杯，看见里面稠糊糊的，皱了皱眉头，没有喝。
　　晚上姐夫回来，便留担子（陕北民间把姐妹的女婿叫挑担，又叫担子）和四平一起喝酒。姐夫后来不能喝酒，一喝就醉，醉了便跑到门上骂人，把张占魁家的门拍的震天响。
　　接下来的日子，四平便经常到寨子换大米。有时是同大姐夫一块，更多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城里的门市交给了老父亲经营，怕他忙不过来，雇了一个小丫头，那丫头鬼精鬼精的，帐算得本清，还经常拿眼睛去瞟他，但四平的心思不在她的身上。四平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究竟遭了什么邪，心里面除了二姐再谁也装不进去。他把城里的门市命名为“玲玲商店”，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让二姐来经营。那次去医院送钱，二姐没怎么推诿便收了下来，这让他心里一阵狂喜，他认为二姐究竟还是没有把他当外人。明里他装着若无其事，暗地里他关注着二姐的一言一行，每每便记了心里回去慢慢揣摸，分析其中的细节。到寨子换大米路不好走，并且换得也不怎么快，但他还是愿意一次次地赶来，象是每一次都在相亲。二姐对他的态度已没了原来的生硬，并且一次次留他吃饭，他于是每次都要给二姐留一袋大米，二姐家的大米便永远也吃不完。
　　那天，姐夫和婆婆都赶集去了，花儿带着小花也上了学，家里就二姐同黑牛在家。四平那天拉了很少的几袋米，匆匆换完后便来到了二姐家。
　　“换完了？”
　　“换完了。”
　　“怎么样？”
　　“还行吧。”
　　“四平你今年三十多了吧？”
　　“嗯。”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啦！”
　　“没人看得上咱。”
　　“胡说哩！——你又不瓜不傻，人也长的宣净（白净的意思），不信没有女娃看不上。”
　　“……谁能看上咱哩！”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村里有个女娃，今年二十七了，连着考了几年大学，没考上，把婚姻的事给耽搁了。你要愿意的话，哪天我让她过来一下。”
　　“我不愿意。”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四平说完便抬头看二姐，发现她虽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依然那么丰满，那么端正，那么年轻。岁月在残酷地腐蚀着她的心灵，却难以腐蚀掉她天生的丽质。他呆呆地看着她，眼睛里掩饰不住火辣辣的热情。
　　“我该做饭了。花儿一会就放学了。”
　　“我欠你那三千块钱，等缓过来了就还你。”
　　“那三千块钱我不要了，那天给你送去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要你还。”
　　“那怎么行呢？”
　　“……高玲！”
　　“你在叫我？”
　　“高玲……”
　　二姐看见四平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嘴唇有一些哆嗦，想说什么，却一时说不出来。
　　“……我现在就开始做饭，吃了你赶快忙去吧，啊？”
　　“我不饿。”
　　“亦德他们过了晌午就回来。”
　　“……”
　　“……听说老寨子也有一个闺女，快三十岁了没有婆家；听说她是个民办教师，长得也很漂亮……”
　　“——高玲，今生我除了你，谁也不娶！”
　　四平说完这句话后，脸已胀得菲红。
　　二姐呆呆地愣在那里，等她缓过神来的时候，四平早已不知啥时候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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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和婆婆那天赶集回来，在路上都淋了雨。回来后婆婆便觉得发烧。姐夫要去给她看医生，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还没有那么娇气！但那天晚上，婆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破天荒地竟没有起来。
　　婆婆一病就是几天。那天下午时分，四平又来了，婆婆听见他们俩个拉了好长时间的话，心里很是不高兴。
　　四平的频繁来往使婆婆早就起了疑心，特别是给姐夫看病，人家什么也没说就拿来了三千块钱，而且还声明不要了！三千块，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婆婆一辈子也没拿过那么多的钱！这其中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除非那四平就是傻子。可根据她掌握的情况来看，那小伙灵醒的很，一点都不痴。这半年来一趟趟地往寨子跑，一次次地给他们家留大米，难道就仅仅因为他是她娘家的干儿子？
　　婆婆觉得这中间有大问题。
　　确定了思想路线以后，婆婆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老刘头听，老刘头听后也觉得问题蹊跷。后来，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四平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就是二姐所说的第一个对象，至今还没有结婚。
　　不得了！婆婆越想越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她把四平和自己的儿子做了比较，觉得儿子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占优势，因此她认为再发展下去，二姐肯定跟亦德离婚，嫁给追求他的那个人。
　　婆婆一辈子难得有空闲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一旦思考了，就觉得这问题越想越严重。她认为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那样下去会贻误了战机，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她痛恨自己的儿子人太憨厚，被人卖了他都不知道。于是她寻找着合理的出击时间，准备发出凌厉的一击。
　　号角在吹响的前一天晚上，她把儿子叫到大屋，把详细的并且增添了自己的联想的事情经过给儿子陈述了一遍。姐夫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母亲提出的好多疑问让他也觉得难以解答。他于是对二姐就增加了观察的内容，甚至悄悄地跟踪她的行踪。
　　自从有了黑牛以后，二姐已很少下地，她在家里照看孩子，并料理家务。姐夫那天干到半晌，听见村子里有拖拉机的吼声，知道那四平已经来了，于是他便同母亲悄悄地回到家里。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老远便看见那熟悉的拖拉机就停在外面。姐夫进了院子，听见屋子里俩个人正在低声地交谈，好像一个要给什么东西，一个不要。姐夫一脚就踹开了门，看见四平正把一串珍珠项链往二姐的脖子上套，二姐在用力地推诿着。
　　俩人都吃了一惊，姐夫一把抓了四平，迎面就打。二姐站起来想把他隔开，被姐夫用力一甩，便掼倒在炕台下，婆婆操了一根扁担，进屋后就一阵乱抡，嘴里喊着：“打死你个不要脸的！把野男人都勾引到家里了！”
　　四平用力挣脱了姐夫，跑出了院门，连拖拉机也没开。门口已是站了看热闹的人群，张占魁夫妇正在津津有味地作着评论。
　　“假正经！平日里都是装出来的。”
　　“人心隔肚皮呀，谁能揣摸透谁是个啥样子！”
　　“哼哼，就这还平日里笑话别人哩——先把自己屁股底下的屎打扫干净吧！”
　　大门外嘻嘻哈哈的一阵哄笑声，小村顷刻间便沸腾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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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自杀了。
　　二姐是服毒自杀的。
　　二姐什么样的罪都可以受，但她受不了这么大的耻辱！
　　二姐要用生命来证实自己的清白。
　　婆婆发现二姐的时候她已经把一瓶农药全喝了下去。二姐无所畏惧，面带微笑。
　　婆婆惊呼一声：“亦德，快来呀！你媳子喝药了！”
　　姐夫正在里屋换衣服，没来得及穿好，光着身子就冲了出来，见识浅薄的张亦德被眼前的一幕震呆了！
　　现在送人去医院，恐怕已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法子叫她把喝下去的农药吐出来。
　　姐夫于是抱了二姐，按倒在地，婆婆拿了一把筷子，在她的喉咙里一阵乱戳。
　　血顺着嘴边便流了出来，二姐牙关紧咬，筷子也塞不进去。
　　怎么办？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移动，生命稍纵即逝，姐夫急得头上全是汗水。
　　“都是你他妈的整天疑神疑鬼，现在出人命了，你满意了？达到目的了！？高玲如果死了，我到你娘家掘祖坟去！”
　　儿子的叫骂声让母亲感到羞耻，但此刻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在寻思着什么东西能使二姐恶心，把喝下去的农药吐出来。
　　“有了。”
　　婆婆跑进屋里，拿了个瓢便走向粪池，俩个人拿着筷子把牙硬是撬了开来，然后灌了下去……
　　“哇！”二姐一下子全吐了出来，吐得一塌糊涂。
　　然后，她就昏昏地睡了过去，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
　　二姐醒来后便长长地哭出了声，哭得肝肠寸断，死去活来。她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只觉得喉咙里一阵阵恶心，于是哇哇地干吐了起来。
　　姐夫给了她一瓢水，让她漱了口，她便软软地坐在那里，头也抬不起来。
　　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母女相抱，痛哭一场。
　　“我苦命的女子呀，都是外活土匪把我娃逼到了这一步……”
　　“你过不下去了就跟他离婚呀，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往死吊？”
　　二姐突然就停止了哭泣，看着母亲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妈，这门亲事当初是我愿意的，我就要走到底。我活着是他张家的人，死了也是他张家的鬼！”
　　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骂：“——我娃你憨着哩呀，你不知道这娘俩的心有多黑！——你是迟早也要死在他们的手里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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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结婚了，并辞去了主任的职务，媳妇是宋家嘴的王寡妇，人长得水灵，像个肥嫩的大白菜，一掐就能流出水来。
　　张主任结婚后便斩断了与张占魁家的来往。白凤英伤心地躲在家里哭红了眼睛，她对自己的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和希望。
　　二姐用生命捍卫了她人格的尊严。姐夫怒斥了年迈的母亲，并且运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伤害她。婆婆觉得自己在屋里已无法再呆下去，于是便来到了旧县的老刘头那里。
　　姐夫没有去找。其实这件事他已经知道，后来他也想通了，觉得老人年龄大了应该有个依靠，何况婆媳在一起关系又不好处。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姐夫的确是想开了。
　　二姐在张主任结婚后的一个月后凑足了路费，又去了区上的法院，她抱着黑牛，坐在那里不走。
　　没有了张主任的后盾，张占魁显得弱不禁风。他本来就臭名在外，这次又因为偷铲了别人的烟苗，被公安局抓了起来。
　　二姐回到村里的时候，看见白凤英站在村口，只见她披头散发，形容枯蒿。二姐的心里于是就一阵难过。
　　二姐最终赢得了官司，可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白凤英就死了。
　　她喝了大量的农药，用茅粪也没能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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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并没有因为这世界上发生的某件事情而停留。二姐的三个孩子也渐渐离水（指脱离了对父母的最初依靠），连黑牛也开始上学了。花儿和小花已经能帮母亲干很多的活，这让二姐非常欣慰。
　　姐夫自那年受伤后便不能干重体力活，脾气也没有了，跟换了个人似的。
　　婆婆走后，二姐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把我画的画贴了一墙，来人便向人炫耀。二姐是个爱争气的人，奈何在那样的环境，即使他们家的光景在整个寨子还算是充实的，但相对而言还是捉襟见肘，常常在为几个孩子的学费发愁。
　　那时我已学校毕业，并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于是，平日也就不怎么回去。
　　我把自己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机给二姐送了回去，成了寨子村的稀罕宝贝。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二姐便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放了足够多的木凳或木板，于是院子里便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二姐不停地给他们倒水，忙出忙里的，往往电视里演什么内容她都不知道。二姐的人缘在村里是没得说的，不管谁家有事，她都愿意去帮忙，谁家有上个啥纠纷的，也都愿意来找二姐商量，日子虽然苦巴巴的淡而无味，但二姐的脸上从此就多了笑容，多了一些从容不迫的颜色。
　　“张狗（二姐对丈夫的昵称），后半年苹果卖了咱到茂才家走一回。你窝在这穷地方快奔四十的人了，也该见见外面的世界是啥样了。”
　　“嘿嘿。”
　　“你笑啥？”
　　“看茂才媳妇不把咱赶出来！”
　　“——她敢！”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怕去了大城市就迷了方向。”
　　“不行，要去就都去。再说了，茂才结婚都好几年了，咱还没去过哩。”
　　“嘿嘿，随你。”
　　天公不做美，那一年的苹果让冰雹给全砸了。
　　二姐坐在苹果树下，看着一地的碎果子，伤心得泪流满面。
　　苹果被砸了，苹果税却是砸不了的。
　　那时节我们那里村村都种苹果，由于陕北高原日照充分，昼夜温差大，苹果鲜润甜美，深受各地客商的喜爱。因此，苹果便成了当地农民的主导产业，也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
　　刚开始的时候苹果还能卖个好价钱，上好的苹果甚至卖到三元钱一斤，但随着果园的普及，价格便一路下跌，最后平均能卖个一元钱一斤就是好价钱了。
　　然而乡政府的农林特产税是按照第一年的果价为参数确定的，平均一斤按二元七角算，纳30%的税，即一斤苹果要交纳八角钱的税。果农除了特产税，还要缴土地税，提留款等，一亩果园光施肥就得几百元钱，还要雇人修剪，疏花、疏果（把太密集的花、果摘掉，这样苹果才能长大），每年打药三次，又是几百元。有的人为了防斑点，还要给苹果套袋……这样一亩果园卖了的钱，全缴了农业税还不够。如果遇天灾人祸，那更是惨不忍睹，有的人于是便贷款交税。
　　农业税成了农民的一大负担，也成了当地政府最头疼的一个问题。于是每年的秋后，县政府都把征收农业税当成第一件大事来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分布在全县几百个村镇上。
　　二姐那年苹果共卖了七百元钱，特产税就测了一千一百元（每年春上的时候，乡政府便会派干部进村测税。测税的干部往地里一站，根据果园的面积便测出今年应缴的税款。头脑灵光一些的农民托亲戚找朋友，或给测产干部一定的好处费，这特产税便可以减少一半，但大多数的农民是没有这方面的关系的，于是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东塬上的一家人拼命干了一年，全部上缴农业税后还差几百元钱，家里的房子便被强行拆掉，一家人伤心绝望，跑到果园全吊死了！
　　下塬上的两口子因为抗缴农业税，被绑到乡政府吊在老槐树上，一天一夜，媳妇被放下来后就一头撞在树上死了……
　　村子东头的王大毛家，因为缴不起农业税，王大毛被关在禁闭（监狱）快一个月了，还没有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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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后，所有的人眉头都皱成了疙瘩，家家的院子里，笼罩着一股悲戚戚的气氛。
　　乡里从外面雇了一百多人，组成了一个收税“突击队”，突击队的成员多为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由刑警大队专门培训，穿着统一的迷彩服，浩浩荡荡就进村了。
　　穿着迷彩服的突击队员一进村就开始了扫荡。他们见鸡抓鸡，见狗打狗，到家里后有什么东西就搬什么东西，谁也不敢阻拦。
　　黑牛和两个姐姐正在村子里玩耍，看到突击队就开始喊：“日本鬼子进村了！”
　　这一喊不要紧，所有的孩子便都跟着喊了起来。
　　“日本鬼子进村了！”
　　突击队员们先是一愣，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跑出好远，但队员们还是奋勇直追，不一会便抓住了几个孩子。
　孩子的哭声引来了大人，也吸引来了更多的孩子。于是大家便一边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一边往学校跑去。
　　学校正在放学，孩子们很快便被堵在里面。突击队员们包围了学校，等孩子们差不多都进去了的时候，从里面栅上了铁锁，不准大人进去。里面即刻就传来了孩子们的惨叫声，哭声连成一片……
　　家长们站在墙外，急得一蹦多高，奈何里面的突击队员把墙头都占领了，他们冲不进去。
　　“——不要打孩子，孩子不懂事！孩子在胡说八道哩——呜呜呜呜……”
　　墙外的娘们哭成一片。
　　“不要打了，要打就打我吧！我们缴农业税哩，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娃咧……”
　　“娃呀……我的娃……”
　　打声持续了有半个小时之久，里面平息了。
　　门开了，村民们一哄而进，各人在寻找自己的孩子，黑牛昏倒在地，嘴角上流着血……
　　“——黑牛！”二姐一声长啸，哭声于是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给本来平静的北塬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第二天，有十几户人家把孩子送往了医院，然后来到县政府上访。
　　二姐首当其冲。
　　县长了解情况以后，皱了皱眉头，对下面的人说：“一帮刁民，轰出去算了。谁要是坚持闹事，就逮起来”。
　　二姐被逮了起来，关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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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惊动了城里的记者们，他们于是赶赴县城，先在医院里了解情况，然后又赶到了北塬上的寨子村。
　　村民们义愤填膺，纷纷地诉说着那天晚上突击队员们的“法西斯”行为。几个老婆婆档住记者，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作揖，说记者同志你要是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就不起来！
　　“胡宗南来了也没这样惨火（过火厉害的意思。胡宗南四七年曾大举侵犯延安，一路上烧杀抢掠，在老百姓心目中至今留下不灭的印象）！他们跟不懂事的孩子较真！把孩子往死里打呀……呜呜呜……”
　　记者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摘下了眼镜，用纸巾在脸上擦了擦，然后就沉重地上路了。
　　县城里，有关领导早就设好了丰盛的酒宴，为他们接风。为了显示对他们的重视，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亲自作陪。
　　“辛苦啦，辛苦啦！——小县条件不好，一桌薄酒聊表谢意，欢迎记者同志们给我们指导工作。”
　　酒香阵阵扑鼻，满桌的菜肴丰盛而多样，但此刻的记者们却都没有胃口。
　　“吃吧，吃吧，不够了再添几个菜！——唉，这穷县就是事多，山野多刁民嘛，自古都一样。”副县长先干了一杯，把杯子翻过来空了一下，以示已干，然后用手一推，说：“大家请！”
　　几杯酒下肚，副县长又开始演讲了。
　　“听到些什么啦？——咳，他们就这样，不知道从哪里学会的一套本事，瞎编乱诌。当然了，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失误，他们法制观念淡薄，不知道这抗税是违法的行为，我们今后应在这方面多做教育工作。”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吧，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小刘，把迎宾楼最好的房间给记者朋友留着……你们慢用，我晚上还有会议，恕不能再陪。——这是我的秘书小刘，让他来安排你们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副县长紧了紧脖子上的领带，一只手在光亮的头发上捋了一下，肥硕的身体往后挪了挪，臃肿的肌肉在脸上一颤一颤地，散发着青春的光芒。
　　有关领导在晚上又紧急招见记者，陈述了事情的种种利害关系。记者们那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便上路了，没写一个字！
　　后来，有一个曾经参加过那次采访的朋友对我说：“其实你们县领导对那些事都知道，他们也没有法子。你说十万人的县城养活着两三万个干部，不强收特产税，这财政开支从哪来呀？！”
　　“那你们也不能昧了良心就不说真话？”
　　“——良心？我也是农民的儿子。那天采访我都哭了，但当你面临人身安全和有可能下岗的威胁时，你能怎样选择？！”
　　我默然无语。
　　听说省城里后来又来了一批记者，同样是热烈欢迎，热烈欢送。但省城的记者到底没有白来：县委后来召集会议，认为那天晚上采取的行为是过激的，不负责的，是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会议做出了对我们乡领导的处理意见：免去乡党委书记谢延滨和乡长李双赢的行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
　　后来二姐也被释放了回来，县里赔付了所有孩子的住院费用。
　　谢延滨和李双赢被调回县委工作。
　　　　　　　　　　　　　　　　　
　　公元二OO四年的三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减免农民农林特产税”的文件，在我的家乡横征了十多年的农林特产税终于成为了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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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二姐和姐夫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我的家里。
　　我去汽车站接她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二姐站在那里，正在东张西望地寻我。地上，放了好多的行李。
　　二姐带来了向日葵、绿小豆、荞面、核桃、红枣和南瓜，几个人都提不动。我于是埋怨她带的东西太多。
　　“拿不了，也没带啥。这都是我跟你姐夫种的，你们城里人又不稀罕别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西安到处买得到，这么远的路，你人来了就行了。”我一边嘟囔，一边挡了一辆的士。
　　二姐坐在车的后排上，不住地东张西望，并把旁边的高楼指给姐夫看。
　　他们一路上便都有些目不暇接的样子。
　　邻居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把大包小包的东西转移上去。开了门，妻子看着一堆的东西直皱眉头。
　　二姐嘻嘻地笑着，说没啥拿的。
　　姐夫随后便进了客厅，妻子一声惊呼：“换鞋换鞋！——哎呀，怎么穿着鞋就进来了？”她一脸的不高兴。
　　我于是忙拿了两双托鞋，让他们换上。
　　“哎呀，你看你那臭脚！”妻子看着姐夫露出脚趾的袜子，用手捂上了鼻子。姐夫的脚气很大，屋子里即刻便弥漫着一股酸臭的味道。妻子忙跑到厨房里拿了几只塑料袋要二姐和姐夫套上，然后再穿了拖鞋。
　　二姐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我看见她很不自在。
　　姐夫嘿嘿地傻笑着。妻子于是拿了一瓶空气清新剂，对着他就是一阵狂喷。
　　“你喷啥哩？”二姐问。
　　“我给他喷香水哩！”妻子自己也笑了。
　　吃饭的时候，姐夫拒绝到餐桌上就席。他盛了一碗饭，蹲在沙发上就吃了起来。
　　“哎呀，你可不要蹲在上面！几千块钱的沙发哩，弄油了可不好洗。”妻子大呼小叫地说。
　　“肖莉！”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妻子白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埋头吃饭。
　　“多吃多吃，一路上都饿了！知道你们乡下人能吃，我今天多蒸了一碗米。”
　　二姐吃了半碗后，便不吃了。
　　“二姐快吃。”我说。
　　“我吃饱了。”
　　“哎呀二姐，你怎么就吃那么一点？这饭可全剩下了，让谁吃？！”
　　“留着下顿吃吧。”二姐说。
　　“下顿就全馊了，要倒掉的。哎呀这人多了饭可真不好做，少了怕不够，多了就浪费，你说……”妻子突然抬起头，看到我一直瞪她，就不说了。
　　“二姐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这城里边可乱得很那！”妻子一边拖地，一边问。
　　“先跟你姐夫到学校看花儿，再说。”
　　这时姐夫也吃毕，他蹲在客厅的窗沿下，从口袋里摸出一绺纸，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撮烟，卷上了便用唾沫一泯，点燃后就抽了起来。
　　我给他纸烟，他不抽，说没劲。
　　女儿胖牛牛突然就喊了起来：“哎呀讨厌，呛死了呛死了，我受不了啦！”
　　屋里的烟味确实很大，加之我平时又不吸烟，这一下孩子便受不了了。
　　妻子推开了窗户，一边用手想把烟扇出去。这时，姐夫已抽完了一支，把烟头扔在地上，然后用脚一拧，地板上顷刻便黑黑的一团。
　　“哎呀，你怎么把烟头乱扔呀？我刚刚拖过的地！——那边不是有烟灰缸嘛！”妻子很不高兴，脸上写着厌恶的表情。
　　我看见二姐拿了手帕，在地上就擦。我忙拉起她，拿了拖把把那里弄干净。
　　那天晚上，二姐便坚持要走，她说你们城里的地方我们住不惯。我说深更半夜的你要到哪去？她说到花儿的学校去。我说学生都住宿舍，一人就一张床。二姐犹豫了一会，便默默地坐了下来。
　　第二天，我带领他们去了学校，见到了花儿。二姐要花儿好好学习，毕业后争取留在城里。她说小花明年也要高考，黑牛也要上高中了。我突然发现二姐头上已多了许多白发，而在额头和眼角的地方也布满了细细的纹路。我说二姐你也有白头发了，二姐说都四十多了，咋会没有呢？说完他们便要我送他们去汽车站，说住你们家太不方便，晚上上茅子都没个地方。我说有卫生间你们不用嘛。她说卫生间就在家里，她方便不下去。
　　二姐走后妻子把床罩和被子都清洗了一遍，并嘟嘟囔囔地说有旱烟（土烟）的味道，兴许还有虱子和跳蚤，如果爬到了胖牛牛的身上可不得了！
　　我说你做得可真过分！
　　妻子同我大吵了一架，并申明：如果以后老家再来人，就在外面住招待所，不允许带回家来！
　　我心里很难受，一股莫名的滋味涌了上来，狠狠地掼了门，就去办公室上网去了。
　　“有本事你别再回来！”妻子在后面高声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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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以为我的妻子是什么名门闺秀，她跟我一样来自农村。想起十多年前，妻子为了跟我，可没少受罪。
　　妻子是经媒人介绍后同我认识的，认识后她不嫌我们家穷，硬是拗着她的父母跟我订了亲。订亲后又在家里等了我三年，很是吃苦耐劳的样子。结婚后我在城里上班，她便在家里伺奉着老人，人踏实朴素，干活也能吃苦。她对我们家的事从一开始就不满意：大姐带来了她的父亲，母亲三天两头往那跑，妻子没少在我跟前说风凉话；二姐同婆婆整天闹矛盾，寻死觅活的，她觉得很是不可思议；父亲窝囊没有本事，她从心里看不起；母亲穿梭在两个男人之间，她成天在我跟前冷嘲热讽……那时，她跟我的母亲关系处得也不好，但她事事都让着母亲，从不与她吵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媳妇。
　　后来，我把她带到城里面做临时工，一开始她还能兢兢业业地干，后来心里便渐渐地不平衡：你茂才是厂里的领导，凭什么别的女人能干轻巧的活，我肖莉就不行？——这说明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你的心都让那些狐狸精给勾走了！
　　她在厂里面跟我大吵大闹，对我身边的女同事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我在厂里一度很尴尬，差点就下不了台。
　　还记得那年母亲第一次来我家。母亲带着一些小米和豆子风尘赴赴地赶了上来，一进门妻子就摔碟子砸碗，说连吃的都没有了，还来这乱七八糟的人！我说这是我妈，怎么是乱七八糟的人？她说你妈来了要不要吃饭？我怒火中烧，一把就拽了她的辫子，压倒就打……母亲在一旁为我加油，说狠狠打，往死里打！我的手上便没了劲，被妻子一个反扑，便抓破了脸。
　　那时我们经常闹冷战，一闹就是几个月，一个屋里住着，每天形同陌路，谁也不理谁。有一天到工房查车间，见她没来，问工友才知道她病了，没有上班。我于是匆匆赶了回去，要她去看医生，她不去。
　　可能是陕北女人的通病，吃软不吃硬，一个个都非常倔强。二姐这样，妻子也是这样。冷战的结果使妻子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沿。那段时间里，她要么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发愣，要么就一个人到河边散步，望着滚滚的延河水发呆。
　　还记得那次我回到家里，见她躺在厨房的一角，手里握着一瓶白酒，已所剩无已，我连忙拉了她去医院，她醒来后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从此，我渐渐地转变了对她的态度，她也对我开始关心起来。特别是后来有了孩子，俩人的关系便更加融洽，但她那暴烈的脾气却一点也改不了，同做女子和刚结婚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我只有慢慢地去适应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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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回到了故乡。回去的第二天，我便来到了寨子。
　　二姐夫妇非常高兴。姐夫不知从什么地方竟然弄了两瓶啤酒，要跟我对饮。
　　二姐不停地给我夹菜。女儿胖牛牛的嘴蹶了好高，不喜欢吃。
　　啤酒姐夫喝不惯，我看见他像喝药一样的难受，便让他以茶代酒，他红着脸说那样做对我不公平。
　　我们吃过饭后便到了二姐的果园。苹果长势很好，已全部坐了果，密密麻麻地一树摇。
　　“今年不收农特税了，苹果卖了钱都能落下了。”
　　二姐的脸上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喜悦，象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地给我说每一棵树的情况。
　　微风轻轻掠过，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崖畔上，白花花的山楂花一簇簇地展放着。杏儿已像拇指般大小了，胖牛牛摘了一颗放在嘴里，酸得她直呲牙。
　　对面，一抹斜阳涂红了半个天空，沟底下机器声隆隆地轰鸣着，从黄陵到延安的高速公路正在从下面通过。
　　“张占魁把人杀了。”二姐突然说。
　　“他杀谁了？”
　　“张主任”
　　“为什么？”
　　“因为争孩子。”
　　“……哦。”
　　“可能要被判处死刑哩，这害祸！”
　　是啊，上帝安排了这样一个害祸（败类的意思）成了他们的邻居，二姐夫为此而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尽管那年张占魁被以伤害罪判了一年刑，但姐夫的腰现在还使不上劲。
　　“你婆婆现在还在旧县住？”趁姐夫带胖牛牛去了下崄，我问。
　　“她跟老刘头结婚了。——唉，其实她这个人心挺好的，就是不会做事。她后来也经常回来，对我很好。三个孩子现在上学的学费，一部分还全凭她呢。”二姐轻描淡写地说着，好像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
　　“……那四平，后来怎么样了？”我犹豫片刻，不过还是想知道。
　　“别提他了，他把我也害得够呛！那年我出事后，他便同他爸回了老家，没有再回来。”
　　四平是山东人，这我知道。
　　“——张狗，你给我摘那颗最大的！”胖牛牛拉着她姑父的手，还要吃树上的酸杏。姐夫嘿嘿地笑着，笑得很灿烂。
　　“五·一”回来后，我把二姐家的情况给妻子说了，她听了也很高兴。
　　不想刚过了两个月后，二姐在电话上就哭得一塌糊涂，几乎说不出话来。
　　——果树管理站的人带领了四十多个青壮劳力，砍掉了他们家所有的果树！
　　果树被砍后就地浇上了油，点燃后把灰也埋了！
　　原来二姐家的苹果树得了一种腐烂病。这种腐烂病一时半会也伤不了苹果树，但它会传染，会直接影响到其它苹果树的质量。
　　一般情况下，这种腐烂病通过处理后是可以治疗的，但也有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就是斩草除根！
　　二姐说这种情况自己要是不说，其他人是很难知道的，但大姐夫给她家打了药，便把情况汇报给了果树站。
　　“——黑茬茬地一下子就来了四十多号人，二话没说就开始挖苹果树！长了快十年的果树呀，上面的苹果也都象山杏大了，我的心里在滴血呀！”
　　“几百棵树一天便被连根挖出，浇上了油就点了……那火光冲天，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呀……”
　　“按今年的收成，苹果最少也能卖一两万块钱，这下什么也没了，我可咋活呀……呜呜呜……”
　　“花儿要上大学，小花今年也考上了，黑牛要上高中，三个孩子今后可咋办呀……”
　　“……”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