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的令人发指啊，看着真他妈的郁闷！<<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之斯大林

菠菜

作者：第八元素

　　斯大林：是谁隐瞒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 1924年
　　背景：
　　1917年11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分子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与马恩并驾齐驱的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事业亘古未有，他的威望无人能及。
　　在列宁周围，是一群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他们包括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诺茨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长期追随列宁的加米涅夫、党内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等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
　　尽管他们性格各异，有些互相不服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左，但都对列宁无限崇拜，满怀信心的希望列宁能够带领他们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
　　但谁也想不到，命运只给了光芒万丈的列宁六年的时间来继续他的事业。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的米赫里工厂对工人演讲结束后，一个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从汽车后面扣动了扳机……
　　这次枪击并未致命，但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由于射入体内的铅制子弹头一直没有找到，它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铅中毒。
　　突变来的太快，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围绕继承人问题，这些曾经共同战斗的同志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
　　1934年2月10日，俄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此时，斯大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细细品味着这次大会的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反对派看来已经被彻底制服了。除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诺茨基外，所有被打倒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承认错误，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们在会议上表现得真听话。加米涅夫，哼，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真好意思在数千名代表面前自己骂自己是“政治僵尸”，然后大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他追随列宁那么多年，马克思理论修养到哪里去了，连拍马屁都不够档次。季诺维也夫还算有点水平，知道把总书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起来赞颂。还有一些托诺茨基分子，也都毫不吝啬对他们以前的精神领袖的尖刻批评。对于这些人，只要真心承认总书记的伟大和正确，还可以重新入党，甚至考虑安排给他们安排点出版社、科研机构领导之类的闲职。
　　至于那些忠实的仆人，说得简直有点肉麻了。伏罗西诺夫这头蠢猪，竟然口不择言的把伟大领袖和“猪嘴”放到同一段话里，说什么：“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其它什么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那里，都吓不倒我们。”看来是拍马匹拍的太高兴，竟然忘乎所以了。
　　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嗯，想想，如果二十年前在库列卡伊村的寒风中梦见有人对自己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呢——人的命运真是难料啊。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呢？列宁去世已经有十年了吧，看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斗争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报纸上说的没错，它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当然，有一点报纸上没说，它还是总书记伟大成就的总结大会。
　　……
　　卡岗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走了进来，打断了总书记的畅想。
　　卡岗诺维奇显得激动而且焦躁不安，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对”基诺夫，而有近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数倒数第一！如果不是等额选举，总书记甚至已经被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静静的听完了卡岗诺维奇的汇报，一言不发，拿下烟斗在烟灰缸上轻轻的敲了几下，抖下一些烟灰，又继续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反对派们的反悔全都是假的。他们利用总书记好不容易才表现出来的一点宽大作风，混进代表大会，想联合起来把他搞掉——自己以前对他们太仁慈了，仅仅是把他们开除出党或者流放。
　　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基诺夫？想起这个名字，斯大林皱了一下眉头。他确实在反对托诺茨基的斗争中给了自己很大的支持，所以才把他调到列宁格勒去当第一书记，让他去清洗隐藏在州党委中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但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跟普通百姓住在石岛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院子里跟邻居们的孩子捉迷藏，步行上街，在街上跟不认识的人交谈……这简直就是在故意逞能！他显得平易近人，完全是在跟总书记过不去。他实际上是想说明，斯大林深居克里姆林宫，警卫森严，从不在街上走动，也不去和孩子们捉迷藏，是想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诺夫不害怕。看看他在列宁格勒枪毙过几个人？他根本不愿动用总书记授予他的特权来镇压那帮不满分子，反而替他们辩护，把他们团结到他的周围。他显得宽厚仁慈，无非是想突出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掌声会跟总书记发言时一样热烈。他居然得票第一，看来如果有人提议让他担任总书记，这个提案肯定会获得通过了。
　　自己还想过把他从列宁格勒调回莫斯科，给他一个闲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继续活在世界上了。
　　斯大林决心已下。
　　一场血腥的悲剧即将拉开帷幕。
　　——实际上，在精心挑选的代表中间，有近1/4的人透过投票表示了自己对总书记的不满，并非反动派的阴谋。它完全是斯大林疯狂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上采取了他一贯的蛮干态度，强行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斯大林命令镇压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结果却真的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来镇压农民暴动。
　　负责镇压暴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许多江河中顺水漂流下来几百具尸体——讨伐部队的损失如此惨重。同样，暴动也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几万个农名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几十万农民被流放，他们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的苦役中慢慢的死去。
　　大规模集体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饥荒。饥荒席卷了昔日的欧洲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根据国家政治总局向斯大林作的报告，共有350万人被饿死——这显然是经过压缩的数字。早在1932年，就产生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挤满了许多大城市和火车站，乞讨和偷盗成了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斯大林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凡是在抢劫粮仓或者在扒窃火车时被抓住的人，不管他是成人还是儿童，统统枪毙。
　　尽管各种宣传机器仍然大肆渲染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遍布全国的危机不可能不在人民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了，只是在无记名投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投了反对票以表示不满。
　　谁也想不到，这种小心翼翼的抗议竟会遭到了如此猛烈的报复。
　　二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诺夫写完了一个报告。他把写得很潦草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给斯莫尔尼宫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发。他要去参加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言。妻子叫他到餐厅里吃饭，可时间太紧，他自己跑进厨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穿上大衣，戴上他那标志性的卡其布帽子，和家人匆匆道别，坐车直赴斯莫尔尼宫。
　　下车后，基诺夫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斯莫尔尼宫，他感到背后似乎少了如影随形的警卫员的脚步声。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警觉。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当他停下脚步准备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
　　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向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基诺夫的颈部。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想看看是谁开的枪，然后一头载倒在地上。他认识这个人，尼古拉耶夫，自己经常和他那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幽会。这个妒火中烧的家伙一度威胁要杀死自己，现在他做到了。但是，警卫员到哪里去了，谁让一个普通党员持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谁告诉他基诺夫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二书记的办公室？
　　基诺夫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在血泊里挣扎，直到咽完最后一口气，内务部的特工们才跑进走廊，逮捕了凶手。
　　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乘专列奔赴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车站，斯大林把所有前来迎接的人臭骂一通，给了内务部列宁格勒局长梅德伟季一个耳光。斯大林随即亲自主持了对凶手的审讯。并宣布他是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
　　就在案发当天，斯大林抛出一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文件。他甚至等不急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字，而强迫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这份被后世称为“基诺夫法”的文件规定：
　　“1.对于被控准备或进行恐怖活动者，侦察部门奉命加快办案时间；
　　2.对于这一范畴的罪行，审判机关奉命不得以研究能否赦免为由而延缓对死刑的执行，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此种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菠菜

　　三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追随列宁近20年，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0年，曾经协助列宁逃脱临时政府的追捕。20年来，尽管有过几次小的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在是否发动十月起义、是否和德国签订不平等的《普茨茅斯和约》、是否同意芬兰从俄罗斯脱离等关键时刻，斯大林总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一边。如果说在政治局成员中有谁总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话，显然只有斯大林一人。但现在，他的领袖抛弃了他。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一可怕的事吓的目瞪口呆。”一位目击者这样说道，“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小和很可怜。我尽量逼近审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他的命运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在这种悼念和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就几乎是一种亵渎的，甚至背叛的行为。”
　　会场像死一样沉默。斯大林的手在微微战抖……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全是悲痛和忠贞：
　　“同志们，列宁同志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法律！我们宣誓去完成列宁在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看这个看这个政治演员的表演，他一站起来，大家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愉快的说，有一点已经是证明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的说，列宁同志的这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季诺维也夫用余光向周围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要发言的意思。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托诺茨基没有立刻站起来反驳。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认为自会有人站出来要求立刻罢免斯大林……真的很难猜测托诺茨基此时的想法，在这个可以一举击毁其政敌的绝佳时机，他选择了保持沉默——致命的沉默。如果他知道16年后，自己将被斯大林派遣的暗探砍死在墨西哥一间破陋的小屋，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可惜，他错过了，错过了一次，也就错过了一生。他将用后半生来流浪、反思和抗争，但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来了。
　　坐在斯大林旁边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并建议遗嘱不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只是秘密的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反对违背他丈夫的遗愿，但显然无能为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深信，他们不用像害怕托诺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有时对他的刚愎自用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认为以斯大林的能力，即使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无法成为列宁唯一的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曾经在私下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因为斯大林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才能。”言下之意，当然是他季诺维也夫具有这种指挥才能。实际上，不仅是季诺维也夫，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也觉得，与锋芒毕露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托诺茨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大林更善于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更缺乏个人野心。如果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走，就没人能制约得了狂妄的托诺茨基了——这个建议最终以40：10获得通过。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菠菜

　　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 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菠菜

　　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旁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如果不是他们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列宁对他们的信任也许会超过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这种地位下，斯大林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隐藏实力。在喜欢喋喋不休的政治局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保持沉默的可怕毅力。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人心的谈话，长达一两个小时。斯大林只有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才会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种性格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愫而感到欣慰，因此很少有人因为他的少言寡语而抱怨他在交往中不对人推心置腹。当他感到难以忍耐各种会议上无休止的辩论的时候，他就独自跑到外边去抽烟。
　　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但在三巨头中，他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是斯大林出面替他们辩护。托诺茨基也知道，他从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相反，斯大林最主要的对手托诺茨基则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放心。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傲和顽固的心理，喜欢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经常公开自己与列宁的分歧，在开会时他几乎会和所有的人辩论，而他出色的口才又总是能将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置长达三十一年。
　　六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专制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趁机削弱托诺茨基的影响力。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由加米涅夫出面，建议用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的工作，用“总书记”的职务来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立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显然，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私下“做工作”的结果。列宁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知道斯大林的行事作风，这个总书记候选人“只会做辣的菜”。但他最后仍然表示赞成，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忠心，而且在党的领导者中也确实再也找不出像斯大林那样喜欢并且有能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了。至于托诺茨基，他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来看，当时关于挑选总书记的事情进行得相当漫不经心——
　　这个对苏联历史至关重要的决议被写在一张张零散的纸上，是那种划着横格的学生用的练习本纸，它很简单的记道：
　　“兹设立总书记职位和两名书记职位。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诺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如此简单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而斯大林也已打定主意，一旦消灭托诺茨基，下一步就除掉这两个“没有原则的废话篓子”。
　　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斯大林就自己来设法赋予它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
　　出任总书记后，他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秘书的巴扎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的抽着烟斗，一面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单地指示：要把某个省委书记撤掉，派某某去接替他。随即由秘书通知组织局，组织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办理任免手续。任免决定拟好以后，由总书记签字生效——就这样，一个地方大员的命运被决定了。斯大林利用这种权力迅速为自己在几乎所有部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省委安插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发往各地的大量通知、决定、信函、委任状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签名——“约·斯大林”。渐渐的，地方上的领导人都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个人优势，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从斯大林那顶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察世界。对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成了加官进爵的捷径。
　　就这样，当季诺维也夫仍在处心积虑的筹划着怎么搞掉托诺茨基的时候，当托诺茨基正忙于在工厂、学校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时候，在革命领袖列宁威望正高的时候，俄国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他在中央的敌人和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列宁在临死前发现了，并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大家都觉得没那么夸张），许多俄国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人类权力斗争史上，极为罕见。
　　七
　　总书记的职位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纵，以和他这个总设计师所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转着。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很快就发现，这种可怕的力量来自书记处。
　　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专制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随后到来的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在苏联的西南角与伊朗交界处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脉，那里有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习惯上称之为“外高加索三国”。斯大林自己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在地理上接近，但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中一个独特的派别，拥有独立于东正教大主教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虽然跟俄罗斯一样信仰东正教，但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曾经处于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传统更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斯拉夫人。所以虽然他们愿意加入苏联，又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
　　斯大林对于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由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苏联。这个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显然要比三个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容易控制。但三国都认为联邦是多余的累赘，他们更愿意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苏联。于是，斯大林委派自己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外高加索联邦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曾和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斯大林一样拥有一张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的脸。他在外高加索忠实地执行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采取斯大林所习惯的“火与剑”来镇压一切反对建立联邦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位奥尔忠尼启则的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暴行：“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屋、哭泣的寡妇、饥饿的孤儿。谢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赛梯何为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当有个地方被以“奥尔忠尼启则”来命名时，那里的人们整整一周拒绝上班，直到从整个高加索调来大批军队。
　　在了解到斯大林解决高加索问题的办法之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粗暴和行政长官意志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还有就是他有一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切齿痛恨的心理。一般地说，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总是起最坏的作用。”
　　这个评论，不仅从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从个人道德上否定了斯大林，它标志着总书记开始失宠。不过，列宁也不太清楚斯大林的实力，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的进攻方式，先在政治局和党内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剥夺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那个著名的 “耳光”，最终促使列宁由循序渐进的批判转而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独立派”党内领袖姆迪尼瓦激烈的争吵起来，奥尔忠尼启则先是痛斥，进而谩骂，最后竟然站起身来给了姆迪尼瓦重重一耳光。这让列宁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同志居然在会议上公然去煽另一个共产党同志的耳光！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裂，甚至可能是一场民族叛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斯大林的粗暴如何影响他身边的人，并进而影响党的民主作风。
　　列宁立即下令撤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委派一向被认为对同志和敌人都毫不留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全面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很快出来，令列宁震惊的是，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竟然全是为斯大林的辩护之词！这说明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能再迟疑了，他决定对斯大林发起攻击，必须马上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的命运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与捷尔任斯基交谈的第二天，病魔再次找到了坚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如果再给列宁一些时间，斯大林恐怕在劫难逃，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下去。列宁在关键时刻的辞去让我们想起了在北伐前夕去世的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是在事业初成、个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刻突然离去，让原本清晰的形势成了无穷无尽的变局，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偶然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病中，列宁写给托诺茨基一张纸条：
　　“尊敬的托诺茨基同志：
　　我想请求您务必要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说话。事件现在正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之中，而我不能指望他们的公正无私，甚至情况正好相反。”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这张纸条能够成为托诺茨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托诺茨基后来确实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了言，但他始终没有出示列宁的纸条，更没有要求处分斯大林。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间对他表现得非常尊敬，几乎同意他的所有观点——这在他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的。
　　还有，他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不久以后，列宁病情加重，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21日，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世长辞。
　　命运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运气交到了斯大林手里。

菠菜

　后记：权力、异化和平常心
　　本书在前言中写道：“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权力是人创造的，为的是更好的组织人们去向险恶的大自然争取生存的权利，为本团体的成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它产生后的几千年里，却把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为了争夺这个自己创造的怪物，人类自相残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了自然界任何一种力量——瘟疫、火山、地震、洪水、干旱等等。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很难说是他掌握了权力还是权力控制了他。绝对的权力，就好像《指环王》中的那个魔戒一样，一旦得到它，这个人就被它完全控制，除了想继续占有它以外，别无其它欲望，而任凭它把自己的健康、热情、精力一点点蚕食，变成一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怪物。斯大林可以说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但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丧失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乐趣：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朋友，对儿女的爱也很淡漠，在他的几个孙子辈中他只见过其中一个，每天早起晚睡，只是不停的做批示、作报告、下命令，警惕所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然后把他送上刑场——三十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在他6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破天荒的善心大发，将自己数十年的工资（他根本不需要花钱）寄给了自己在宗教小学时候的几个朋友，给他们养老，并在信中署名“你的索索（斯大林的小时候的名字）”。但收到钱的人没有一个敢以斯大林的朋友自居，而无不用一种诚惶诚恐的措辞感谢伟大领袖的恩赐——他并没有获得他想重温的儿时的友谊，他手中的权力不允许他获得。在他过完70大寿之后，他又吩咐洗印两张他的妻子谢尔盖耶夫娜的照片，一张装在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前，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后悔杀了违抗自己意愿的妻子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他存在称之为“爱”的感情的人。如果她还在，伟大领袖的晚年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孤独？——总之，权力永久性的改变了斯大林的性格，泯灭了他身上本来就所存不多的人性，从而夺走了那些所有属于普通人的幸福。
　　法国人贝尼斯曾断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获得权力和幸福。”这个论断会是真理吗？
　　人若被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并使其带来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创造者的初衷，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异化”。它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念中衍生而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和幸福的，但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后，劳动成果和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因为劳动而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个时候劳动被“异化”了。如果我们把“异化”的思想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类创造了宗教，为的是使灵魂找到归宿、生命有所寄托，但因为迷信教义，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残杀，有人用自焚的方法去寻找天堂，这个时候，宗教被异化了；人们去寻找爱情，为的是让心灵不再孤单、享受家庭的温馨，但有人却因为失恋而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让父母亲友等真正爱他的人伤心落泪，这个时候，爱情被异化了；人类发明了货币，是为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优化资源配置，但却有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了友情、亲情、爱情等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个时候，金钱被异化了。其实，无论宗教、金钱、权力都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创造的概念和工具，怎可为了这些东西而丢弃了已有的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
　　“异化”的根源不在权力、金钱这些创造物，而在人本身，它来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叔本华有一种悲观的论调：人在欲望满足之前痛苦，在欲望满足之后虚无，所以人生没有幸福。如果真的这样，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幸福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痛苦和虚无之间，存在于对欲望有节制的满足。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去追求，并在这种不断的追求、获得、再追求中体会到幸福。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被欲望所控制，那些激发欲望的东西就会被异化，就会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状态，幸福也就永远离我们远去。
　　庄子说，百里奚养牛的时候忘记了贵贱，所以能把牛养得很肥；秦穆公让他当了宰相，他治国的时候忘记了禄爵，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德很好；退休以后忘记了生死，所以生活得十分快乐。
　　——故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说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靠着三个字——“平常心”。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天，一个美国阔太太去巴黎旅游。她在巴黎市中心的花园里看见一个老头在专心致志的浇花剪草。他是那样的内行，那样勤恳操劳，他那一丝不苟的姿态，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上等的园丁。这个阔太太有一座私人花园，她想，这个法国老头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园丁。在美国恐怕出很高的价钱也很难找到，今天既然碰到了，为什么不把他请到美国去呢？
　　于是她问那个老头，愿不愿意到美国去做她的园丁。她可以给他高于法国三倍的工资，还可以解决他的旅费和住宿。为了说服那个老头，她又把美国大大的吹嘘了一通，好像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到了那里都可以发财。
　　“夫人，”那个老头静静的听完美国阔太太的话，非常礼貌的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真是不巧，我现在还有一个职务在身，不能离开巴黎。”
　　“你统统辞掉吧！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还有什么兼职？还是从事什么副业？送牛奶还是养鸡？”
　　“都不是，”老头微笑着说，“我希望人们在下次选举中不投我的票，我就好来接受您的美差。”
　　“什么？投票。你们法国人连选园丁都还要投票？”
　　“不是的，夫人。我的名字叫安里，我这个园丁现在还兼任着法国总统。”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在宛尔一笑之后，都会赞成，在安里与美国阔太太的一问一答中，贝尼斯主教的话失效了：权力和幸福是可以共存的，而把它们包容起来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三个字：平常心。
　　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防止权力的异化，就要采取有效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因为权力越大，它所能在人性中激起的欲望也就越强烈。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会激发绝对不受控制的欲望。对一个人而言，既要追求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又要防止被异化的权力所控制，就应该时时抱着一颗象百里奚和安里那样的平常心。一个不能抱着平常心的人掌握的大权，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将是一场悲剧。
　　正所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心态。

chinesehejing

为了不郁闷，没看！blush.gifblush.gifblush.gif
因为最近已经够郁闷的了！！

YOUYOULI

14.gif14.gif14.gif14.gif14.gif

虽然没耐心看完！

夜半歌声

很明显最后一段观点与前文的描述自相矛盾，对权力的追求与被权力控制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双胞胎，权力追逐中的血腥味儿和所谓的超脱根本如同水火般难以共存，没有人能在这条不存在的钢丝上翩然起舞，政治永远是肮脏的，如果抱着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所谓平常心态去面对政治，结局便很可能是托洛斯基类型的身败名裂，要么失去，要么改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真是怀疑，前面已经列出了血淋淋的现实，作者居然还能得出这种天真的结论。

菠菜

夜半歌声讲的好！yes.gif

我感觉作者在研究史实，分析历实上做得不错。

但是这个后记里面总结的很多观点，我不能认同。

夜半歌声

就是有点儿奇怪，作者先是声情并茂的描绘了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人性可言的世界，活脱脱一幅地狱的景象，我这儿看得正毛骨悚然呢，他笔锋一转，又来证明统治这么个地狱的撒旦原来也可以是个美丽纯洁的大天使！ 落差实在大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