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风骨和剑气何在？

五湖散人

江迅（香港）

　　被香港《亚洲周刊》称为“国学超女”的于丹曾经对笔者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少的不是学问，而是一种正气，少了一种风骨和剑气。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这些东西是我看不上的”。

　　前一阵，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一份“重大出版违规书”书单：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胡发云的《如嫣@sars.come》、袁鹰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等，总共11本。尽管总署否认有“禁书”一说，但对出版这些“违规书”的出版社采取了多种严惩措施：责令它们三个月整顿，调整领导班子，2007年全年拥有的书号数扣除20％，对责任人作出经济扣罚。

作家集体缺席

　　如此严惩，不就是“禁书”吗？面对禁书，多位涉及的作家拍案而起，章诒和发出“声明”和“对‘声明’的再说明”，袁鹰投书总署讨说法，终于引发境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令人不理解的是，看不到有多少体制内作家抗争呼吁，或者联名投书。除了沙叶新、邵燕祥等几位作协会员之外，众多作家都在哪儿呢？集体缺席，作家的风骨都不见了。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新华社发出报道，描述2006年中国文学创作成就，强调作协在过去的一年“维护了作家权益”。“禁书”已经酿成中国文坛年末年初重大事件，人们却见不到作协出面“维护作家权益”。即使作协认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为没错，也应该站出来表明支持总署的决定。

　　日前上中国作家协会网站，看到新春期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一个月时间里看望了多位老作家，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官员也看望了一百多位老作家。笔者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有没有去看望83岁的中国作协名誉委员袁鹰，有没有谈起袁鹰书被禁的事。笔者2月初在北京去袁鹰寓所，至少这之前中国作协的官员没有登门慰问，就连宣布禁书书单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都特地登门，向袁鹰道歉，表示这些出版违规书的责任是出版社而不在作者身上，那么，牵涉到作家权益的重大事件，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就更不应该缺席。

　　回顾过去的一年，年中在一场被《南都周刊》命名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争论事件中，当代中国文学成了思想界的众矢之的。当代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乃至良知，是这场争论提出的最为醒目的观点。现居杭州的独立撰稿人傅国涌，多年来关注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他称：“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近来致力民间思想的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丁东发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

思想界炮轰文学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近来关注思想文化评论，她说：“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工真有名嘴之称，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这一事件迅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一些文学界人士纷纷回应思想界的炮轰。
几个月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作家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发表看法。在谈到近来出版的一些热门作品时，顾彬的评价出乎意料的差。他认为，在中国热销的《狼图腾》对德国人而言，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垃圾。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诗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有一些了不起的诗人。

　　重庆一家传媒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题报道，迅速被各地转载，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当代文学垃圾”和“汉学家”两个关键词，居然能找到二十多万个网页，影响之广可见一斑。一家周刊甚至以“汉学家集体批判中国作家”作为封面话题，由此又引发一场大讨论。事后，顾彬表示，重庆的那家报纸歪曲了他的谈话。他肯定说过棉棉等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但对中国当代整体没有这样评论过。

　笔者认为，这场大争论值得文坛深思。顾彬有这样的发问：“中国文学的声音在哪里？”顾彬有这样一段话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他说：“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的文学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因素问题。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年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也可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意识很有问题，视野非常狭窄。中国作家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因此，从当代文学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文坛上还没有什么自己的声音。”

话说得尖锐，捅到了要害。

尽管顾彬否认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他指出的问题应该引起中国作家深思。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期，总该有一批作家和作品能代表当代的声音，而中国当代文学有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过一批文学巨匠，他们让一代中国人引以为荣，他们死的时候，有资格盖上“民族魂”的旗帜。

还有“民族魂”吗？

1月5日，笔者在上海听了北京作家陆天明在上海作协举办的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他说：“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垃圾，却面临着危机。”他认为，近三十年来，没有能够代表民族和时代声音的作品出现，当下的文学现状不容乐观，作家亟待二次回归。

　　陆天明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学“总体走了一个突然跳水的状态”。究其原因，在于进入新时期后，作家在寻找自我回归的过程中矫枉过正，“这个自我只是他自己”。他认为，作家的创作是个体劳动而非个体事业，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更须有现实担当。如果作家只注重追求形式，忽略时代精神和生活现实，必然也会被现实忽略。“如果整个文学都游离在国家生活之外，那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衰退。”为此，他提议作家文人要自问：“你现在找到的自我，是什么样的自我？”

陆天明说起赵丽华的“梨花诗”，他当众朗诵了一段，说：“白话诗白到不如我今天讲的话，还能拿稿费，老百姓心里怎么能平衡？有作家玩弄文学到这一步，还能指望大家给作家发工资吗？”陆天明提到沈阳作家洪峰拿不到工资上街挂牌乞讨事件，令他意外的是，社会主要舆论并不同情作家。他认为，这表明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作家头上的光环没有了，有没有作家，百姓日子照样过。作家当务之急，是要承认这种危机的存在，再寻求解决办法。“当你的心真正跟人民贴在一起，你的笔就会不一样”。因此中国作家应重拾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精神，加强创作与现实、民族的联系，使“小我向大我回归”。

无独有偶。这之前一周，曾以《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也在上海有过一场演讲，讲题是民间文学，但讲的却是当代文学创作的种种现象。他一再提到当下文学创作因为市场因素而出现的“工具化状态”。他说：“今天的作家，可能自己对文学都缺乏立场。为什么民间文学的那些讲述者只是小人物，却可以把故事讲得那么有感染力，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相信那些故事。作品的感染力一方面来自作品，一方面来自讲述者本身的精神力量。但今天的文学渐渐没有了这种自信。”

当今天的文学没有了作家的精神力量，当“记录”取代了“创造”，当“虚拟”取代了“虚构”，当“杂闻”比“小说”更有生命力，当生活超出了文学想象，中国作家应该强化一些风骨和剑气，或与现实短兵相接，哪怕是以曲折含蓄的方式关注现实。

·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