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留德开放三十年 从三十人到三万人

鸟鸟爱装嫩

在邓小平开放海外留学讲话发表三十年之际，德国华人教授协会在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举行有关中德教育三十周年回顾研讨。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公使衔教育参赞姜锋博士介绍说，目前在德国注册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两万六千人之多，加上客座研究人员人数超过三万。

6月20日，德国华人教授协会在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举行2008年年会，同时回顾中德高教交流的三十年历程。来自德国各地大学的华人教授，新上任的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公使衔参赞姜锋博士及马格德堡大学副校长Prof. Strohotte等参加了这次年会。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发表扩大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讲话，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留学浪潮。 在德国华人教授2008年年会上，姜锋博士介绍说，1975年时中国在德留学生人数只有30人左右，而在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出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重要指示后，中国赴德留学人数迅速增加，目前中国注册留学生人数已达两万六千人，加上短期进修的科研人员，人数更高达三万七千人。

姜锋博士同时指出，近几个月来中德两国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尽管双方在教育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但两国在政治观点上的距离却并没有缩小。姜锋博士建议，在未来的中国赴德留学生中，适当提高人文科学留学生的比例，有助于两国社会间更好地理解和沟通。 德国学术交流协会(DAAD)中国部主任比尔克博士则在会上表示，中国留德学生的数量已经很高，但留学生质量却还有待提高。德国大学应该加强对留学生的辅导，吸引更多中国优秀学生来德国留学。德国大学在中国招生时，还应该以德国华人教授的成功例子以及德国留学就业前景来吸引中国优秀学生。比尔克博士也坦率地向中方建议，将某些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化，便于在出现问题时，使得德国合作伙伴更容易理解中方的立场和协助解决。

德国华人教授协会副主席慕尼黑工大副校长孟丽秋教授则向德国学术交流协会提出，目前在北京进行的APS审查时间长达三个月，这样使得不少优秀学生在等待中失去耐心，可能转向其他国家的大学就读。孟教授并且提出，能否允许德国部分顶尖大学不经过APS而在中国自行审核招生。比尔克博士对此解释说，一般而言APS只需要四周就应该会有结果，但他将会就孟教授指出的情况向负责APS审查的北京分部了解沟通。 德国华人教授协会成立于2007年，目前成员有二十六人。现任主席是波鸿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据德国华人教授协会司库，马格德堡大学教授丁永健介绍，目前在德国大学的华人教授人数大约有40来人。

鸟鸟爱装嫩

1980年5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在通向东北角江湾五角场的四平路的一侧，同济大学水泥砌成的校门前，一群身穿灰、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们站成四排合影，除了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几个欧洲人之外，这一切并没有过于引入注目之处。每年这个季节的前后，都会有毕业或者入学的大学生们在此合影留念。大门对面同济新村的居民们早已都习惯了这一切。


2005年8月的一个下午，瓦尔多夫，这是离开法兰克福机场不远的一个小工业区，一条比80年初上海四平路更加清静的德国小街旁，百来个中国人排成四列长队合影，夹杂在他们中间的是几位鬓角花白的德国老人。瓦尔多夫的小旅馆向来以接待来自中国的团队为主要业务，而周日下午德国的街道上，根本没有人来注意这一批拍照的中国人。


两次合影的主人公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本科生留德计划的参加者。从1980至1983年，中国教育部在国家财政的支援下，连续三年派遣大学本科新生前往当时的西德留学。2005年是首届公费留德本科生到达德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大约一百名当年的学员从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赶到德国，回忆当年的留学之路，重温同学情谊。


  
1980年5月，上海同济大学。


在两张看似普通的合影中横亘着的是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这是一个德国人从讨论分配财富到忘记了如何创造财富，中国人从不知财富为何物到为财富发疯发狂的二十五年。


派遣留学生到德国进修，在1972年中国和西德恢复邦交之后便已经开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赴德进修的学者，后来不少陆续成为中科院、交通大学乃至国家科技部的主要领导。但小批量的出国留学计划，满足不了邓小平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人才需求，闭关锁国三十年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大批年轻、懂专业、会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人才。每年派遣一万年轻才俊公费出国留学，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一个未曾公开的目标数字。在派遣公费本科生到德国留学同时，还有一大批本科生前往日本，法国和北欧留学。这是改革初期的中国开始的一场培养人力资源的尝试，一场为中国经济再次崛起而做下的投资。


同济留德培训部由此而来

1979年开始了留德本科生的第一批选拔，主要根据是学员的高考成绩总分和英文成绩，集中在北大、清华、复旦和同济四所大学进行。


按照安排，每批学员在出国之前都必须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德语培训。该培训项目由当时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争取获得，培训地点就设在原同济大学电气化教学大楼。由于缺乏德语师资，中国教育部向德国方面求助，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DAAD)和以传播德国语言文化为宗旨的歌德学院从德国派遣教师，协助同济建成了德语培训部。其教学内容和要求则参照德国大学预科的体系--甚至培训班的德语名称也是“上海德国预科学校”(Deutsch-Kolleg Shanghai)。当九十年代末的自费留德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几乎成为赴德留学“通行证”同义词的“同济留德预备部”，便从那时的德语培训班演变而来。


被挑选到同济大学进行培训的首批学员共99名，现任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电机系教授的丁永健，是第一批学员中的一位。二十五年之后的他已经成为大学电机系研究所所长。丁永健教授回忆说，当年的培训前半年为纯德语培训，后半年则增加了数理化、生物等课程。首批培训以一名外教配备一名中方教师的形式进行，其目的也在于间接提升同济的德语师资水平。而从第二批开始，全部课程都变为外教授课，生活在斯图加特的高玉梅便是第二批留德学员。她向<<欧览月刊>>回忆说，当年她们在课堂上从一开始就只有说着德语的外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中方教员临时过来协助一下。这种集中、封闭的德语教学方式，为学员以后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当年的德语强化学员，除了一例因身体原因退出外，其余全部顺利通过语言考试以及当年的德国Abitur考试(德国高中毕业考试)，同济留德预备部也因此声誉鹊起。


1979年，为配合中国国家主席华国锋访问德国，德国电视二台ZDF还特意派出摄制组来同济大学采访这批即将来德国留学的中国学员。而据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上，德国大学校长们还曾经争夺起了这批中国学生。


1980年的5月，首批学员德语培训顺利结束，6月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便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于是，在1980年5月的同济校门口，便有了这样的一次合影。


谈起当年的三批公费留德本科生，鲍超佚老师如数家珍，他能够清楚地报出，每一批学员的数字和男女学员的比例，甚至于他们每一批到达德国的准确日期。


今年年届七十的鲍超佚，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毕业生。首批留德本科学生成行之际，他是教育部留学生司欧洲处的官员。在把首批留德本科生送到机场之后的四个月，他本人也来到了德国，成为管理这批本科留学生的大使馆教育处官员。在波恩的大使馆教育处，鲍超佚一直工作到1986年回国，和这三批学员前后接触了五年之久。当年的他往往是每周四出门，利用周末走访两个城市，看望各地的留学生，周一回到波恩的大使馆继续工作。当年的鲍超佚，还会和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留学生们一起踢球。至今，这三批留学生们都恭恭敬敬地称他为“鲍老师”。


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理工科人才，因此来德的学员都以理工科为主，第一批学员中学习物理、数学、电气工程专业尤其多，二、三批陆续有学经济、心理学等其他科目，但相对而言还是以理工科为主。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这三批本科留学生最后的专业和学校甚至也都是计划安排的。也许是为了简单，学员最终就读的大学和所学专业，甚至是以姓氏字母排列顺序进行分配的，现在还在斯图加特一家公司工作的张大可，就因为自己的姓以Z开头，便被分配到了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大学。


对待这批来自中国的这批年轻人，德国大学的接待是十分认真。1980年首批学员分成两批到达德国。第一批6月间到达德国的学员，立刻就被DAAD安排去各公司和研究所进行实习。因为德国大学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前，都应该有相应的实习经验，这批中国学生也不例外。后来在斯图加特定居下来的高玉梅，就被分配到了斯图加特大学的生物研究所实习。而丁永健教授和其他学员则受到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接待。来自一个物价几十年不变的国家的他们，先要学会比较各家超市不同的物品价格。


八十年代初的德国，中国人为数不多，在路上听到有人讲中文，回头一看往往就是认识的。对于有些神秘但又特别优秀的中国学生，德国媒体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达姆斯塔特，如果谁有兴趣去当地发行最大报纸<<回声报>>(Darmstaedter Echo)报社档案室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初的报纸，你会发现横贯整个八十年代，有关中国和中国学生的报道居然是那么的频繁。


留学德国，不仅对于学生是一个新的体验，对于教育部的管理工作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在大使馆负责留学本科生的鲍超佚老师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因为完全缺乏管理经验，公费留学生如何管理对教育部和驻外使馆都是一种挑战。在这几批留德学生到达德国的最初前几年，中国大使馆还是参照五十年代管理留苏学生的办法，对所有学员的生活费用进行实报实销。大使馆除了支付学员的生活费用包括住宿费、保险费，还有电话补助用于与国内家人联络，每天的零用开销基本是7马克。特殊专业比如机械制造专业需要制图等工具则另有补贴。学员学习期间有两次公费返家探亲的机会。


  
2005年8月，德国瓦尔多夫。


但是，因为各地住宿生活标准并不一样，处理各种报销手续相当繁琐，在留学生人数增多之后，教育部甚至特意派了一个会计前来，这才减轻了不少工作量。到了1982年底，大使馆教育处开始对留学生采取费用包干，也就是发放标准生活费，由学员自行安排。


由于是公费学员，因此大使馆原则上规定所有学员必须以学业为重，不允许打工。在事实上无法禁止的情况下，最初还曾经有过一个规定：学员打工每1000马克收入必须上交90%，如此苛刻的条件被当时的学员们戏称为“不平等条约”。虽然以后该规定有所放宽，上交比率下降到了30%。不过，大多数的学员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专业学习之中，真正打工的寥寥无己。


除了一位在柏林学员因为染上赌瘾而被迫中途辍学回国完成学业的例子之外，这三批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几乎成为留学生的楷模。自身的勤奋加之先天的聪颖，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


第一期的丁永健仅仅用9个学期便取得了慕尼黑工大的电气工程专业的DIPLOM，和他一起在慕尼黑工大念书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以平均分1分的优异成绩通过VORDIPLOM。第二批的刘世槎也只用了10个学期便取得了柏林工大的电气工程专业的DIPLOM，而当时柏林工大该专业的平均毕业学期数是16.4；目前在吉根大学(Uni Siegen)担任教授的张传增在达姆斯塔特大学只花了六个学期就完成土木工程专业全部课程，也创下了该系的一个记录。而在柏林工大就读的张首晟五个学期便念完了别人六七年才能完成的课程。

八十年代初的德国大学，还鲜有年轻的中国人的面孔，而这批中国学生超群的成绩，使得他们受到了德国社会的认可。大部分接受<<欧览月刊>>采访的学员都对那个年代怀有十分美好的回忆，对当时的校园生活更是深深眷恋，他们中间几乎无人有过不愉快的遭遇。


本文原载于2005年欧览月刊留学与求职专辑，为纪念中国开放海外留学三十周年再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