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孔子轻管仲是中国最大的悲剧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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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孔子而不是管仲，即便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反孔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没有多少人想到要重视管仲。我觉得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地重视了孔子的思想而没有重视管仲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果断地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将继续错误下去。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出生于当时的齐国，即今天的安徽省颖上县。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出身于当时的鲁国，即今天的山东曲阜，从时间上来说，管仲是孔子的前辈老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实际上只继承了管仲思想的十分之一二，管仲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孔子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形成了儒家思想，但是却没有理解或者说否认了管仲同时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为孔子既不懂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仓廪实、衣食足”，也不赞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是最重要的，甚至鄙视立志务农的人，孔子在《论语》中公然把向他请教怎样种庄稼的樊迟说成是小人，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儒家思想崇尚空谈、追求意识形态，把空谈和意识形态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其继承者甚至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步。

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在伦理道德上面，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政治、法学、军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等方面。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即有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怎样治理国家的理论总结，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也被人称之为“儒道法思想的先驱”。管仲在齐国国君初亡、全国陷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受命于危难之中，三年便使这个边陲小国民富国强，然后使其国君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执政四十余年而善终。孔子虽然也在《论语》中自夸：“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孔子52岁的时候，曾被鲁国国君重用过，但是到孔子55岁离开鲁君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孔子不懂经济、不懂军事、不懂外交、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从全国选拔人才，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孔子的空谈和强调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是被他的时代所唾弃的，所以尽管他周游列国十几年，却没有一国聘用他，因为当时的国君都知道，凭孔子的那一套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然而，汉朝之后的封建君主们为什么反而重孔子而轻管种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汉朝之前，尤其是秦朝统一之前，国君们都懂得人才的重要性，甚至把得人才看得和得天下一样的重要，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管仲这样的有实际治国安邦才华的人是得到尊重的。但是汉朝之后的国君，往往都觉得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至高无上的天子，所以从内心上不再重视人才，因为他们更加需要的不再是人才，而是孔子一样的奴才顺民，需要的是儒家思想这样的顺民忠君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他们来说，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能不能发展经济、能不能治理好军队、能不能管理好国家等都不重要，只有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主的皇权统治的安稳才是最重要。

宋朝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蒙古族灭亡了；明朝也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满族灭亡了；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着“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灭亡了。文革中我们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搞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一些人又在高呼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或者以自由主义治理国家等，其实不管是什么主义，都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重孔子而轻管仲的最大悲剧是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以为只要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两千多年来的中外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思维其实是错误的。

国家是一个由多种系统构成的复合体，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最最粗略地划分也可以分为经济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政治体系、军队国防外交体系等，而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皇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文革的极端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冷战思维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间较量，使得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了，以至于给了许多的爱国志士一个错误的观点：只要推行了某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了，就像孔子当年所幻想的那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使得许多很有才华的能人志士误入“务空不务实”的歧途，整天热衷于空谈，无心立志于实干，实在是害人不浅啊。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人从重孔子轻管仲的悲剧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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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工程技术上各个控制环节各有其用，“放大”和“缩小”的对比完全不等同于“好、坏”“高效、低效”的对立。
同样，儒术并非误人，他是有效控制社会能量扩张的手段，是“限制环节”。
“尊周礼”，无非是让人各就其位，各安其位，承认既定社会等级。 说到底就是劝人放弃竞争各安天命。 孔子把这个类似宗教“解脱”的说教说成是“礼”、“德”的作用，应该是有意的洗脑行为。后代儒者畸形催肥这一块，也是一种类宗教手段。

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 可以比作“放大环节”。 鼓励竞争，合法即可行。“四维”，不过是“放大”中有限的“限制”。 目的一，让人有点精神层面的追求，不要变得过于动物性。 二，给新贵洗脑，别让诸侯君主后院起火。  看法家而强调“四维”，是用儒者心态解释法家。

再来看适用环境
春秋战国，是“国际竞争”激烈，“国际矛盾”激化的时代。 如果天下同时采用儒术，各诸侯放弃问鼎野心，不管周室是否强大，一律尊之。的确可以解救普通民众于战火。但是，如同战争停火协定，单方面执行必然导致灾难后果。  鲁君大概智商有问题，或者被同乡情节迷了眼。
反之，如果天下一统后，持续执行法家路线。 持续竞争势必造成新贵割据林立颠覆没落旧势力。不利于极权和权力世袭。为了防止这一点，既得权力者必然先下手为强。在其有效控制时期强化“四维”强化“礼”"德"强化“洗脑”。 到那个时候，法家自然而然蜕变成 （类）儒家。
“礼”“德”使平民归附于贵族，使贵族归附于皇室，皇室归附于皇室先人，甚至上古传说人物。  请注意这虚幻的最高一级！
当当权集团没落到无法维持必要的思想控制，就会有足够强集团发声音出来质疑这虚幻的最高一级。 所以，“不肖”成为无数征讨檄文的主旋律。 等到天下大乱，社会就会往 （类）法家转变。 因为，立法途径，大致两种，一种是诚信立法，是由上至下；一种是暴力立法，是由强至弱。 暴力立法的例子，由西部片完美演绎： 代表法律的警长徽章随时可从手下败将的胸前移到自己胸前。
等到各路大王中最终角逐出了最终胜利者，社会又将回复到 （类）儒家统治。
这是符合人类本性（或者说是动物本性）的。

人类社会不论什么“主义”昌盛， 至今没有脱离动物性的一面。不可能脱离。动物性是荷尔蒙激发的产物，大脑对其控制力相当有限。

所谓分权而立， 必是因为没有鹤立鸡群的寡头。 从古罗马共和独裁的交替就可看出这点。所谓“还权于民”，应该是种两败俱伤的政治打压手段。
美国的三权分立，我宁愿相信是小集团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华盛顿“神性”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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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信法家，应需要而变的。
儒家的中庸，崇古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
法家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之一了，可是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随即被压制。因为那是统治的需要。后来的各朝各代都对儒家及其推崇，目的也是这个。
后来发展出来的理学把儒学引入了极端，最后到士大夫当权，八股文限制人的思想，中国的灾难也就开始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 Last edited by 土豆炖牛肉 on 2005-6-2 at 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