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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好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汤池说:“国内有些人认为爱国华侨在国外都一定是十分显赫，捐赠文物也应该是大手笔。但实际上，陈先生是靠雕塑和制作蜡像为生,在美国的生活也十分拮据。但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热爱，他宁愿负债也要买下来。我们看重的应该是这种爱国情，而不要过多去追究物质回报的问题。”正如一位长期接触捐赠工作的业内人士所指出的,虽然捐助公益事业是义举、是善事,捐助人对公益行为不应要求回报，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生活水平较高人群普遍都会产生捐助公益事业的愿望,也会有通过公益事业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要求。公众应充分理解他们的爱国之情,正确对待他们的捐赠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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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我国人均慈善公益方面的捐助1998年只有1美元,2000年不足1元人民币。究其原因，被采访者多谈到了税收优惠不够、办理手续繁杂、捐赠机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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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捐赠者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很少，虽然国家有减免税收的政策,但与国外相比,额度太低,甚至出镏企业捐赠后，非但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少税收减免，相反企业还要对限额以外的捐赠支付相应的税费，这势必影响到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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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国家有明文规定捐赠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捐赠者在行善举的同时，要求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无可厚非。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却遇到很多障碍，如当地税务部门不了解相应的规定、没有办理减免税的规范程序,业务停留在可办也可不办、能办却办不了、不好办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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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9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将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机构接受的社会捐赠定为公益性捐赠，但国家同时又规定内资企业只有向12家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公益事业捐赠，才允许在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而这12家机构中不包含任何一家文物、博物馆机构,这无异于给原本就不太平坦的国内文物捐赠之路又平添了一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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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正是由于宏观政策的不合理性,导致了企业、个人对文物、博物馆单位的捐赠寥寥无几，也是目前我国文物、博物馆类非营利机构募捐水平低下、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弱化的症结所在。”为了使文物回流的通道更加顺畅，机制更加完善，他在今年“两会”期间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研究放宽对用于公益文化事业捐赠的所得税优惠幅度，制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更加切实、到位的减免税政策。在即将开征的遗产继承税中，向文物、博物馆机构捐赠文物者，其所捐文物不计入遗产继承所得，并可抵免相应金额的遗产继承税。文物、博物馆机构从境外抢救性收购文物或接受境外捐赠文物、物资、款项，入关时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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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提醒众人，在文物购买的热潮之中要冷静思考、理性从事:“我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数量繁多，情况也十分复杂。如果不分情况，一味去用钱购买，就相当于承认了这部分文物的合法性，于情于理都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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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信息咨询中心鉴定研究室主任张习武也希望:“一方面企业和个人能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眼力，分清楚文物的来源和渠道，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抢以致哄抬价格的现象。用远远超于文物价值的价格购回这些文物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甚至给正常渠道的文物回归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希望国家可以给予相关的政策保证,加强宏观调控，针对民间回流的不同目的，能有更便捷细致的处理办法，以更好地完善国内文物市场体系。这样也更利于藏宝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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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件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繁荣和见证了中国统一的吉祥物回家后，还将见证中国的重新崛起和富强。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所有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都能回家……”这是高美斯先生在“咸阳宫”战国青铜鼎回到故土时的深情祝福。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是所有中国人和热爱中华文明的人们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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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日本首都东京，沙尘天气下的东京塔模糊不清，这是东京六年来首次遭遇沙尘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