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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德”

　　在为乾隆皇帝“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惯例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做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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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好呢。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

　　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向乾隆皇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

　　乾隆皇帝点头，表示很同意刘统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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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期间，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行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是疲惫不堪，有的大人和孩子相对而泣。

　　刘统勋询问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回答：“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拿不出钱，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缠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

　　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后来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儿便能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去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到了收料场，拜见了某官员。某官员见刘统勋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于是加倍索取，共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之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走，并将其牛车扣留。

　　刘统勋一见该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急赶回驻地，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

　　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纷纷长跪为其请罪求恕。

　　坚持了好久，刘统勋才命令将某官员押回，罚以大杖杖数十，再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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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功”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事情就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

　　要弄明白这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土司制度。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长官，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员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限制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也必须要取得中央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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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往往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但是，直到乾隆时期，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尚未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负责管理。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过清朝廷的同意，趁机兼并了小金川。随即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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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继位后又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向来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大、小金川，用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
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坚持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接连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乎”，还是该“撤兵乎”，于是，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今后应该怎么办？这时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以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终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也成就了乾隆皇帝“十大武功”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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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言”

　　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圣明君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尤其懂得思想统治的重要。他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效劳。同时下令开馆修书，先后完成“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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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不足以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在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只是总纂一职却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刘统勋召进宫来，商议由谁来担任总纂一职。乾隆皇帝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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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纪晓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漏言”案被充军发配新疆，这时正是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于是刘统勋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选，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快奏来？”

　　刘统勋看乾隆催促如此急切，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笑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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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

　　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

　　乾隆听刘统勋这么一说，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

　　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漏言’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往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