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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tor

两种改革，两条道路，两种命运

黎阳
2004．8．

中国人面临着两种改革，两条道路，两种命运。

一种是图强国的真改革，一种是谋私利的假改革。

真改革的一切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追求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道路：良性竞争、共同富裕，国泰民安；口号：中国全面现代化。命运：中华崛起。

假改革的一切是为了让自称改革者的人自己发财，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道路：贪污腐败，恶性竞争，假公济私，损人利己；口号：全力建小康。命运：中国崩溃。

真改革只有一个目标：中华崛起。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从鸦片战争起已经尝够了因落后而挨打的滋味，在今天“全球化”的“超限战”的许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也仍然因落后而不断以不同方式在挨打。中国要扭转局面不再挨打就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只要不比别人先进，就不能保证中国不再挨打。因此中国需要的先进是不亚与别人的先进。这样的先进买不来也仿不来，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创造。为此就必须革除一切不利于这种创造的东西，建立有利于这种创造的良性竞争环境，就必须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决不允许再变成一盘散沙。要创造良性竞争环境就必须打击导致恶性竞争的一切腐败。要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就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就必须防止社会贫富剧烈分化，就不允许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人手里。因此改革必须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能富民强国，必须有建设性，必须能实实在在地为全国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能真正提高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生存竞争能力，能确保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假改革只有一个目标：营私发迹；只有一个原则：不择手段；只有一个途径：诈骗；只需要一种环境：腐败。就是说，假改革纯粹是一场骗子式的“改革”。跟一切骗子一样，“改革”骗子们只关心能否诈骗得逞，能否及时脱身，能否保住赃物，根本就不在乎受害人的死活，即使坑得人民破产，国家崩溃，他们也决不会有丝毫犹豫。

改革有真假吗？有。只要是人类社会里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实必有虚。任何东西只要受欢迎，一定有人试图仿冒出来以假乱真。中国尤其盛产造假天才，假酒假药假钞票自不待言，假精英假专家假学者也早已泛滥成灾。虽然这些人的文凭未必全是假的，但只要顶了个专家的招牌、利用公众的信任损人利己，那就是骗子。“下三滥”的痞子骗子是骗子，“上九流”的学者骗子照样是骗子。不管是“满腹经伦”还是“目不识丁”，不管是“道貌岸然”还是“贼眉鼠眼”，不管是“温文尔雅”还是“满脸横肉”，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管是当大官的还是摆地摊的，不管是专家还是流氓，只要行骗，那就是骗子，本质一样。就象“野鸡”、“三陪”、“二奶”，虽然名称有别，包装不同，标价各异，但都属于卖肉生涯，其交易的本质没什么区别。有些中国人往往有种错觉，老以为骗子都属于低层次、小范围。这种观念实在太落伍。中国的骗子们早就 “与时俱进”地提前实现了现代化。既然造假专家们连假香油、假粉丝这种小打小闹的便宜都不放过，那怎么能想象人家能白白放过“改革开放”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怎么能指望人家不利用这种社会变动的大好时机大发横财呢？怎么能相信形形色色的骗子们不弄出个假改革来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呢？阿Q闹“革命”为的是顺手牵羊再调戏小尼姑；骗子闹“改革”为的是当窃国大盗。别看如今似乎万众一心几乎人人言必称“改革”，实际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改革”照样有真有假，其真实含义完全不同。假“改革”者，“改革”是假，谋私是真，以“改革”为名假公济私，损人利己。口头上为国为民，实际上祸国殃民。

“‘建设小康社会’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就自然富强了。因此‘全力建小康’和‘中华崛起’是一回事，并不矛盾。”

这是充满了假设、天真和主观臆断的逻辑。什么是“小康”？“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算不算“小康”？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在世界上排名是前多少位，算不算“小康”？甲午战争前中国的人均GDP比日本差不多，算不算“小康”？如果不算，那什么才算？如果算，那中国早就“小康”过了，真正要害的问题不是如何建“小康”，而是近代中国为什么丢了“小康”，殓何避免今后再丢。否则即使建成了“小康”也保不住，还会再丢掉。如此循环往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再说，“生活水平”也有相对性，并不一定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各个方面。有人家财殷实，但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小心积累，丰不忘灾，照常粗茶淡饭。单看其实际享受到的生活水平也许远不如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还到处借钱大吃大喝的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能因此说前者穷后者阔吗？当然，只要后者还能有人信、有人借地挨一天，就还能以阔少的身份混一天日子，就还能继续给人以“生活水平高”的假象。但假象毕竟是假象，天下也没有多少人那么容易一辈子当冤大头，永远肉包子打狗。一旦告贷无路，债主登门，假冒的“小康”就只好任人摆布，乖乖听安排，否则就只好身败名裂。过去中国长期被封锁，想对外开放也开放不成。面对重重包围，为了备战备荒中国不得不提高积累率，能用于生活分配的自然所剩不多。这的确很寒酸。但另一方面则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一切家当百分之百实实在在全是自己的，谁也管不着，用不着怕任何人逼债要挟。只要通过真正的改革开放促进良性竞争，必要时适当借贷加快建设性项目的进度，发展下去迟早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相形之下，那种把祖宗家产子孙环境一古脑当光毁净、用借来的钱混日子，靠借来的机器照借来的图纸用借来的材料加工成廉价产品求人赏脸收购、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怕人家一不高兴翻脸就能断了自己的生计的“小康”，虽然可能风光一时，但终究是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身不由己，说垮就垮了。借来的财富不是真财富。自己能用的钱才是自己的，不能用的钱再多等于没有。靠借贷来风光的“财主”跟银行的出纳、库房的保管等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替别人看管财产而已。因此看“生活水平”要看实质，看根本，看长远，而不是光看昙花一现，更不是看驴粪蛋子表面光。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口号本身并没有错，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还说得通。但把“小康社会”当成唯一的战略目标，鼓吹“全力建小康”就错了。因为这样的战略不能解释中国近代从辉煌到沉沦的根本原因，也不能让中国避免上述历史复辙。况且“小康社会”是一个没有严格客观检验标准的概念，可以任人发挥。算不算“小康”可以随便弄一堆数字来糊弄人，更容易做手脚。即使绝大多数人一贫如洗，只要几个“专家”、“精英”跑出来搬出GDP之类名词术语七拐八绕一番，把几个富可敌国的巨富收入列入统计数字一平均，仍然可以随时“证明”现在就是“小康”。把“建设小康”当目标再把它跟GDP挂上钩就等于把GDP演变成了追求目标，把整个国家的努力方向全改了，而且是引入歧途。GDP是指标而非目标，而且是只供参考、不能单独说明问题的一项指标。GDP不等于生产力，单纯的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实力。沙特阿拉伯的人均GDP很高，能因此说其生产力高吗？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生产力也不能算低。宋金、宋元、明清对抗时双方的GDP和生产力更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结果呢？片面追求GDP是玩弄数字游戏。卖苦力、卖祖宗、卖子孙、卖环境、卖主权、卖大炕，甚至打堵吃狗屎赢它一笔都可以说增加了GDP，这能算是“先进生产 力”吗？能让中国不再挨打吗？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核心技术根本不会是商品，进不了流通领域，帐面上对GDP贡献为零。如果把GDP当追求目标，那岂不是该把这些东西都一刀砍掉吗？这恰恰正是假改革者玩弄GDP数字游戏要得出的结论：辛辛苦苦搞发明创造不如去当大款，当明星，当三陪，当讼棍，因为后者创造的GDP高。“全力建小康”必定陷入一场任凭几个“精英”故弄玄虚、信口开河、自欺欺人的混乱状态，结果欲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全面现代化”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是不是现代化了自己说了不算，必须跟整个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必须接受严格的客观检验，是骡子是马当众牵出来骝骝，休想弄虚作假。一旦实现了现代化，成果之一是整个社会的富裕，岂止区区“小康社会”而已。总之一个极易逃避实践检验，一个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一个容易弄虚作假，一个只能货真价实；一个不能避免重蹈覆辙，一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这两个口号实际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把战略目标从“国家现代化”变成“个人奔小康”，实际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用一点甜头换取大家从此只顾自己眼前利益，悄悄把“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换成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先锋队”，为大规模损公肥私造好了舆论和必要条件。

“国有企业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可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只有私有化才有竞争，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何以见得中国搞了私有化就一定能变成又一个美国日本欧洲，而不会变成又一个类似非洲、拉丁美洲某些“失败国家”那样的烂摊子？那些国家不也搞了私有化吗？赶上美国日本欧洲了吗？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公有制吧？保佑了中国从当时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国沦为半殖民地了吗？1949年以前的中国不一直都既私有化又对外开放吗？结果呢？别说崛起了，两次世界大战都属于战胜国却两次都丧权辱国。同是私有化，不同的国家命运处境大不相同。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是私有化，但有几个美国，几个日本，几个欧洲？大多数私有化国家的实际处境究竟如何？同是“私有化”，私有化跟私有化大不一样。为什么？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大规模工业进程，需要和平条件，需要良性竞争环境，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作，需要种种有利的内外因素的恰当配合，尤其需要首先建立若干达到一定规模、生命力顽强的先进技术产业骨干集团为支撑。没有这样的骨干力量，势单力薄的小企业即使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全局。特别一些尖端技术产业，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和基础研究力量，经得起研制周期长的消耗，至少得到本国市场的扶持，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先进行列占一席之地。这样苛刻的条件不是任何国家（即便是私有化国家）都能满足的。处于已经落后地位的国家就更难满足。已经领先的国家要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要尽一切可能阻止后来的竞争者，要想方设法把尖端技术领域里新的竞争者消灭在摇篮状态。在全球化条件下这并不难办到。曾有许多竞争者的产品足以挑战微软公司，但最后都给干掉了。微软的法宝无非是一整二逼三收购，要么利用技术垄断地位故意设定参数让对手产品不容易兼容，要么利用自己雄厚的财政力量搞出自己同类产品免费赠送逼得对手降价降得无利可图以至于破产，要么干脆把竞争公司买下来。既然是私有化，私有企业的最高原则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当面临一方面是微软开出的优惠条件，一方面是冒以卵击石跟微软硬拼失败本利无归的风险，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的私有企业主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可想而知。即使企业主本人不干，但其合作伙伴和技术骨干却未必肯违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未必不被人高薪挖走。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的私有化体系中，这种情况司空见惯，无法避免。中国更不例外。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可以大力支持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却决不会真正支持中国全面现代化。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 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则意味着新的竞争对手。如果中国走世界先进国家走过的发展老路，靠私有化让私人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发展扩大来建设尖端技术骨干力量，肯定全部夭折。即便是良性竞争条件下，刚刚诞生的婴儿状态的这种企业也无论如何对付不了财大气粗实力雄厚的外国企业的全面围剿，肯定遵循市场经济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规则被人一扫而空。（“精英”们总嘲笑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的以卵击石的“义和团”式的愚蠢，但鼓吹私有化时却告诉中国人可以靠萌芽状态的弱小私有企业去硬拼强大的外国财团来实现高技术的现代化。不知这又算什么样的愚蠢？如果是蓄意把中国的核心技术产业分化瓦解到散兵游勇、单打独斗、自卫能力薄弱的小私有企业中去以便让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各个击破、悉数消灭、一网打尽，那只能说是阴险毒辣，借刀杀人。）

idiotor

如果中国的战略目标只是“建设小康社会”，那先进技术上赶不上别人也不要紧，照样可以混日子。但如果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全面现代化，那就必须打破私有化条件下大鱼吃小鱼、先进国家支配落后国家的规律，打破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不可能做到的、在受人支配的大环境的劣势条件下靠私有企业建立高技术研制生产骨干集团的思路。这就是靠国家力量集中兵力强行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骨干企业，也就是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只是“建设小康社会”，那国有企业可有可无；如果中国真正决心全面现代化，那国有企业必不可少。国有企业不服务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却服务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处于落后地位、处于面临世界先进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围剿环境中的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要在要害高科技领域内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摆脱被动挨打威胁就只能在这些领域里坚持依靠国有企业。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最根本最要害的理由。过去国有企业有体制问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改革，这毫无疑问。但千改万改，服务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性质不能改，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能改，保护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环境不能改。一旦改了，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就不复存在，国有企业岂有不亏损之理？

美国人比一些中国人更清楚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以前中国跟美国贸易谈判遇到僵局时美国总是威胁要报复中国企业，而且公开声明过要专挑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品制裁。这跟现在的改革“精英”们专拣国有企业下刀子目标一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总之私有化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世界环境做具体分析，盲目吃进别人的药方，简单地以为一私就灵，必定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事与愿违。

“竞争才能带来进步”的说法不准确。有良性竞争，也有恶性竞争。良性竞争靠自我努力取得进步、靠光明正大地比赛取胜，恶性竞争靠弄虚作假、靠阴谋诡计、靠破坏对手取胜。奥运会每个比赛项目只有一个金牌，赢家只有一个，其他人都是失败者。胜者固然名利双收，但失败者也不至于因此该死。这才能保证良性竞争，人人努力钻研，艰苦训练，不断提高体育水平。如果比赛失败了就活不成，那大家就都成了奴隶社会里的角斗士，除了你死我活别无选择。那就会逼得人人都不得不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得胜，哪怕用阴谋诡计如“黑哨”、兴奋剂、“下泻药”之类手段也在所不惜。至于提高运动水平则完全顾不上。这就是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占上风的社会鼓励优者光明正大比赛胜出，同时给败者以生路，而不是见死不救，更不是赶尽杀绝。这就要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如果把这种必要的社会保障看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一笔勾销，那就是主张不折不扣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死了活该。这必然导致为胜过对手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性竞争。失败者一旦走投无路，必然挺而走险，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要保证社会安定就不能不制约恶性竞争，就不能不付代价，就不能不维持起码的社会生存保障，就不可能把这种必须的保障当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一刀砍掉。而这种保障只能来自社会的公共积累，不能指靠私人的善心。如果把社会的公共积累偷光，社会保障也就一扫而光。因此就必须同时坚持两条原则：公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把改革解释成一场谋私利的竞争，片面强调“竞争才能带来进步”，片面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片面强调“先富起来”、“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破坏了“公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原则，破坏了良性竞争的规则，实际在公开鼓励恶性竞争，公开鼓励腐败。

良性竞争讲究的是靠正当手段成功。这就要象打破世界体育纪录那样付出实实在在的辛劳，要靠真才实学发明创造，要兢兢业业日积月累。而这一切对于象赖昌星、周正义那样的乡下痞子市井无赖而言无异于指望老母猪踩着钢丝跳芭蕾。但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则不然。只要懂得诀窍，目不识丁也能轻松愉快、飞黄腾达。这个诀窍就是利用权力。既然“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失掉一切”，那只要用钱买到权，以权力为杠杆就能撬动一切，无往而不胜。比如，既然竞争带来进步，那为什么会竞争出那么多“豆腐渣工程”来？因为中标靠的不是货真价实，而是行贿受贿。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行贿的钱归根到底要从工程项目中赚回来，就只能靠偷工减料。依靠权力的杠杆，假冒伪劣产品之类正常竞争条件下决不可能胜出的东西反而畅通无阻， 老老实实货真价实的东西反而无法生存，优胜劣汰变成了劣胜优汰，竞争竞成了逆向淘汰。与其费那么大工夫靠货真价实竞争，还不如投机取巧靠权力杠杆竞争。这就是恶性竞争的诀窍。

以钱买权，以权谋私离不开腐败。什么是腐败？权力的买卖。只要权力变成了商品或支付手段，那就是腐败。这种特殊“商品”或“货币”流通的越广泛越深入，腐败程度就越厉害。权力的杠杆一旦变成了“商品”或“货币”，一切良性竞争的规则规律立刻全部失效，“竞争造成进步”变成了“竞争造成退化”。但腐败何以维持？没有来自更高一层的纵容包庇甚至支持绝无可能。既然被称为“集权国家”，那当真绝对容不得的东西只要刚一露头就一定会被打掉，根本就不允许其存在发展成风。而能成气候的东西一定受到了某种势力的支持，至少默认。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知道危险、知道违规还要超载？除了贪心外还有不得已。到处设卡，到处敲竹杠，规规矩矩办事非赔不可，想生存赢利就只好从超载上打主意。但收买路钱的为什么会那么多那么毫无章法？因为上头开了绿灯：“行政创收”。为什么开这种“绿灯”？既然承认谋私利的改革合法，既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然暴富者引发了攀比奢侈的社会风气受到称颂鼓励而非谴责禁止，既然无法满足这种风气对人们贪欲胃口的刺激，那怎么可能制止权力在握的人发挥一切聪明才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阎王吃小鬼”？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贪欲如水，除非有堤坝拦着，否则一定到处泛滥，有空子就钻，向着最方便最省事最容易去的方向钻。一旦没有严格严密的客观制约，那最符合发财基本原则的办法不是劳动创造，而是劫掠他人。谋私利的假改革头一条要革掉的就是一切妨碍谋私利的东西。“以“全力建小康”为战略目标，使整个社会都承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天经地义，都承认为自己发财“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理所当然。思想上已经门户洞开，一旦革掉了必要的客观制约手段，贪欲狂潮犹如黄河决堤，一泄千里，一发而不可止。在这中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公职人员不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怎么能指望消灭钱权交易，怎么能指望根除腐败，怎么能指望制止恶性竞争，怎么能指望建立良性竞争环境，怎么能指望消灭假冒伪劣，又怎么能指望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鲁迅说：“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有人一边大讲“三个代表” 一边贪污受贿，一边高唱“反腐败”一边带头腐败。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却硬要别人相信，不折不扣“阎王爷逗儿子—哄鬼”。别人顶多不得已装出一副相信的样子，实际上谁也不会当真。如此“假”字当头的“反腐败”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越反越腐败。要当真反腐败就得动真格的，首先要以身作则，带头公布个人财产和家属财产，坚持管改革的不许先富起来，要管改革就不许谋私，既要谋私就别管改革，真正做到身先士卒，破釜沉舟。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自身不正，焉能正人？自己一屁股屎，再慷慨激昂也一文不值。蒋介石在军阀林立的旧中国用“银弹攻势”收买摆平了不知多少对手，唯独对付不了毛泽东领导的连工资都没有的穷军队。为什么？毛泽东的军队有理想，有共同目标，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糖衣炮弹的腐败规律不起作用。难怪蒋介石告诫军统头子戴笠：“凡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可以随时背叛我们。”因为那样的人一定是丧失理想的唯利是图之辈，绝不可重用。但毛泽东的军队成员并非来自真空，都是在唯利是图的私有制环境中出生长大的，怎么那么快就能相信理想而且能为理想做牺牲？政治教育讲道理固然不可少，但更关键的是从上到下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同甘共苦、同心协力。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总司令到普通一兵大家都不拿工资。高级干部虽有中小灶等照顾，但即使配偶子女也不得沾光，不折不扣体现出一切出于工作需要的性质。头头脑脑偷偷买房置产大发横财却让部下忍饥挨冲锋陷阵堵枪眼炸碉堡之类事更是绝无可能。这才取信于人，使人们确信这一切是真理而非邪教，是革命领袖而非江湖骗子，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才能够发挥作用。一旦带头人带头营私，其建立在一切为公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基础立刻破产，精神上的领导权威顷刻崩溃，有形的权力再大从此也管不住人心。人心一去，理想破灭，从此“爹死娘出门，各人管各人”，谁还真正理会那些装模作样的说教？还能反什么腐败？反腐败要反在心里。心里烂了什么规章制度、“高薪养廉”、严刑峻法全部无效。规章制度要靠人去执行。如果执掌规定的人的全部心思不是用于如何执行规定，而是用于如何对付规定，那再严格严密的条文也只会变成一堆废纸。光靠“高薪养廉”也不灵。再高的薪金也赶不上人的贪欲。刘连昆、刘广智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待遇不可谓不厚。但轻轻易易就被收买当了间谍。“高薪养廉”养住了吗？薪金再高，高得过贿赂吗？过去穷，穷得没工资制度，却从来没有被如此收买策反的；现在不穷了，“高薪养廉”了，反而一买就卖，为什么？理想没了，共同目标没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没了，精神支撑没了，一切顾忌都没了，只剩下唯利是图。这时什么样的严刑峻法也无能为力。规章制度、“高薪养廉”、严刑峻法等等都是有形的外在的东西，只能配合发挥作用，但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是人的精神面貌，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等无形的东西。精神上疾恶如仇，什么样的贿赂也无能为力。精神上已经赞同为发财可以不择手段，那行动上的腐败背叛只是一个时机和条件的问题。假改革鼓吹“全力建小康”，鼓吹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天经地义的“理论”，否定社会利益最大化、天下为公的理想原则，造成腐败思潮大泛滥，导致人们从心里先腐败起来。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假的。任何得以继续的国家都自有其精神支柱和道德价值观组成的精神防线。否则早就被腐败贿赂搞亡国了。可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至高无上。假前提衍生的一切问题无法不假。这种大环境不改变，再喊反腐败也是假的，顶多零敲碎打修修补补地抓几个来头不大的虾兵蟹将滥竽充数，假戏真唱而已。反腐败为什么愈反愈腐败？假冒伪劣为什么愈打愈猖狂？归根到底是因为谋私利的假改革的总根子在作祟。如果改革都是假的，那怎么能指望改出真东西来？“假作真时真亦假”。理论假，目标假，前提假，大环境假，物质上假，精神上假……假假假，处处假，“这次第，怎一个‘假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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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东西是“真善美”。其实“善”和“美”都带有主观好恶的成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真”则不同，代表客观真相也罢，代表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也罢，总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抓住了“真”，即使不“善”不“美”也照样取胜；抓不住“真”，再“善”再“美”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鸦片战争时中国是正义的一方，说“善”也行，说“美”也行，但独独没抓住“真”，即现代战争的规律和手段，结果虽正义仍一败涂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要多“恶”有多“恶”，要多“丑”有多“丑”，但人家掌握了“真”即现代化军事机器，靠吃符念咒血肉相拼的义和团虽奋不顾身仍无力回天。人家正因为抓住了“真”即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所以才有欺负人的资本。中国要不再挨打就必须也抓住这个“真”，赶上超过对方，剥掉它的这个资本。这就必须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建立良性竞争的大环境，就必须认真研究一切先进国家的可取之处拿来为我所用。而腐败保护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保护落后伪劣，打击真正的创造进步。弄虚作假可以让一些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决不可能让整个民族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一个民族靠弄虚作假实现不了现代化，更休想靠弄虚作假崛起。处处虚假透顶的民族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尤其是异族的惩罚，甚至灭亡。一旦到了整个社会都“假作真时真亦假”、假把真排斥得站不住脚的程度，这个社会便腐败得无可救药，气数已尽，不堪一击。中国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再闹出“老佛爷”被弄虚作假搞得晕头转向，居然以为靠吃符念咒便可“刀枪不入”，据此决策的历史性大悲剧兼大笑话，就必须确保始终抓得住“真”，就必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求真求实、疾假如仇的共识，就必须要严厉打击一切弄虚作假，为此就必须严厉打击恶性竞争，就必须严厉打击腐败，就必须严厉打击谋私利的假改革，就必须明确战略目标是“全面现代化”而非“全力建小康”。这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私有化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的说法也不准确。只要不是按劳分配就是不公。配不公可以调动占了便宜的人的积极性，却打击吃了亏的人的积极性。一种分配制度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了还是打击了要看是吃亏的人多还是占便宜的人多。而生产积极性也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机械操作。为生活所迫在流水线上拼命劳作的工人可以说很卖力，但卖力并不简单等于生产积极性。被动模仿的积极性不同于主动创造的积极性。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有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仅限于既得利益者自己，其他人就没有这种积极性。老板希望雇员竭尽全力，雇员就不见得有这种积极性。如果老板总让雇员白白加班，雇员就要看看有没有跳槽的机会了。就是说，私有化产生了动力，却失掉了凝聚力，人与人之间没有长久的共同目标，只有各自眼前的私利。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建立在纯粹的眼前利益的基础上，那就很不稳定，很不可靠，情况稍有变化关系就破裂了。面对扑来的一群恶狗只要扔过去一根肉骨头，气势汹汹立刻会变成相互撕打。盗贼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所以会动不动就因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没有凝聚力的生产积极性不一定等于生产力。当人们的积极性不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而是相互抵消时，积极性就跟生产力不一致了。中国人历来的毛病是一盘散沙，极难协调，极难合作。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中国人个个都太精明，精明得谁也不愿跟别人合作，惟恐让别人占了自己便宜。即使合作也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算计，想方设法占对方便宜又时时防着对方占自己便宜。人人都总拿规则限制别人，例外自己，到头来再严密的规则也变成一堆废纸。这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算计，相互拆台，结果大家都变成一篓子螃蟹，互相你钳住我，我夹住你，谁也别想动一动，最后只便宜了抓螃蟹的。南京大屠杀中曾出现过这种局面：几个日本兵看押着成百上千等着送上屠场的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一齐起来拼命，几个只有“三八大盖”单发步枪的日本看押兵无论如何不是对手，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定可以死里逃生。但最先冲上前的人必定牺牲。而那些中国人谁都不肯带头当这要牺牲的，谁都不肯先动手，结果最后谁也没跑掉，全被日本兵送到屠场杀死了。日本兵正是吃准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秉性，知道没人愿意牺牲局部来保全整体，所以才敢用这么少的兵力看守这么多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使中国人总是这样个体精明，整体愚蠢。只有毛泽东才真正打破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死循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人充分组织起来，使整个民族都处于某种有组织状态，使外部势力利用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以华制华”的手腕不再奏效，使中国人整体上精明起来。但没有共同目标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当把“建设小康社会”当成战略目标，人人都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时，人们的目标利益就不再一致，毛泽东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组织就被偷偷抛弃了。中国农民已经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城市工人一旦下岗或企业私有化也处于无组织状态。当全面私有化后整个大部分中国人必将重新处于无组织状态，一盘散沙的规律必将重新起作用。这个致命的毛病使中国人即使具有良性竞争的理想外部条件仍难以发展到大规模经营的私有制现代化企业。比如，中餐在西方国家很受欢迎，基本全是华人经营，中餐领域内来自其他人的竞争并不多。西方先进国家的投资环境也很成熟，经营中餐馆并不复杂。但中国人经营了这么多年，海外的中餐馆始终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总也做不了多大，更不用说象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搞成跨国公司连锁店了。客观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观原因中的关键之一仍然是一盘散沙的老毛病。要开餐馆，没开张时大家都怕生意不好亏本，往往想多拉几个入伙，一旦赔了自己可以少贴点。开了张如果生意不好就赶紧撤股溜号，惟恐损失都落到自己头上。如果生意好就想方设法把别的股东挤跑，自己独吞成果。人人照此办理，结果最后只剩下“家族公司”、“夫妻店”能撑下来，想做大也不可能。这对于餐饮业而言还不要紧，大不大关系不太大。但对于必须有一定规模才能发挥作用的核心高技术行业而言问题就大了。没有凝聚力，上下离心离德，不得不靠心腹亲信把住等要害部门。如果规模不大、情况简单时这还玩得转，如果规模大、头绪多、情况复杂这一套就对付不了了。这样脆弱的结构很难对付势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财团的蓄意分化打击以及来自内部的离心分裂倾向。所以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靠私有化来提高生产积极性对小企业、低层次企业有效，但对于大企业，高层次企业特别是核心技术领域里的关键企业则很难持久。老板和雇员都心知肚明彼此不过是目前需要所以相互利用，谁也没有长远打算，那需要持久努力才能见效的要害核心技术开发研究项目就很难坚持到底。这种局面调动被动的简单摹仿性的生产积极性不难，而调动主动的复杂创造性的生产积极性很难。表现就是没多少私有企业能自己开发出技术含量很高的有国际水平的先进新产品，多数都是靠仿冒抄袭，靠廉价劳动力混日子。西方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才逐步形成了私有化企业正常运作所必需的人文、法律、道德规范等一整套大环境，才能够让企业发展壮大。中国在无此历史人文环境的条件下靠简单照抄人家的私有化来搞现代化核心企业就如同猴子盲目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

“贫富分化没什么了不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富起来。”

張平平先生在《强国论坛》上贴出了一篇文章：《一部分人是这样先富起来的》，概括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醒目变化。

先是“砸‘三铁’”、搞承包。变工厂党委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实际取消了对厂长经理的一切监督制约，将全民所有制肢解为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企业所有制，执政官员任期所有制，最后落实为厂长私人支配制，任凭企业负责人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监守自盗。工人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厂长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在农村先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然后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到处“卖粮难”。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丧失了集体力量、匹马单枪盲目挣扎的农民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任凭宰割。 “多收了三五斗”、增产不增收的故事一再重演。少数农民靠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则无此幸运。农用物资价格不断提高。农村干部利用批地、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名目不断搜刮农民。形形色色的贩卖坑农产品、劣质产品、假钞票等犯罪分子也都把农民当成最理想的掠夺对象。多数农民日益举步艰难。

接着是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的走私进潮和贩毒潮。一些沿海城市全靠走私致富。有的地方走私决定甚至由人大常委会做出，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在厦门远华案中，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沿海走私城市崛起了，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则不断萧条衰落。于是“精英”们便跑出来说：由于走私，我国实际关税不到５％，远远低于名义关税，因此还不如把名义关税降下来。（这成了主张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之一。）这等于说犯罪的太多了，与其抓不胜抓，不如不叫犯罪就天下太平了。

然后是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破坏性使用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承包者迅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企业则元气大伤，无力更新设备，革新技术，无力面对廉价的走私产品、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得益于偷税漏税加种种优惠的成本低廉的私营企业产品、享受免税优惠、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产品的联合围剿，更无力研发新技术产品。这反过来又成为“精英”们日后干脆消灭国有企业的借口。

然后是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少数人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极其惊人。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

然后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实权人物。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的抢劫。各地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以下岗为威胁强制职工掏腰包买股票是主要的抢劫方式。

上述种种过程必需有权力的支持。而腐化不成风就无法以钱买权，以权谋私。因此上述变化跟全国的腐化风相辉相映，同兴同旺。于是工程招标、建设项目、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陆续跟“好处费”挂上了钩。后果之一是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迅速增长。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现在还没人敢要也不敢卖的军工企业。戴相龙承认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２５．３７％，为２２，８９８亿元，这还不算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１５，６８８亿（已收回１，３６０亿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５０％，中国的银行体系随时可能遭到挤兑风潮的袭击。从１９９９年起财政赤字以每年４５％的速度递增，分别为：１９９７年５８２．１５亿，１９９８年９２２．２３亿，１９９９年１，７４３．５９亿，２００２年３，０９８亿。到２００２年底，国债余额将达到２５，６００亿元，相当于２００１年GDP的２６．７％。这还仅仅是正式的国债。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学习，也搞欠债繁荣，每一任省、市、县长甚至乡长、村长都争相搞建设、上项目，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累计达６０，０００亿人民币。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达４万到８万亿。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以最低数字计，高达１６２，８２６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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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还有多少资产呢？据２００１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１６２，８８５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１２６，２１１亿元人民币，负债９３，２７１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７３．９％，净资产３２，９４０万亿人民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国有企业资产比例已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的３０％左右，而负债率高于其他类企业。若按相同的资产负债率计算，国有净资产只剩下９，８８２亿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这是一个吃完祖宗饭，又断子孙路的家底。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上万亿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

張平平转贴的文章用数字、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假改革”，什么叫“窃国大盗”，什么叫“触目惊心”。一派富丽堂皇、歌舞升平的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惊人的贫富分化，惊人的国有资产流失，惊人的社会危机，惊人的金融危机。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改革精英”们在忙什么？在鼓吹“银行民营化”，也就是“银行私有化”。什么意思？要害就是私人银行可以随时破产。如此一来一切存款、一切债务都可以一扫而空。换句话说，要把窃国大盗们盗走的亿万财富通过银行倒闭冲帐等方式全部转嫁到全国人民头上。金融危机不比一个具体企业具体行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是全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听起来似乎很空洞，很遥远，跟个人关系好象不大。但一旦这天文数字般的坏帐通过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等方式雪崩般实实在在砸到每个普通老百姓头上，那时就有切肤之痛了。有人暗自庆幸自己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能够躲过下岗、失地、生活无着这一劫。殊不知在金融危机风暴面前各行各业谁也休想侥幸，谁也休想逃脱“精英”和窃国大盗们的魔掌。“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想象一下，你不玩股票，不搞投机，不赌博不吸毒不冒险，却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竟然一下子如同废纸，一辈子的血汗积蓄突然荡然无存，接踵而来则是倒闭狂潮、失业狂潮、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那时将如何感受，如何自处？而银行反过来又用这种可怕前景讹诈国家：你要保持安定吗？那就别追究我把别人的钱挥霍一空后留下的坏帐，而且必须继续给我投钱，把今后用于发展经济、人民福利、教育卫生的钱都拿来给我补窟窿。也就是说借此把子孙后代的资源全部吃光。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电影《末代皇帝》中亦有此情节。）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皇宫盗贼如此，其他地方盗贼亦如此。看仓库的监守自盗，盗完了放一把火把整个仓库烧光，这样谁也查不清哪些是被偷掉的，哪些是被烧掉的。国营企业主管人把企业财产偷光然后宣布破产卖掉，这样谁也查不清国有资财究竟是卖掉的还是偷掉的。制造危机、制造混乱、毁灭证据、保全自己是一切盗贼们的共同心理，共同行为特征。江洋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杀人灭口，窃国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毁国灭迹。当谋私利的假改革搞到现成的国有财产能偷的差不多都偷完、能卖的差不多都卖完、能糟的差不多都糟完、再也没办法吃老本、卖现在、混将来地拼凑虚假繁荣时，当窃国大盗们的一切弥天大谎即将被揭穿、自己即将原形毕露、自身难保时，他们最需要便是来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大风暴，大危机，大动乱（当然是在他们兑换外币转移赃款之后）。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乘机把一切罪责推得干干净净，把自己的一切不义之财全部漂白，顺便再把全国人民的一切积蓄洗劫一空，不折不扣“坑尽天下以利己”。难怪“精英”们在国有资产被基本盗窃完毕后立即把目光转向金融系统，立即提出种种有利于银行破产、触发中国金融危机风暴的“改革建议”。不仅于此。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必然引发政治危机。国民党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因为1947年的金融危机才丢了大陆。英国在1997年归还香港前好几年就开始拼命动用香港公共积累大兴土木，把钱花光，人为制造香港虚假繁荣，掀起房地产投机狂潮。许多人疯狂借贷，疯狂投机。等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英国人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英国人慷他人之慨、用香港历年积蓄炮制的泡沫繁荣顿时破灭，房地产价格一塌糊涂。一大批贷款投机的人偷鸡不成蚀老本，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成了“负资产阶级”。这些人中的一些傻瓜不怪英国人捣鬼，反怪香港回归，认定自己上当受骗老本赔光全是回归惹的祸，动不动就闹事。说是闹“民主”，其实是恨中国为什么不肯“量中华之物力，结香港之欢心”，没贡他发投机财。这就是英国人临走前埋的经济定时炸弹的政治功效。同样是回归，同样是“一国两制”，澳门没见有人象香港“民主派”那么折腾，因为澳门没有这种经济定时炸弹。由此可见经济危机跟政治危机的关系。“精英”们打银行金融的主意，准备制造金融经济危机的手段，不仅有经济目的，更有政治目的。社会科学院的“精英”不是已经放出狠话了吗？ “任何执政党失去了社会精英层的支持都必不可免地要下台”，一派杀气腾腾。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公开威胁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胆敢不买“精英”们的帐，胆敢危害了窃国大盗们的利益，那就要失去“社会精英层的支持”，就“必不可免地要下台”。怎么下台？一旦窃国大盗和“精英”们通过“私有化”控制了金融系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让执政党下台真是易如反掌。只要利用中国银行系统空前的坏帐形势，触发一场金融风暴，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得中国人人财产一贫如洗，失业破产，朝不保夕，立刻会人心浮动，怨声载道。然后再放出舆论：这都是不尊重“精英”、不尊重“市场规律”造成的结果。那时再逼宫政变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从工人、农民、中小企业、海关、股市、房地产、国有企业到银行，“精英”们的目光瞄到哪里哪里就要遭殃。坑了工人坑农民，坑了农民坑市民，坑了市民坑股民，现在干脆要通过银行坑全民。回顾回顾这几十年来“精英”们的种种“理论”，再看看后来的实际情况，实在有点让人“闻风丧胆”，“不寒而凛”。

八十年代，“精英”们说国营企业必须让工人下岗才能提高生产率。九十年代，“精英”们说国营企业搞不好是机制问题，因为经理的权太小，必须实行股份制。跨入21世纪，“精英”们说国营企业搞不好是产权问题，因为企业的产权还不完全属于私人，必须彻底私有化。现在“精英”们说“改革要有代价”，要“买断工龄” 、“牺牲3000万老工人”。说是治病救人，治来治去把活人治死了；说是改善国有企业，改来改去把国有企业改没了。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来二去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穷起来”。乖乖，真不愧是“精英”，一开口就是“牺牲3000万”，赖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既然号称“精英”，不会不知道一生低工资待遇的老工人们能有多少积蓄吧？不会不知道对年迈体衰的人“自谋出路”意味着什么吧？不会不知道在人家丧失劳动能力时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让人家几乎死路一条吧？这种馊主意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你倒是去跟美国人说说试试，让美国人挑选个成百上千万的人去为个什么神圣的借口做牺牲，看会是什么结果。 “精英”们不是整天咬牙切齿咒骂毛泽东“反右”迫害了多少多少万人，“大跃进”又饿死多少多少万人吗？不是整天念叨“人权”、“平等”吗？不是指天赌咒发誓自己“经济学家的良心”大大的吗？现在居然想得出如此狠辣的主意，如此有目标、有指标地要牺牲几千万“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而且如此直言不讳，如此心平气和，如此娓娓动听。（更有甚者竟然连“买断工龄”这点少得可怜的买命钱也不肯放过，主张扣了去“资助小企业”，好让已经买断了小企业的暴富者再多捞一把。）面对这种等同于慢性集体谋杀的馊主意，那么多“经济精英”居然无人拍案而起，无人挺身而出，无人秉公论事，无人仗义执言。什么“经济学家的良心”，纯粹狼心狗肺。那点“经济学家的良心”即便真曾长出来过，也早就被狗叼了去就着屎吃了。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精英”们为什么主张多数人为少数人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让窃国大盗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让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 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己做牺牲？有钱让少数人迅速暴富，没钱为多数人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还恬不知耻说这是“改革的代价“，这不是杀贫济富，颠倒黑白又是什么？过去的制度是低工资，终身制，人尽其能，老有所养，换取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人家尽了义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国家。等轮到国家尽义务时，“精英”们却主张来个翻脸不认帐，“买断工龄”，一脚踢开。按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看，这是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按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看，这是违约赖帐。因为性质相当于一方出资金，一方出劳力时间的合资经营。工人尽了出劳力年华的义务，该享有回报时管理方却拒绝工人应有的权利，这就是违约。不是要“稳定压倒一切”吗？一下子剥夺几千万人的基本生存保障，这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英国历史上有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现在有人来了个“房吃人”的“圈地运动”：买通地方官吏低价甚至无偿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去搞房地产投机，却把农民变成了“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无业游民，不得不要么廉价出卖劳动力，要么流离失所。这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中国老百姓已经做到既不罢社会主义的工，也不罢资本主义的工，既不上街游行，也不集会请愿，这还不够顾全大局的？现在“精英”们居然来了个“上访影响稳定”，连人家上访的权利都容不得了。除了少数靠上访混饭吃的“上访专业户”，普通人但凡过得下去，有几个肯无缘无故倒贴食宿背井离乡挤进哭哭啼啼遭尽白眼的上访队伍？“精英”们拉“改革”的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断了人家的生计，把持了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宣传“改革要有代价”，那还能让人家怎么办？告状吗？不说别的，光一个律师制度就绝了人家的望。打起官司来，有律师跟没有律师的结果一样不一样？如果都一样，那要律师职业干什么？如果不一样，那没钱请律师的“弱势群体”跟有钱雇律师的“强势群体”打官司结果将会怎么样？人家走投无路拦轿喊冤，前提是相信青天大老爷在当家，能为民作主，是尚存希望，否则说不定早上梁山了。压力容器有安全阀，水库大坝有泄洪道，目的都是避免物极必反。不准上访，就等于撤掉社会最后一道安全阀，就意味着不给人再留最后一线希望。一个人一旦绝望，要么自行了断，要么挺而走险。如果是成群的人绝望呢？中国自古以来从来匪患不断，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头一回彻底肃请。中国人好容易忘掉了遍地土匪的日子的滋味，“精英”们却来了个“改革代价”、“禁止上访”之类，以“改革”的名义搞洲官放火有理，百姓点灯有罪，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蓄意培养产生匪盗的土壤。满清时有“官逼民反，官要问斩”的说法。如果如今当真比照这条办理，也许还可以让一些不顾“弱势群体”死活、肆无忌惮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人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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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改革代价论”、牺牲3000万老工人的基本生存权益，也就是实际上认可了“精英”们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随心所欲让任何人为自己作出任何牺牲。要谋财霸产，只要打通关节，再祭起“改革”大旗，说砸饭碗就砸饭碗，说取消福利就取消福利，说强制拆牵就强制拆牵，说收回承包土地就收回承包土地，说无偿奉献就无偿奉献，此例一开，何处是头？这次是3000万，下一次是多少？能牺牲你，为什么不能牺牲他？今天是老工人，明天又是谁？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如果以为任凭“精英”们牺牲几千万老工人没什么要紧，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妨看看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的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的话：“在德国，起初他们（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现在“精英”们也在玩分批动手、各个击破这一套。这不是危言耸听。“精英们”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是“优胜劣汰”，是“自由竞争”，是弱肉强食。淘汰谁？谁当了“弱势群体”就淘汰谁。当真是“自由竞争”吗？当真是公平公正，大家在同一个起点齐来比聪明才智、比发明创造、比苦干实干、比科学管理吗？才不是呢。是比“厚黑学”，比谁脸皮厚，比谁心肠黑，比谁更不要脸，比谁更不择手段。是利用以金钱为动力、以权力为杠杆的腐败机器去淘汰一切不会利用或拒绝利用这种机器害人的人，是淘汰那些脸皮不厚心不黑的“厚黑学”不及格的人。3000万老工人不过才开头。十三亿中国人里被“精英”们认定属于应该淘汰的“劣等群体”不知还有多少，而且还要中国人自己淘汰完了再让外国人来淘汰。汰来汰去除了“精英”这号“天生聪慧之人”、理应高人一等的“优等群体”，中国人个个有份当“劣等群体”，都在该被“淘汰”之列，谁也跑不掉。反正“精英”们可以“投资移民”，可以“技术移民”，后路有的是，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就是把国家闹垮了大不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天塌下来自有没地方跑的“弱势群体”们留下来撑着。所以“精英”们决无后顾之忧，可以为所欲为，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更用不着替“劣等群体”着想。“精英”们的理论可曾强调过防止恶性竞争，只提倡良性竞争？可曾强调过社会均衡发展？可曾强调过防止贫富剧烈分化？可曾强调过统筹兼顾、照顾全局、避免大规模失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可曾为“弱势群体”的前途做过任何象样的筹划？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他们搞的是谋私利的假改革，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对于无限制的恶性竞争造成的大规模失业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弱势群体”的死活根本毫不在乎，毫不负责。“精英”们 一边大喊大叫“砸铁饭碗”，“破终身制”，一边忙不迭地自我加封“终身教授”、“终生院士”、“经济权威”、“著名学者”；一边嘴不离“人权”、“平等”，动不动大骂毛泽东“迫害”了多少多少万人，一边赞美“优胜劣汰”，心中把上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利一笔勾销，划入该淘汰的“劣等群体”之列……回顾回顾“精英”们“改革”腔调的演变过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企业改制”、“改革要有代价”、“牺牲3000万”……说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果是“一部分人先穷起来”，本质是一条把中国人一步一步引向“优胜劣汰”、“淘汰”掉几亿人的死亡之路。不看清楚这个就不知道什么叫厚颜无耻，什么叫心地歹毒，什么叫杀人不眨眼，什么叫“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改革代价论”、牺牲老工人之举对整个社会的震撼冲击远远不止3000万人的生计一件事。最大的后果在于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信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被“买断工龄”的人大都是相信党、相信国家能够说话算数，能够托付终生的人，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安心本职，与整个国家患难与共，奉献一生的人，是坚定不移支持共产党的一群。突然之间被一脚踢开，不仅其本人的终生信仰被粗暴践踏，无情嘲弄，而且在许多其他人心目中共产党的诚信、国家的诚信由此等同破产。既然忠心耿耿却如此下场，那人各为己、另谋出路、各怀鬼胎、唯利是图等观念自然乘虚而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等观念顿时吃不开，“组织靠不住”、“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现在不捞老来后悔”、“老实人是傻瓜蛋”之类观念立刻大行其道。只要一想到老工人的悲惨下场，一些本来不贪的人也动了心，所以“五十五岁现象”之类问题才会如此泛滥。这就叫“杀一儆百”，“逼良为娼”，通过惩罚清廉从反面逼迫整个社会走向腐败。加上公开纵容的腐败和以身作则的腐败，合起来是“一逼二纵三带头”，通过大兴腐败之风以彻底瓦解共产党，瓦解共和国。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假改革的真内容。

“国有企业像冰棍，已经开始化了……”“已经亏损了，现在卖给个人，还能卖些钱，如果不卖，过两年资不抵债了，没有人买了，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

因为要化光了，所以要趁没化完之前卖；因为要发霉变质了，所以要“烂货甩给人”；要亏亏别人去，要烂就烂在别人手里。这是经济学家在做学问，还是奸商在卖假货？再说了，国有企业怎么就从国民经济的骨干变成“冰棍”了？如果生来就是“冰棍”，几十年前早就化光了。怎么以前不是“冰棍”，“精英”们一改革就改成了“冰棍”？可见“冰棍”跟“精英”们的“改革”密不可分。国有企业必须在适合国有企业生存的大环境中才能生存。这个大环境就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环境。破坏了这个大环境，就如同向江河湖海中拼命倾倒有毒有害垃圾，然后宣称水产品数量剧减是因为它们没有生命力，不如趁着还没绝种赶紧一网打尽多少卖点钱。“精英”们通过一系列措施让少数人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任意偷盗的私产，让国有企业在承包者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破坏性使用下陷入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无力更新设备，革新技术的困境；同时联合廉价的走私产品、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得益于偷税漏税加种种优惠的成本低廉的私营企业产品、享受免税优惠、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产品共同围剿国有企业；再利用“企业改制”之类手段对国有企业任意横砍乱杀。干完了这一切，再反过来说国有企业是“冰棍”，还说什么“现在卖给个人，还能卖些钱，如果不卖，过两年资不抵债了，没有人买了，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一副为国家利益考虑的假腥腥样。这算什么“经济学家”？根本就是学术老流氓。

“必须豁免原罪。”

闹了半天，水泊梁山“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路线出了个现代化的经济版，成了“精英”们“深化改革”的一张王牌。“跟国际接轨”接来接去接到中国古代绿林土匪“成正果”的轨道上去了。接轨变见鬼，捣的什么鬼？

中国新富们的财产膨胀速度惊人，短短二十年积累的财富超过西方许多著名企业几代努力才达到的水平。这么快就聚敛这么巨额的财富，如果凭的是比那些几代西方企业家更高明的真发明，真创造，真本事，那就应该已经创造出国际上叫得响的名牌来，至少应该已经建立起国际知名的大企业来。然而根本没这样的事。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靠良性竞争发财的，巨额财富来路不正。来路不正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就是贼赃。不急着查案追脏却急着豁免，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 “精英”们要接的是哪个国家的轨？从鼓吹不择手段营私发迹，到撤消一切妨碍偷盗国有资产的限制，到公然主张豁免一切赃款原罪，真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整个一群经济教唆犯。

“精英”们这么着急“豁免原罪”，说明了什么？

第一证明“作贼心虚”，对未来毫无信心。否则何必如此迫不及待？

第二证明假改革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有人开始急着安排后事了

假改革最致命的问题是对付不了这个因“假”字而带来的道义危机和伦理矛盾，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既得利益者们既得利益的合法性。

假改革说到底是让少数人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过程如此迅速，如此明目张胆，如此数额惊人，以至于无论如何无法证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财富来路正当，也就无法证明这些人保持这些财富合法，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如果是公有制，私人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就不合法。要霸住这些不义之财，就必须承认私有制合法。但如果承认私有制本来就合法，就等于承认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全错了，就得承认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才是自己盗来的公有财产的原始合法主人，就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后代要求物归原主。这样一来到手的鸭子还得拱手让人，还是保不住那些不义之财，白辛苦一场。总之，不承认私有制就无法保住自己的不义之财，彻底承认了私有制同样还是无法保住那些不义之财。真是进亦难，退亦难。“精英”们只好拼命先证明当初搞土地革命、公有化没错，因此不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再来索赔；然后再证明现在实行的私有化是“新公有制”，因此窃国大盗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是“与时俱进”的合法之举。然而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越折腾逻辑越混乱。窃国大盗们既无法利用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命系于天”、“血统高贵”、“祖上积德”，所以应该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又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通过“优胜劣败”、“自由竞争”、“祖传遗产”而合法拥有这些原来属于公有的财富；更无法利用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所以要合法占有大家的公有财产。结果无论用哪一种主义的伦理道德都无法证明窃国大盗拥有这些不义之财合法合理，于是只好来了个“原罪豁免”，干脆不讲理了。《水浒》中“没毛大虫牛二” 的逻辑是“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大喊“不争论”的“改革牛二”们的逻辑是“我没理，但我偏要这么着”。而这样一来实际结果是既不能理直气壮全面恢复私有制，又不肯当真坚持公有制，而是来了个不伦不类的“新公有制”，说是私有制吧它留了个尾巴，不敢承认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永久私有，免得私有制时代的主人的继承人登门索赔；说是公有制吧它又主张不管是不是赃款，谁捞到手的东西就是谁的，免得公有制时代的主人的代表将来查帐追赃。但这一来实际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它实际运行的结果是谁有权谁就保得住赃款，谁没权谁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等于确立了把财产跟权力直接挂钩的原则。但不义之财能因权力来而来，就能因权力去而去。“世袭罔替”的封建社会尚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实世界权力场中的权力变化更快。当能轻易换成钱的国有资源如土地、现金、资产等已经被基本瓜分完毕时，当权力场的后起之秀们无法象其前辈那样轻易发财时，很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捷足先登、油水捞足又失去权力保护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上，要求重新瓜分，来个“黑吃黑”。既然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失去权力保护的不义之财就成了猪身上的肉--为它人而长。跟“精英”们的鼓吹“豁免原罪”的预言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人尤其靠腐败才得以敛财的一伙最积极的事不是如何投资，而是如何转移财产。既然根本没能耐靠真本领从事良性竞争，那离开了腐败就立刻寸步难行，就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就只能得了手就赶紧溜。否则如果当真在国内投资，那老板该如何要求雇员？廉洁奉公？他自己就是偷盗起家的，这样的要求别人谁会当真？学他的样也照偷照拿？那他的买卖还怎么维持得下去？总之，假改革即便得了手也解不开因假而来的伦理道德死结，而只能依靠腐败和权力来维持既得利益。越腐败，权力买卖越广泛普遍，经济利益跟权力的勾结越紧密，权力的不稳定对经济活动的干扰越直接，就越难以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生产关系以转入良性竞争。所以假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们才如此惶惶不安，如此急着闹“原罪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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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提出“原罪豁免”的“精英”们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话的？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本人就是暴发户、当事人。以“负有原罪”的身份？贼有资格当自己的判官吗？这又暴露出“精英”们的另一个伎俩：以双重身分搞诈骗。

“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企业董事”的责任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经济学家”兼“企业董事”则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招牌，利用社会对学者的信任为自己利益最大化服务。同样在电视台说一个企业形势大好，股票看涨，如果是以企业董事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商业宣传；如果是以“经济学家”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专家意见”，“学术研究”，效果截然不同。如果实际以董事的身份却以“经济专家”的名义如此说，那就是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企业发行股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公众能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利益最大化要求只让公众了解企业光明的那一面。经济学家兼任企业“董事”，为企业利益就不应该说对企业不利的消息，为社会利益就不应该隐瞒对企业不利的消息。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如何休想两全其美。这绝非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就能糊弄过去。同时具有利益矛盾的双方身份，即双重身份，在美国被称为“利益冲突”（conflicting interests），属于非法。美国法律规定竞选公职人员必须先公开个人财产，当选总统及内阁成员上任前必须卖掉手中股票，在职期间必须通过专职的投资公司而不准直接参与投资项目，不准在私人公司兼职等等，目的就是防止公职人员因持有某公司的股票而在决策时故意作出对该公司有利的决定，为了避免双重身分，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为了确保公正客观，为了确保社会利益最大化。这跟当事人的人品良心之类主观愿望上的东西毫不相干，因为这是商场的客观规律。“精英”们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碰上这种防止利益冲突、让公职人员社会精英一心一意为社会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国际轨道”就顾左右而言它呢？

俗话说：“医不自医”。为什么？因为客观规律是“关心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旦自己的生死利害牵涉在内，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专业判断能保持客观，能力能正常发挥。所以只要条件允许，自己或最亲近的人要看病都尽量请其他医生，实行自我回避。这是常识，也是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专业负责的职业道德。司法领域有回避原则，规定凡是涉及工作人员个人利益或亲属成员的案例必须回避，同样是为了保证其公正客观，确保办事人员的自信力与公信力。商场里亦是如此。处在旨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不可能同时真正再去旨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处于旨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必须回避个人利益跟任何企业挂钩的局面。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来搪塞更是笑话。商场里“是朋友就不做生意，做生意就不是朋友”。中国人传统的为友之道是不占朋友的便宜，而经商之道是必须赚钱。遵朋友之道不赚钱就算不得经商，遵经商之道赚了钱就算不得为友。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一入商场无情可讲。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规律，口头保证更代替不了客观制约。“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道这些常识吧？知道还要兼职“董事”捞外快，还要用“经济学家的良心”来赌咒发誓保证不误导公众，不影响自己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真演戏还是假天真？一身而二任，实际是董事的身份，学者的名义，利用人们对立场超然的专家的尊重信任偷天换日，蓄意误导。这本身就是没良心的事，还恬不知耻谈什么“经济学家的良心”，实在令人作呕。

另一种双重身分的例子是一方面当中国经济决策的“智囊”，一方面长期领取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津贴，充当人家的特别雇员。一面以中国“经济学者”的身份参与中国经济的决策活动，一面以外国经济利益代理人的身份悄悄让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外国企业而不利于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变相的“学术汉奸”、“学术卖国”。

“原罪豁免”之类论调充分暴露出假改革的虚伪和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也顺便撕开了改革“精英”们以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面具。

“精英”们闹“原罪豁免”既没能让普通老百姓认可窃国大盗们的不义之财从此合法，也没能让窃国大盗们就此安心把赃款留在国内，反而不打自招承认“先富起来”的人们许多确有“原罪”，还自我暴露了自己利用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伎俩。总之是“割驴XX敬神—驴也整死了，神也得罪了”。

“中国落后的原因是闭关自守。只有开放才能进步。”“闭关自守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必须‘用市场换技术’，用‘合资换技术’才能引进先进技术”。

新中国并没有闭关自守。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别人不准中国开放，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封锁禁运，连中国出口的酱油对虾运输过境都不准，使中国想开放也开放不成。实际上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仍然竭力打破封锁，尽可能对外开放，否则早就收回香港了。中国的自力更生是别人逼出来的，现在“精英”们却来了个倒打一耙。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从没有开放过，否则鸦片、梅毒、棉花红铃虫、小麦黑穗病以及后来的乙肝、艾滋病等等还传不进中国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开放不开放，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开放，该开的不开，不该开的乱开。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解决不了开放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只好干脆来了个因噎废食，闭关锁国。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仍然必须解决好该如何开放的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必然会在全盘开放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比如现在说是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撤消了，但中国要引进有利于强国的东西一定限制重重，而要引进有利于“全力建小康”、提高消费水平的东西则必定毫无困难，一帆风顺。中国人自己对此难道不应该引起警惕吗？难道不应该想想该如何开放吗？难道不应该对人家主动塞过来的东西和死活不肯给的东西认真思考，分析原因吗？

上海大众“桑塔那”合资了二十年照样一贯制，中国市场倒占了不少。也不知道这么大市场换到了人家什么技术，靠合资又引进了多少技术：发动机技术？底盘技术？铸造技术？零部件制造技术？装配技术？更不知道这些技术在中国什么地方发挥过什么作用？除了帮助德国大众公司赚钱之外增强了中国多少国际竞争实力？合资来合资去，中国道路上的小轿车满眼都是外国名牌，独缺中国自己的。韩国“现代”汽车没搞合资，坚持自己干，即使开始产品问题不断、被西方讥为“垃圾车”也仍坚持不懈。不过十几年工夫，现在“现代”汽车已被美国人评价为质量改进最快的汽车，去年销售额已直逼日本“本田”（HONDA）。对这样鲜明的对比，当初大声疾呼 “市场换技术”、“合资换技术”的“精英”们个个装聋做哑，那副知识渊博、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拍着胸脯担保的劲头不知哪里去了。同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是儒家文化圈，同是对外开放，同是“市场经济”，韩国人能办到的事为什么中国人办不到？是中国人劣等吗？不是中国人劣等，而是谋私利的假改革致使中国的“肉食者鄙”，致使主管的官僚劣等，相关的“精英”劣等。劣等得整天吃人饭，不说人话，不干人事，不拉人屎，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难怪拿破仑要说“狮子统率的绵羊军队强过绵羊统率的狮子军队”。

有些合资独资项目从中华崛起的角度来看很蠢，甚至简直有害无益。比如牙膏、洗涤剂、可口可乐饮料之类软饮料产品等，既非国内无同类产品，又无要害核心技术，还只能内销。每合资一项，中国同类企业就被打垮一批；每增加一个合资机构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一大堆中国工人在下岗。用如此大的社会代价换来了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增加了中国多大的竞争能力？增加了中国多少出口？不象中国的产品利润全归中国，合资的产品利润大头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从中国人整体的角度来说是肥人亏己，得不偿失。有些合资项目用人家的技术每收入一元，就相当于向人家奉献了不知多少元。人家可以拿了这钱去开发更先进的技术，仍然比你先进。于是形成一个引进、开发、再引进、再开发的无限循环怪圈。绕来绕去绕得一些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在干什么，“引进先进技术”引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如此合资，如此“引进先进技术”对中华崛起有何价值，有何意义？但事实是这样的合资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十分兴隆。对此可能的解释只能是：

1．主管的官员被收买了，故意吃里扒外；
2．国有企业已经被家贼偷得奄奄一息，亏损又亏损，成了烧钱的无底洞。国家投资全打了水漂，根本不敢再往里扔。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更无力开发新产品，不得不通过合资借助洋人的开发成果维持局面。
3．窃国大盗们需要利用“合资”的招牌营私。贼偷了东西就要销赃。窃国大盗们把靠坑蒙拐骗到手的国家利益卖给外国客户最合算。第一人家财大气粗，能出高价；第二弄成个国际项目一旦事发想推翻都不容易；第三可以让对方不声不响把不义之财让直接存在国外，人不知鬼不觉地彻底逃避国内监督；第四可以“以物易物、补偿贸易”，让对方用安排自己子女亲属出国定居来代替直接的“现钱交易”，来个“曲线受贿”；第五可以“放长线、钓大鱼”，跟国外直接挂上钩，为自己将来脚底抹油叛国外逃多留一条路。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口号，一个“开放合资”的名义便能带来这许多个人利益。如此合资表面上似乎很蠢，其实那只是蠢在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利益而言非但不蠢，而且是处心积虑、深谋远虑的精明打算。从谋求中华崛起的真改革角度看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东西，从谋私利的假改革角度看一目了然。两种改革目的不同，立场方法结论完全针锋相对。

什么叫“先进技术”？先进只是相对于落后而言。即便在今天，相对于大刀长矛，“三八大盖”也够得上先进资格。但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中华崛起，避免挨打，则“先进技术”必须相对于对手先进才有意义。

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先进技术”？使中国人不落后不挨打的关键技术，能提高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核心技术，让中国人比别人更先进的要害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引得进来吗？合资也罢，购买也罢，最多引进别人比自己先进、但比人家落后的技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谁的看家本领肯倾囊相授？比别人更先进的技术别说人家不给，就是想给，人家自己都还没有的东西怎么给得出来？现在世界各国都搞“全球化”，搞“与国际接轨”，搞合资企业，搞“引进先进技术”。搞来搞去，现在世界上生产CPU的有几家？生产大型飞机的有几家？生产高级路由器的有几家？生产核装备的有几家？生产电子战装备的有几家？生产高级合成材料的有几家？搞高能微波、激光武器等新一代战略武器的有几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曾用市场或合资换到过这样的技术？合资也罢，市场换技术也罢不是不能搞，不是不能引进一些相对于自己的目前先进的技术。但必须心中有数：现在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只有学学韩国的“现代”，坚持创造自己的铭牌，自己开发先进技术，才能“肥水不流外人田”，避免替别人开发先进技术付帐单。这才是要害工业要害产品的发展方向。现代技术发展得那么快，如果按常规引进，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完就已经落伍了。美国人流行一句话：“如果是家具，百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汽车，十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时装，一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电子产品，市场上卖的已经是古董。”越是尖端技术越要靠自己开发才有可能最终赶上，只靠引进必将永远落后于人。为了最终超越对手，只得到相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真正的核心技术最终要靠自己独立开发，要靠建立独立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要靠自己创新。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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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绝不能用常规经济法则来判断合算与否。必需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独立自主全力开发。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两弹一星”似乎违背了“经济规律”。如果当年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精英”们当家，一刀砍掉了这些“不合算”、“力不从心”、“风险太大”的项目，那今日中国有何“镇山之宝”？中国的和平有何保障？那些玩弄“经济规律”的专家们又能到哪里去卖弄？“运十”等大型客机项目下马时再困难，比得上1960年困难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花了几百亿美元买客机，自己大型飞机的研制队伍今何在？生产能力今又何在？要搞战略空军，战略轰炸机何来？国外买得到吗？即便买得到，多少钱？第几代？有多大威慑力？要搞快速反应部队，大型运输机何来？国外买能买得起多少？一旦战损能及时补充吗？当年的一念之差，代价是上百亿的资金，几十年的辛勤，以及历史的机遇。鲁迅说：“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中国能造自己导弹卫星，造不了小汽车，能造核潜艇，造不了大型飞机。为什么？一个是“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一个是“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两种态度，两样结果。

如果中国只打算“建设小康社会”，那靠“引进先进技术”就够了；如果中国要“全面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在要害的核心技术上就只有依靠自己。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哪种改革：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赶上超过别人呢？”

中国历史上不仅曾经是小康水平，而且是世界先进水平。但落后了，挨打了，一切辉煌都打没了。如今不实现现代化，不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小康社会也保不住。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不再挨打，就必须赶超。首先在精神上不能甘于人后。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落后。自甘落后意味着精神上垮了，承认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这等于自我否定，自甘下贱，甘当劣等。

种族主义者鼓吹人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分。不管其“理由”如何，要达到的效果是“优等种族”任意支配“劣等种族”，“劣等种族”甘愿被“优等种族”任意支配。人们谴责种族主义时往往只注意自称“优等种族”的一方，却忽视被称为“劣等种族”的一方，想不到世界上有的民族里真会有人自认劣等，甘愿任人支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的确确是现实存在。

何谓“优等”？就是高人一等，支配别人。何谓“劣等”？就是低人一等，任人支配。如果一个民族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即劣等；而如果处于支配别人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高人一等，即优等。处于低人一等、任人支配的地位就是处于劣等地位。但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并不意味着就是劣等民族。只有处于劣等地位而又心甘情愿永远处于劣等地位、不思反抗的民族才真正算得上劣等民族。因为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要达到的效果正是如此：让被说成是劣等种族的人心甘情愿地处在任人支配的地位，接受被说成是优等种族的人的统治。甘心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等于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了种族主义者的结论，自然怨不得别人称之为劣等民族。这跟虽处劣等地位却不忘反抗的民族完全不同。人可以抓住老虎，可以把老虎关起来展览，甚至可以训练老虎登台表演，但人决不敢对老虎象对牛马那样任意役使，毫无防范。这就是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如果心甘情愿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那就是自愿当“劣等”。只要自己愿意当“劣等”，那就真是“劣等”。“劣等”不“劣等”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别人强加于的“劣等”不算数，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劣等”才算数。

云杉女士在其充满悲壮的作品《追我魂魄》中引用了一句话充满悲壮的话：“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这正道出了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

拒绝当劣等、拒绝任人支配的人可能失败。但只要不甘心失败，就没有丧失摆脱劣等的希望。“兵家胜败寻常事，忍辱负重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便奋斗失败不幸身亡仍然可歌可泣，因为这是以英雄而非劣种的身份载入史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民族只要不甘任人支配，只要不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哪怕处于被支配的劣等地位也仍然不是劣等。即便国土被占领，但只要还有人在反抗，哪怕只是试图反抗，征服者就不得不重兵防范，就不能毫无顾忌放心开发。这个民族就跟象牛马那样无须防范、可以随便支配的劣等民族不同，就不是劣等。

中国近代因落后而挨打，而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国人于是分化为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甘心中国任人支配，任人宰割，一再反抗，不懈努力，力图改变中国的劣等地位，使中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摆脱落后。这样的中国人永远不是劣等，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承认落后会挨打，一口咬定中国人天生落后，永远先进不起来。中国过去挨打并非因为落后，而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欠揍。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禁烟惹来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多管朝鲜的闲事招来的。八国联军是中国闹义和团闹出来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反日情绪失控引起来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抗美援朝带来的（尽管美国干涉台湾在先，中国出兵朝鲜在后）。只要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新思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就不会挨打。中国每次挨了打都换得“先进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传入，得到了“先进生产力”，于是才进步。只有彻底熔入人家的世界才能真正紧跟“新潮流”。中国没有殖民地的经历实在缺一课，迟早应该补上。总之落后不要紧，傍上洋大款就立刻先进了。挨打是好事，挨了打就老实了，不敢再招惹是非，从天下太平，有了“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中国想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痴心妄想，白费力气，应该老老实实“全力建小康”。这样的中国人举止言谈从头到脚充满了标准的任人支配的奴隶风范，是不折不扣的劣等。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不是犯傻，没事干了想当劣等？恰恰相反，是聪明过头了。人家的心思是整个民族当奴隶有什么要紧，只要自己能当上奴隶总管就行了。虽然在主人面前是劣等，但在奴隶面前却好歹高一等。依靠外国势力对付同胞比冒险辛劳对付外国势力既方便安全又有利可图，完全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切原则。这样的小聪明还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时，不少美洲的印地安人部落酋长们也是这样想的：这些外来户武器精良，能征惯战，何不请他们帮我对付其他的印地安部落来扩大我的统治呢？于是竞相合作。然而到头来那些“算盘精”的印地安人酋长们一个个下场如何？他们的部落今又安在？现在整个美洲竟是谁人之天下？小说《辛德勒的名单》里有这么个情节：一个犹太玻璃工人心甘情愿替纳粹当警察头目，组织犹太警察配合纳粹搜捕自己的同胞送进集中营，并跟纳粹党卫军痛饮狂欢共叙“友谊”。然而等自己的犹太同胞都抓完之后这些犹太警察们立刻被党卫军全部枪决，所谓“友谊”全成了笑柄。这样的情节并非虚构。当年纳粹德国统治区和死亡营里都有犹太人自愿或被迫跟纳粹合作对付自己的同胞，其最终下场也都一样。面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想耍小聪明“迎外以安内”，即便得意一时，最终又能如何？终究逃不脱身为劣等的命运。

甘当劣等就得心甘情愿承受劣等待遇，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南京大屠杀”这样成龙配套的待遇。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记忆犹新，在“奔小康”与“中华崛起”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华崛起”。现在一些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没什么感性认识，也不屑学习历史，因此对“奔小康”兴趣盎然，对“中华崛起”不以为然，变成了“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如果这些人有南京大屠杀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挨打经历，立场定不相同。换句话说，“甘愿做奴隶的人们”之所以“甘愿做奴隶”往往是因为欠揍，缺少当劣等挨打的感性经验，缺少反面教员来上课.

总之一个民族是不是“劣等”别人说了不算，自己说了才算。劣等不劣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内因；不取决于物质条件，而取决于精神因素。同一个民族内自甘劣等的就是劣等，不甘劣等的就不是劣等。甘愿永远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不思改变的人就是自甘劣等，因而就是劣等；不甘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力图改变赶超的人就是不甘劣等，因而就不是劣等。这叫咎由自取，各得其所。

近代中国任人宰割、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是毛泽东结束的。中国人在没有毛泽东之前是任人支配，被当成是“劣等民族”，有了毛泽东之后就不是了。中华文化在没有毛泽东思想之前被认为是“弱势文化”，也就是“劣等文化”，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就不是了。世界上那么多思想，唯独毛泽东思想告诉中国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挣脱出来。毛泽东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来绝不消极被动任人支配，绝不投降认输，而且绝不靠匹夫之勇乱碰乱撞。中国人想不当劣等人，除了毛泽东思想外无可倚仗。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必然否定中国人民，必然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必然不得不依靠外国力量维护自己的地位，必然走向甘愿任人支配的道路，必然最终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必然丧失主动进取的精神力量，必然看不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希望，必然在西方的强势文化前毫无抵御能力，必然对西方的一切顶礼膜拜，必然只会继承中华文化的一切糟粕，必然最后自我否定，承认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甘心情愿当“劣等”，必然同样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商场有商场的客观规律，官场有官场的客观规律，战场有战场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就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商场身不由己。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人在战场身不由己。中国人在优等劣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规律上同样身不由己。总之，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只能迟早会变成“劣等人”；在排斥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继承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充满糟粕的“劣等文化”。中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或迟或早都会认识到这条规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找到共同目标。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愧优秀，敢于想象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敢于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从根本上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劣等地位。“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甘当劣等，但求小康足矣，安敢妄想其他？

“九．一一”后美国掀起了国旗热。美国电视台报道说美国人买的美国国旗是中国造，出口价1美元。而当时美国市场零售价是十几二十美元。就是说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国人创造的财富90%以上被别人拿走了。这就是经济领域内的落后挨打。

你靠廉价劳动力竞争，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这就是经济上受制于人的劣等地位必然的结果。甘心永远处于这样的地位就是甘心劣等。不甘心就必须穷则思变，在承认目前这个劣势现实的同时想办法走靠高技术、高附加产值产品过日子的路。一句话，是心满意足于那10%、靠它“奔小康”，还是不甘心那90%而发愤“中华崛起”；是情愿继续这样的经济领域的落后挨打，还是不甘落后、不甘挨打，这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区别，是中国人中优秀与劣等的区别。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然。

idiotor

从现在的国际环境的演变趋向来看，如果中国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战略决策上措施不力，沾沾自喜于“奔小康”，甘愿在技术经济领域当“劣等”任人支配，很快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紧要关头，那时就悔之晚矣。

“中国正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中，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应该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搞军备竞赛，安心经济建设，不应该把资金浪费在军备竞赛上。”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非“军备竞赛”，而是内部“精英”们的假改革、真破坏，外部“超限战” 的蓄意误导，自身领导长期脱离群众、丧失人心，加上一系列的决策失误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精英”们一口咬定“军备竞赛压垮苏联”，无非是想吓得中国把国防现代化扔一边去，放松开发跟国防密切相关的尖端技术，从此只引进不开发，永远受制于人。这也算新一轮的对付中国的“超限战”。中国的确正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但并非“精英”们所断言的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机遇。

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的全胜而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被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所取代。整个世界由那以来开始经历着两大调整：美国战略目标的重新调整，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新调整。

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不断调整。当美国以德国日本为主要战略目标时，便毫不犹豫地跟意识形态的敌人苏联结为盟国对付德日。一旦战胜德日，美国又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苏联，跟昔日的死敌德日结盟对付昔日的盟国苏联。美苏关系迅速恶化，短短几年便演变成“冷战”。为了对付苏联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朝鲜战争的旧仇跟中国接近。苏联刚刚解体，美国立刻批准向台湾出售F-16先进战斗机，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中国。美中关系气氛顿时开始变味。当美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更直接时，又立刻毫犹豫地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联合中国共同反恐。与此同时，美国一面推行“阿拉伯民主改造”计划，一方面紧锣密鼓加紧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毫不犹豫地为有朝一日彻底废掉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快马加鞭。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转换就是如此娴熟老练，一气呵成，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美国公开宣布其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强地位。换句话说，谁被认为过分强大而可能危及美国的超强地位，谁就会变成美国的战略目标。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也一直在“与时俱进”。鸦片战争时代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什么“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之类。实力就是一切，没实力就活该倒霉。弱国无外交，也无主权。对弱国什么国际关系准则都不存在。否则人家也不会公开向中国贩了毒还倒打一耙，打上门来要中国赔偿毒品损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期间美国主张战后“非殖民化”，让殖民地国家尽量都独立。这一是可以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几乎剥个精光，大大有利于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二是可以利用“民族自决”的名义为日后瓦解苏联及其它不喜欢的多民族国家打下伏笔。英国国力已衰，再也无力维持“日不落帝国”的统治，不得不同意，甘心从“大英帝国”沦为“小英格兰”。苏联想借机跟美国争夺中间地带，顺水推舟同意了美国的主张。于是有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类国际关系准则很是时兴了一阵。“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抗，都需要争取中间力量，因此在不涉及自己战略要冲的地方也大致认可了这些准则。但也不是没有条件。随着“冷战”局面的演变，美国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首先是不许站错队：倒向苏联阵营的就是敌人，倒向自家阵营的就是哥们，中立的就是不仗义，非打即压，给点小鞋穿。慢慢地光站队还不够，又陆续划了好些圈子：人权，自由，民主，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等等等等。好些原先被认为是主权范围内的东西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国际问题，国家主权的概念悄悄地被一点一点地架空了。到后来国内抓罪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迫害人权”，闹出个国际事端来。等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些原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吃不开了， “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等理论陆续付诸实践。如今美国是说打谁就打谁，别人谁也管不了。联合国管不了，美国的西欧盟国也管不了。法国反对美国攻占伊拉克，美国火冒三丈，硬打下来再来个“惩罚法国”，不准法国公司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顺便还来了点“去法国化”，将国内传统的“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正名”为“自由炸薯条”(Freedom Fries)。如今能对美国政府有所制约的只有美国选民。但只要美国没有陷入越南战争那样的旷日持久、代价沉重的泥潭，美国选民对美国政府的海外政策并没有多大实际约束作用。现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已经变了，变得颇有点鸦片战争时代强国说了算的味道了。

当中国已被美国调整为其战略目标的时候，当“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已经变成国际关系的现实的时候，心醉神迷于“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全力建小康”，好笑不好笑？讽刺不讽刺？人家用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面临灭顶之灾的大嘴蛤蟆“精英”们却还当是在洗温泉浴，美滋滋泡在锅里悠然自得，还自鸣得意地说：“我这是在‘蹈光养晦’呢！”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虽说是“和平”，但终究是“崛起”。很难说美国能否对此网开一面。如果人家不肯高抬贵手，就得小心人家“先发制人”到自己这个“战略目标”头上来。能遏制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第一是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打出的国威军威，使世界认识到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第二是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战略威慑力量。这一切使美国选民认定跟中国冲突会代价惨重，由此制约了美国政府。至于中国的常规武装力量，既然中国自己的作家中将、空军副政委都公开不屑一顾而宁愿当“美国迷”，美国人即便原来很顾忌，现在也会大打折扣。一旦人家认定中国人又回到鸦片战争时代的一盘散沙状态；一旦人家的NMD部署成功，有所顾忌的情况必然起变化。一盘散沙自然不堪一击，NMD成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缴了械，那时人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先发制人”了。由此可见，中国崛起的唯一历史机遇一是必须避免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二是必须赶在美国NMD及下一代新战略武器研制成功之前抢先拿出自己新一代的战略“杀手锏”武器，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跟美国的NMD及其下一代新战略武器抢时间赛跑。这个历史机遇有多少年不好讲，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反正不是无限期。

据一些学者推测，现在世界石油供应只够维持几十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头几名的石油进口大国。一旦石油供应断绝，结果不言自明。除非中国能获得长期可靠的新石油来源，否则必须在几十年内开发出大规模使用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也就是说，由于石油问题，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被限制在这几十年内。

当美国战略目标开始转向中国时，当国际关系准则开始变化时，当中国最多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的崛起历史机遇时，中国的那些“出过洋”、“凭理论搞战略”的“精英”们都在干什么？欢呼冷战结束、欢呼天下太平、欢呼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大环境”、断言“中国应该吸取教训苏联的教训，让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全力建小康”、“军队经商”、“军转民”、“先富起来”、“行政创收”、“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战略伙伴关系”（对付谁？）、抱着人家粗腿高唱“我的太阳”、“消气外交”……

从苏联解体到使馆挨炸猛醒之间足足八年。这么长时间内，“精英”们面对中国时间有限的崛起历史机遇及战略方向硬是找不着北。虽然成批生产了一大堆“精英”、“院士”，但学术界的腐败越来越凶，许多要害科技领域的真实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关系重大的项目，如预警机项目，俄罗斯输油管项目等则一拖再拖，人家急时自己不急，等自己急时人家不干了。如果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早就完蛋了。

再看看“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据说只是“凭直觉搞战略”、“先天不足”、“有局限性”的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历史机遇的？

idiotor

虽然阿拉伯国家不断有人试图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但无一成功。不仅因为阿拉伯国家分裂已久，更因为其他大国根本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控制了世界石油命脉和战略要冲的阿拉伯国家，因此费尽心机利用矛盾让阿拉伯国家不断你争我夺，征战不休。所以虽然阿拉伯国家号称同文同种同根生，但实际根本统一不起来。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已经永远失掉了。而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战胜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统治下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中国必将让美国势力直接紧逼苏联，必将使苏联感到“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苏联必将不会容忍美国势力如此逼近苏联腹地边境；必将会死死霸住其从雅尔塔协议中捞到的旅顺基地及中长铁路等中国主权，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平衡美国在华势力。中国必将变成美苏直接争夺的前沿阵地，必将四分五裂，必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超级大国的干预，谁也不敢保证中国一旦被分裂会不会步阿拉伯世界的后尘，从此再也统一不起来。而分裂的中国的必将战祸连年，局面决不会比炮火连天的中东地区更和平，那还谈得上什么“和平崛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仅凭着一穷二白的底子统一了中国大陆，使中国避免了阿拉伯世界那样的分崩离析的命运，收回了雅尔塔协议强迫中国丧失掉的、除蒋介石公开放弃的外蒙古之外的一切主权，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让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衰败危亡中的中国大陆重新统一，重新崛起。这就是毛泽东抓住的历史机遇，打破雅尔塔协议的格局、从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硬抢出来的、极其罕有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的历史机遇。

如果不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美国大兵压境，中国还没开始搞和平建设就不得不把东北工业全面内迁；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就不得不根据“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允许苏联出兵东北。一旦苏军常驻东北，中国的东北同样会变成美苏较量的前沿阵地，中国的主权完整势必然难保。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既把美国势力驱除到三八线之南，又避免了苏联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还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一个无人胆敢小看的强国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真正得以独立自主，奠定了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持续至今的和平的大环境。这就是毛泽东立国之初便抓住的一个历史机遇，让中国人百年来头一次享受到强国滋味、树立起强国信心、受惠迄今、维护了中国根本利益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机遇。

美国进攻伊拉克的主要借口是伊拉克要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美国如今的战略是“先发制人”，想打谁就打谁，特别要打私自搞核武器的。现在谁要是没得到美国允许搞核武器，美国就要干预，从经济制裁到“先发制人”无所不用其极。换句话说，非核国家能够自主发展核武器而不招致外来强力干涉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了。中国抢到了这个历史机遇，发展了自己的核打击力量，有了“镇山之宝”，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对中国搞“先发制人”。 但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能顶住一切压力，力排众议，坚持“两弹一星”项目，中国能抢到这个历史机遇吗？要是当时也象“运十”下马那样拼命算表面经济帐，强调经济效果、风险、困难、把握等等，然后得出结论让“两弹一星”“先行下马，将来再说”，中国现在将是如何，历史将会如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新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硬是挺了过来，把中国变成了核大国。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抓住的历史机遇，使中国人迄今赖以免除核讹诈的、重新崛起必不可少的历史机遇。

（“精英”们很喜欢说“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已经过时”。然而即便假定这样的“理论”成立，却岂不是等于同时又承认了毛泽东抓住了人民战争“过时”前的“历史机遇”，利用人民战争统一了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的成功吗？岂不是反而从反面肯定了毛泽东善于抓住历史的机遇吗？）


毛泽东、周恩来手下那些从没“游过江”、更没“出过洋”的“土八路”们同样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的机遇，改变历史进程。

1950年4月，四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执意要在谷雨前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他指出：因为我军渡海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必须依靠谷雨前的季风才能过海。如果在谷雨前的五天内(4月20日前)再不发动海南岛登陆作战，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1950年4月16日，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金门失利的阴影的重重围绕中，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数万人乘坐风帆船跨海进击海南岛。仅仅几天，国民党名将薛岳率12万之众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被侵华日军惧称为“长沙之虎”的黄埔高材生薛岳被经常写错别字的韩先楚将军撵出了海南岛。海南战役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是一代名将韩先楚力排众议，用自己的一切做抵押，利用最后可以利用的五天时间打下海南，中国就将有两个台湾，而失去最后一个出海口。这就是韩先楚将军透过扑朔迷离的团团迷雾抓住的、奠定了中国收复整个南海主权基础的历史机遇，仅仅五天的历史机遇。

1950年11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把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圣诞节总溃退”，使美军从此在朝鲜由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御，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据双石著作《开国第一战》记载，此役西线战场成败的关键在于38军及时穿插到位，断敌退路，一连抓住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五分钟：先敌五分钟抢占三所里；在上级的命令电文中把“龙源里”误译为“龙泉里”的情况下仍能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判断出上级的真实意图、先敌五分钟抢占龙源里；先敌五分钟抢占松骨峰（书堂站）；然后以顽强的防御守主了阵地，确保了战役的胜利。由此不仅打出个“万岁军”，而且改变了历史。这就是“万岁军”在一连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连续行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从飞机大炮坦克堆里硬抓出来的历史机遇，一个由缺一不可的三个历史性五分种组合而成的历史机遇。

看看屡屡眼明手快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的毛泽东及其精兵良将，再看看在历史机遇面前团团转了好几年还在乱碰乱撞、“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英明愚蠢，高明低劣，不言而喻。

允许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又被“精英”们浪费了好几年。如果还不猛省急追，任其继续瞎折腾，那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必然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谋私利的假改革尽管乍一看似乎闪闪发光，也可以风光一时，但给中国实际带来的尽是长远的致命内伤，任其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崩溃。它诱迫中国人只顾自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管将来。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既不可能象一些气候炎热、到处有可以充饥的“面包树”的非洲国家那样，可以“吃饭一棵树，穿衣一块布，发展靠援助”；也不可能象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那样，光靠卖资源卖军火就饿不死人；更不可能象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对外侵略扩张、大规模对外移民来解决“优胜劣汰”下来的“剩余人口”和“弱势群体”问题。在中国如果不搞统筹兼顾、均衡安排而胡搞什么“优胜劣汰”、牺牲“弱势群体”、任其自生自灭，那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人的生死存亡问题，稍有差池就要出人命、要出大乱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是中国多少代的历史教训，凡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但腐败中人则根本顾不上这一套。假改革导致腐败。腐败自有其腐败的客观规律，一旦腐败起来什么也限制不住。指望一边腐败一边自我克制无异于指望木头一边燃烧一边冒冷气变空调。历史上中国每个朝代开国之初无不绞尽脑汁制定出各种防止社会矛盾失控激化的规定，但所有这些规定无不随着社会逐代加深的腐败而变成一堆废纸，直到腐败得无以复加的王朝末日来临。腐败猖獗的地方一切是非黑白全部颠倒，人们完全被私利私欲驱使支配，丧失了一切责任感和自我克制能力，如同癌细胞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吞噬周围的一切，直到整个赖以生存的承载肌体承受不住这种疯狂破坏而死亡。尽管假改革的“精英”们个个说得娓娓动听，其实全是借口和欺骗。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个“糟”就是“中国崩溃”。假改革承认个人私利高于一切，造成人人身不由己只能顾自己眼前私利、顾不了长远共同利益的大环境。没有了长远的共同利益就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目标就必然离心离德。离心导致分裂，分裂导致崩溃。现在中央说话还有多灵？“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拍卖”之类的话倒是一说就通，执行得飞快，效率出奇的高；而“不准拖欠民工工资”、“不准搞‘政绩工程’”、“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搞‘小金库’”、“不准造假帐”、“不准随便征占农田”等等三令五申收效如何？以前还只是阳奉阴违软磨抵制，现在干脆明火执仗公开对抗。你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我偏公开宣布我这里不热，还需要大干快上，反过来要追究“宏观调控失误的责任”。如果不是假改革谋私利造成的利欲熏心压倒一切，哪来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劲头？这难道不是分裂的前兆，崩溃的警报？假改革的真后果改革“精英”们不敢讲，但李登辉及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则毫无顾忌，直言不讳来为自己人打气。李登辉最大的战略赌注就是假改革必将导致中国崩溃，而他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正是中国崩溃。所以即使中国同意台湾“独立”，他们也决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进一步要求肢解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崩溃了“台独”才能放心。人家心中有数，知道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旦中国走上谋私利的假改革之路，便犹如被挂上了人家精心设计好的传送带，接下来的事就由不得你，一切都会自动发生。正因为李登辉嗅出了中国假改革真腐败的气味，所以才会如此死硬猖狂，才敢宣扬“中国七块论”，才敢公开议论如何肢解中国。李登辉之流和其他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几年来的软硬兼施，轮番表演，核心目标无非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别忽然回过味来从假改革的死亡传送带上跑了，跑到真改革的道路上去，那就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中国不粉碎改革骗子们的假改革就无法避免崩溃命运，更无从崛起。为此中国人必须：

1．真正明确改革的根本目标：求中华崛起，还是只谋私利？目标不同，立场、方法、路线、前途截然不同。

2．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盲目相信未经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理论，尤其不能迷信只有理论而无大量成功实践的“经济学家”，更不能让这种人握改革决策大权。手握大权的纯“理论家”往往最可怕，因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让自己的理论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是让整个世界来适应自己的理论。即使明明不切实际也死死抱着自己的教条不放。象王明博古那样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明明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老本都快输光了，却仍然一意孤行。总之历史早有明训：只知理论、不懂实践的“拗相公”一旦大权在握则天下必危。

3．杜绝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一切场合补足具有双重身份的“精英”们的一切身分，而且要标明其谋私利的主身份。就是说，亦学亦商者，按商人看待；亦中亦外者，按外方代理人看待。比如，不再简单提“经济学家XXX”，而要说“XX公司名誉董事XXX（兼XX大学教授）”。同样，不再简单提“XX专家”，而要说“X国XX基金长期收益人XXX（兼XXX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这样人们就不容易被误导。

4．认真看待反诈骗的战略重要性，严厉打击假改革的学术骗子和行政骗子，建立有效的反诈骗体系。

诈骗是和平时期最广泛、最频繁、最致命、危害最大、最防不胜防的破坏行为。小至破家，大至灭国，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破坏活动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对社会的一切都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一整套严密的反诈骗系统，单凭当事人的直觉、本能和经验，只靠少数人匹马单枪、单打独斗根本对付不了已经发展成集团性犯罪的国家级诈骗行为。对付诈骗的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全面的问责制，用周密严格的责任系统来对付各种诈骗。

电视片《复活的军团》介绍了《吕氏春秋》上阐述的秦朝兵器制造的管理原则：“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追查责任。这套办法使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可以从一件具体的出土秦代青铜兵器上得知当时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全国总负责人：相邦--“吕不韦”；工厂厂长：工师--“蕺”；车间主任：丞--“义”；制造工匠：工--“成”。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发明了如此严格严密有效的责任制，使人不敢不负责任，不敢偷工减料。这种 “物勒工名”、责任到人头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反诈骗体系。具体的物质性的“硬”产品要“物勒工名”，抽象的非物质性的“软”产品同样要“物勒工名”。制订政策法规要有决策问责制，执行政策法规要有行政问责制。要问责首先得知道具体谁负责，名字都没有出了事找谁去？有了问题现再查名册一是来不及，二是便于推卸责任。现在颁布一个具体管理条例、立功受奖办法之类都登个头版头条，而象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拍卖，“国退民进”等等涉及上千万人生计、上万亿国有资产归属的大问题，早已超出 “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试验范围、已经属于全面铺开推广的大改大动等这么大的事却既不见人大立法，也不见大张旗鼓公告天下，几个“红头文件”一发不声不响悄悄就给办了。这一切到底是谁负责？根据谁的理论？哪条理论？谁提议？谁审议？谁拟稿？谁会签？谁批准？有没有人从中捞取好处？一切有关人员的个人财产跟所办事项之间有没有对应变化关系？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怎么负责？对那么多当事老百姓而言这一切都是糊涂帐。别说等两千年后再查帐，两年后的帐就查不清了。堂堂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种管理法如何称得上“现代化”？要是真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给假改革的诈骗犯以可乘之机，就必须学学老祖宗秦朝的办法，决策时就来个“物勒工名”，把一切参与决策的人的具体姓名一个不漏地记录在案，张榜公布，让全国全社会都来监督决策人和执行者在全过程中个人财产变动情况，判断这些人是否从中牟利，是否有诈骗行为。如果有营私舞弊行为则属于诈骗无疑，必须依法查处，再冠以骗子之名，重要岗位永不录用，谁用就按骗子同谋论处谁。就拿京沪高铁工程项目为例，有主张自制为主的，有主张买法国技术的，有主张买日本技术的。不管将来怎么决策，只要坚持“物勒工名”这一条就容易使最后决策比较符合中国最大利益。所有参与决策和谈判的人的姓名情况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供全社会监督，并要求其保证其决定符合中国最大利益，保证个人没有从中捞取私利。如果最后决定是买日本技术，则参与决策的人要立下“军令状”，保证日本决不会因台湾和领海问题跟中国战争、更不会拿高铁项目从中国赚的利润制成武器反过来打中国，否则甘愿被以叛国资敌罪论处。有这套办法，敢以身试法的骗子数量必然大大减少，即便侥幸得手也容易秋后算帐，以警效尤，有效防范未来可能的诈骗犯罪。“物勒工名”的原则是事先录以备考，出了事对号入座追查责任，决不允许事后临时抱佛脚敷衍。除非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处心积虑有意识地准备将来逃避责任，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在决策、行政领域内实行“物勒工名”的人头责任制。

图强国的真改革和谋私利的假改革分别代表了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中国人正在这两种改革的斗争中探索思索。分不清这两种改革的本质，就只能在两种命运之间摇摆颠簸。只有认清谋私利的假改革的真正危害并坚决摈弃之，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真正不再挨打，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崛起。

idiotor

不要说写这么大部头的文章很辛苦，贴这样的文章都很辛苦．

估计看完这篇文章也会十分辛苦，如果真的看完了并且觉得言之有物，请你友情顶一下．

泣血之作，不该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