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的前途》原序：为一丝希望写文章

paradoxfishbear

[经典重温]（1985.05.30）《中国的前途》原序：为一丝希望写文章                                          七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想着些什么，无法入睡，索性从床上起来，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笔，一口气在稿纸上写下了二十个关于中国前途的题目。此后我每晚花三个至五个小时书写。原本打算在五个月内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结果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我断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它文章补上）。每次断稿，老编都登启事，说我事忙。这是例行的客套话——其实断稿是因为我日赶夜赶也赶不起。平均每六小时写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写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从学术文章的角度看，却快得惊人！虽然我这些文章算不上是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因为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前途，马虎是不能的。所以除写作的时间外，七个月来我听不知音，食不知味。虽然如此，我仍觉得时间不够。但二十篇文章总算是发表了。最近几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些文章翻阅了好几次，感到很满意。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一个题目能比中国的制度改革更重要。关于今天中国的题材，我可以天天写，写之不尽。二十多年来我从事的研究，都是毫无例外地关于经济体制运作的各种含意。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对我所学可算是正中下怀。我想，一个专于产权及合约理论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改革，要写文章的理由总要多过王勃到了滕王阁！大约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诉我，在目前研究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转变得太快了。尤德年青时曾在燕京大学念经济，人既聪明，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入，他的观点是不能被轻视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却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就困难了。我又想，中国在转变，我们在香港的如看走马灯，花多眼乱，今天所见的，明天可能变了，若作者举棋不定，拿不准重心，今天写来头头是道的文章，明天的读者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将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对这个难题，我选取了的解决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论上，我找出几个重点，半步不变地反复运用，将任何事实的演变以同一理论基础来衡量。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家职工到合同工，从外汇管制到价格管制，从等级特权到贪污，从外资到香港的影响力，都以同一理论作分析。因为这个缘故，读者可能觉得这些文章有不少重复的地方。在写作过程中，原定的二十个题目改了三个。我多写了两篇关于一国二币及外汇管制，多写了一篇关于贪污与官商；三篇比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它的都照原定计划。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飞要更勇敢一点⟫（评论佛山市长于飞发行股票，持股的人没有投票权，不能作决策，股权也不能转让，是美中的大不足）；⟪第一的代价⟫（批评中国的执政者欢喜楼要高、路要大、车要怪、科技要新、体育要第一，而不计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谈主义⟫（其中一部分内容放进⟪迷途已远……⟫一文内）。当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发表了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对中国前途「审慎乐观」的观点，很多读者反对。事实上，差不多每次我指出较为乐观的一面，都有人反对。我想，读者要不是希望我继续写，他们可能已破口大骂了！共产的经验就是那样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产」会有好转的机会。但我不为所动，照原定计划一篇篇地写下去。我这个坚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论推理不变，结论就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在逻辑上我不能容许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从悲观或乐观两方面看。在中国前途的问题上，假若我凡事都强调悲观的那一面，作为中国人，文章就不容易写出来。说实话，我怎会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国，说不通或弄得一塌糊涂的事还是很多的？要谩骂共产政制，何难之有？远的不谈，单是邓小平认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骂上半天。一位朋友几天前从上海回港，断言中国没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两个月前访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个在台湾长大的朋友，听到国内几年来有良好的转变，在半年前就回到长沙老家看看，出来后经香港，在电话上述长沙的情况，泣不成声，哭得很凄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悲观的角度看，万事皆休！但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看。中国人民本身显然是抱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来，种种明显的改进是不能抹杀的。我认为这些改进，不是多年来将人民弄得死去活来，然后稍为放宽一点的效果。我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主要执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诚意，因为在事实的发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认为这些执政者过于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见，对经济体制的运作缺乏认识。我也认为干部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既得权力；在半开放、半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就变成官商。中国会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机会很大。在这个「只争朝夕」的时刻，要写一些有建设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对开放拍手，见到走向歪路，就站起来大声疾呼。不乐观，从何建设？当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议的会被接受，也绝不相信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可以改进社会。中国将来的演变怎样，与我的文章无关。我既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一点关心却是有的。我明白经济体制的运作，受过分析的训练，有能力作解释。面对中国的制度改革，机会难逢，不厌其烦地解释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国的执政者要选走哪一条路是他们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的能增加他们的讯息，他们的选择范围是会扩大的。几个月前，在一次⟪明报月刊⟫举办的座谈会中，我坦言对中国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乐观。在结论中，我指出虽然不能说是形势大好，但二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时间的巨轮能向后转——假若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个年代，然后向前看，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中国的形势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二00一年后记上海从乌云一片到一片繁荣只用了六年时间（大约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而今年（二00一）九月我有机会到长沙一行，发觉那里的市容比我在此文内提到朋友所说的好上不知多少倍，把我吓了一跳。昔日当地人说长沙是不毛之地，今天却说是鱼米之乡。何前恭而后倨也！长沙的岳麓书院请我以书法题字。前贤的名家书法满挂墙上，我有点心怯，但见到中国的希望如斯，就没有顾忌地写下自己于今年四月在大连所作的一副对联：学问有如天上月文章彷佛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