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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8-4-11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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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004年12月31日上海《新闻晚报》，题目是《土八路与洋学生的
交往——我与陈更华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作者张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像是说，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有着不
同境况的人，难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成为朋友。可是陈更华先生———这位上个世 纪
40年代的美国留学生、洋味十足的归国华侨，却和我这个小学还没读完，土得不能再土
的抗日“土八路”交往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互相视为知已，说来颇有点戏 剧性。
留洋X光专家胜过资本家
1953年的夏天，我为邀请李谋真同志（陈更华先生的夫人）到刚筹建的铁路卫生学
校（铁道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第一次去了陈家。当我按图索骥找到陈家之 后，着实
让我惊讶了一番：他们不仅是住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福利公司楼上
），而且居住的大楼门口，居然有个外国人看门（印度人，所谓“红 头阿三”）。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侍候中国人。
当时，看惯了三四口人挤在不足6平方米亭子间的情景，我感到他们的家居十分宽
轩,少说也有100多平方米的面积，大厅的窗下就是南京路，显得非常敞亮。家 具也很
洋气，居然还有冰箱……如果他是资本家，我倒不会感到意外，但我知道他只是个X光
专家，用现在的话说，也属于“工薪阶层”，怎么会比我此前看到过的 资本家的家里
还阔气？
后来才明白，当时一台X光机器的价值几乎是医院所有设备价值的70%，而且大部分
医院还买不起。老陈不仅仅会修这样的高精尖设备（当时中国会摆弄的人不过 几十人
），还受聘于国外某知名船级社，是他们的中国代表之一，对船舶和一些大型设备的安
全检验，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洋包子”率真“土包子”投缘
从人事资料上我已经知道，陈更华先生是1948年从南京考上公派留学生资格，在美
国留学4年后，放弃了当地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所 以，当他
西装革履出现在我面前时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没有知识分子常有
的矜持和莫测高深，他热诚中透露出直率，加上1米80的身材，显 得豁达、豪爽并略带
点粗犷。这风度很对我这“土八路”的胃口，于是我也就毫不拘束地和他聊了起来。
那次见面，已经过去50多年，当时谈话的许多细节虽然已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却是
至今难忘的，当时美国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只是从政治学习中知道，美国劳动 人民
受剥削，很苦，甚至煤矿工人家里无煤烧……所以我问了他美国工人的一些情况。出人
意料的是，他告诉我美国的许多工人都有轿车、冰箱，干活很紧张，但咖 啡、可口可
乐等饮料在厂里尽管喝……
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能对我这样一个“土八路”讲真话，实在让我惊讶。因为当
时抗美援朝风头刚过，反美的气氛仍十分强烈。我意识到他是个没有心计的大好 人。
当他问我当兵打仗的事，以及解放军、共产党的种种情况，我具体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
了，但肯定也是“灶王爷上天，实话实说”。就这样，一个“洋包子”和 一个“土包
子”，一见如故，我们谈得很投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老陈的交往激发了我对知识文化的兴趣。在老陈的影
响下，我自学英语，并于1956年考进华东师大历史系（函授）。使我感激不尽的是，他
不嫌我土，也不嫌烦，而且不要回报地帮助我。
也许，现在会有人以为是因为老陈的夫人老李要进铁路卫校，他巴结我。其实当时
老李并不想进铁路局，而是铁路局需要她。因为当时铁路卫校找不到理疗教师，而 老
李精于此道，可她不愿意干。是我磨破嘴皮，才使她勉强点了头，可没过三天却说“要
到北京去做事”，其实这是她不肯干的托词。我好说歹说，最后才同意只干 一个学期
。不过一个学期后她受到学生好评，受到领导器重，特别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谷风同志
（和老李一样，也是浙江富裕家庭出身的女知识分子）和她很有共同 语言，老李这才
同意正式转为铁路职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铁路局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想进而进不来，可老李偏偏不
愿到铁路局来工作。当我就此事问老陈时，他说：“我们怕公家的饭难吃”。的 确，
老陈他当时是凭专业知识和技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医院的X光机器发生问题，还
有船舶鉴定等等都不得不找他，所以收入不菲。但上世纪50年代末，社 会主义改造的
大潮，使他不得不到国营的单位工作。这时，我这“土包子”对他也派上点用处———
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待人处事，我成了“大学生”，他变成“小 学生”，对他，我也
起了点参谋作用。
这不，一开始他就碰上尴尬事。分配他工作，竟要把他分配到“光学仪器厂”，还
说“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老陈以为是有意为难他，气呼呼地对我说：“X光是 电学
，这是常识，为什么叫我到光学仪器厂？”我告诉他：“共产党的干部学过物理的不多
，哪里分得出光学电学，你若不说，连我也弄不清，你只要说明白，他们 会改。”
最惨的事在“文革”中
要说“惨”，我比他更甚，因为我是在大会上被揪出来，押到台上批斗的；但我运
动经历得多，不那么在乎，心情也和老陈不同。因我在运动初期很不应该地先整了 人
，而且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我把整人不当回事。只有被人整了、蹲在“牛棚”中，才明
白整人太不应该。所以，我没多少怨气，倒有较多的内疚。老陈则不同，他 从不整人
，只知工作。当初是为了爱国而不肯留在美国，在解放后就回了国。“文革”中，却硬
说他是“美国特务”被关进“牛棚”，足足“隔离”了两年。还说 “你不是特务回国
干什么！”更使他伤心的是：军事学院毕业的大儿子，也因他而不能分配到军队，学非
所用地给弄回上海当了工人。
在1971年前后，我和老陈在南京路上不期而遇，好友在经历过“牛棚”后重逢，都
很激动。在饭馆里我听了他的倾诉。并劝他说“好歹我们都过来了，那些当右 派的可
比咱们惨，那不也得受么！”他说：“幸亏反右时我还没进国营单位，要不，说不定也
是右派。”这么想倒也宽慰了许多。直到不久前，他还告诉我，对那次 会面印象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的日子好过了，我们交往又多了起来，好像他还到我的单
位来过几次。
有一种邂逅名字叫“美好”
在老陈的三个儿子中，我和他大儿子比较熟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医
院干部门诊看病，恰遇他也在那儿排队候诊。看到我，他站起来打了个招呼，还 把我
让到前面，即兴闲聊了几句。因为我知道，老陈夫妇都是只钻技术不问政治，所以，也
就想当然地以为，他在这里看病肯定也是个非党的技术干部。闲聊中就不 自觉地摆起
长者的架式，说了一些开导教育的话。而他也是谦和地应答，并不多说什么。不久，我
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他不仅是党员干部，而且正是管我们的那个局 的局长。说实话，
党的高级干部，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一个人在医院默默排队候诊？我想，这恐怕与老陈
的严格家教有关。
从这开始，我再也没和老陈联系过，倒不全是由于那次“闲聊”的不好意思，更主
要的是老陈的儿子一再进步，我想，老陈家一定高朋满座，就不再去凑热闹了。恰值当
时电话一再改号（从6位上升到7位、8位），以及我家搬迁等缘故，老陈也一直找不到
我。我们就此失去联系好多年。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老陈在打听我的
电话和住址。我这才再次和老陈联系上。接到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劈头就责问我：“
我怎么得罪了你，你这么长时间不理我？”
我既感动又激动，好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实在没想到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还在想着
我。就这样，我们又来往不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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