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的旧文：也谈西藏文化与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原文基础上有删改）
本帖最后由 G_B 于 2010-10-28 22:06 编辑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 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这不光是纸上数字，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 “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 “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
中共自治区书记陈奎元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
陈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奎元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
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 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说：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成不了佛的。”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 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
发表于 2010-10-28 19:28
| 
发表于 2010-10-28 19: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