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发表评论: 处理民族宗教关系需要高度人文素养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误解、恩怨,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的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

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中,藏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样饥肠辘辘,以前作为牛、马、驴饲料的油渣、麦糠也曾成为藏人哄抢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中,藏区聚居区寺庙曾受冲击,经文被烧毁,僧尼被迫还俗,一些地方藏民穷到连碗也买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禅愤然呈上七万言书给毛泽东,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

西藏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西藏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 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甚至进行人格谩骂,斥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并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对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层面给国际社会留下个回避交流对话的生硬粗鲁形象。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

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西藏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西藏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

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西藏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

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
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本文节选自财经网<<不畏浮云遮望眼—写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 本帖最后由 鸟鸟爱装嫩 于 2008-4-30 21: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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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的另外一篇文章

我们也要警惕对外的不宽容

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可能存在的政治图谋之时,我们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更不能反目成仇。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一部分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和恶意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


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会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国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体管制达到期待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在拉萨“3·14”骚乱时惟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有政治偏见,更不都是敌对分子。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本文节选自财经网<<不畏浮云遮望眼—写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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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周瑞金用“皇甫平”署名,是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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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鸟鸟爱装嫩 于 2008-4-30 21:45 发表
15年前周瑞金用“皇甫平”署名,是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深意存焉。

培养人文素养不是发两篇社论就推动了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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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西藏问题要注意区分

对内和对外两种工作态度
对外就是生死之争;对内要坚决把藏民改造成国民,藏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融入中国的整体发展之中
跟达赖谈就是要改造达赖,剥离达赖和分裂势力、外国反华敌对势力的关系,让他重新投入人民的怀抱,做对中国发展有益的事情
他不干,就让他融入西方社会吧,毕竟是一群人,总得有个地方生存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总伴随着落后腐朽上层阶层的拼死反抗或者涅磐重生。法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倒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是前者,德国的1806年改革和俾斯麦统一德国是后者

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必须进步,藏人作为中国人、作为汉人的兄弟民族也必须很我们一起在苦难中前行,历史上的事情没有谁对不起谁的问题

达赖喇嘛目前所代表的小集团,不定位于融入中国的发展之中,就不必回来了,佛教徒反攻佛教发源地吧
kein Staat, kein Vaterland, keine Nation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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