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娼盛?当代中国地下“性服务”花样大全 社会写真

繁荣娼盛?当代中国地下“性服务”花样大全 社会写真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多数行业都在“捱日子”,谁熬得到柳暗花明,就是胜利者。只有“性产业”照样一枝独秀,照样需要大量的“新血”。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源源不绝的商品来源,无法不如此“繁荣*盛”。

  有人分析,大规模的“北妹南下”,是一股强大的产业大军,把泰国的性市潮给予巨大的冲击,为我国赚取了大量外汇。过境捞钱的中国小姐已经从东南亚走向世界,她们是当今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由于这样巨大的群体,这样的巨大的流动资金,这个产业在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一种是夜总会。  
 
最有名的夜总会,是北京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和王府饭店“跪式服务” 的夜总会。去年有一个连续在北京繁华地区抢劫银行的团伙,惊动中央,责令北京公安局限期破案。几天后北京公安局一点线索都没有,不得不请出来退休的老侦察们献计献策。他们在“诸葛亮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些亡命徒,有了几百万的横财之后,会如何一掷千金?最可能的是去“天上人间”过把瘾!

  为什麽?一来,这“天上人间”的小姐素质高,仅仅坐台一个小时就收你三、五百,如果包房最抠门的不出几千人民币休想离开这里。在这里消闲是北京一种身份的象征;二来,“天上人间”挥霍的多为港澳、台湾财主,或中国各地的超级富豪,这里也是他们洽谈、联络的地点。和军方的王府饭店一样,北京扫黄是不会来这里的。

  于是公安人员就埋伏在“天上人间”的门口,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劫匪偷盗的汽车,结果跟劫匪驳火,并顺蔓摸瓜抓住了其他劫匪……。从这个角度来看,“ 天上人间”除了能赚钱以外,还能协助破案。这样的好去处当然不能取缔。

  北京各个饭店里开设的夜总会、歌舞厅,都是差不多的规格,可是没有外省的那么豪华巨大。最近,深圳原属军队的“三九大酒店”,由于入住率太低,请来高人指点,决定把原来在地下室的“月光夜总会”扩建到一、二、三层,更名为“太空月光城”;还请了专业人士设计得与众不同,开幕式那天,深圳的名流、高官、巨贾都来道贺。

  那的确是一次开风气之先,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富豪”之类,就成了恶俗的老土了。这里找来的总设计师,是深圳著名的刘庆十先生。墙上的壁画,有米盖朗基罗的壁画复制品,有米罗或保尔克利的图案,甚至巨幅达利的画幅。有的区域是罗可克式的西欧古典豪华风格,有的区域是金属结构的现代风格,极尽古今中外富丽堂皇之能事。我以一个美术评论家的苛刻眼光来看,至少在我见过世界各地的夜总会,没有一家这么夸张,这么大的手笔。当你穿过光怪陆离的水晶走廊,众多装扮奢华的艳美少女和你擦肩而过……,你会怀疑:这是在中国吗?在红地毯走廊的尽头竖立着一块镀金的金属牌板,上面镌刻着这样大红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公安局通告:在娱乐场所不得……”   这时,你才觉得这的确是在中国,又如此有特色。后来才知道这是夜总会必须张贴的告示,没承想他们如此超庄重设计的金属牌板,和五颜六色的衣裙光影相互晖映,是一道极为别致荒诞的一景,简直是中国特色后现代的红色幽默。  

第二种是酒吧或咖啡店。

这里赚钱主要*吧女,她们总可以设法劝酒或者和客人玩猜拳、支色子,总之,卖出更多的酒,同时收取小费。这里的小姐比较安全,她们坐在柜台后面。也有以客人身份来钩鱼的小姐,不穿公司的制服,属于自由职业者,入行后很快学会一套专业知识,很清楚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很专业地让客人喝酒掏钱。

  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在不断扩展,已经不止两条、三条了。每日每夜的不夜天,比当年的厂甸或隆福寺要热闹得多,在经济利益的“最高原则”下,周边的居民投诉,如泥牛入海。

  一个北京搞设计的朋友,和我一起坐在深圳“金色时代”酒吧的高脚凳上,等一位朋友。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位吧女,就和我的朋友喝下了一打啤酒,其间还索要小费三四次。等我们走的时候,那位平时很节俭的朋友光小费就给了她四百元。他却并不沮丧,还挺高兴,看我诧异的样子,他解释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看到这一幕让我觉得,时代真变了。

第三种是桑那浴和按摩。

  分健康按摩、有特殊服务的按摩、完全没有按摩的黄色服务。三令五申“禁止异性按摩”的规定,早就沦为一纸空文。健康按摩中也有“盲人按摩”和同性按摩。这要看客人的意思,多数客人还是要求异性按摩的,觉得那样才舒服一些,尽管在按摩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殊服务。这些分类十分清楚,说明这个行业在成熟之中。

  各个健康按摩店都想拉到“回头客”,所以也各有高招。有的在服务周到、免费饮品等方面做功夫,也有一些聪明的小姐打一些“擦边球”,又没有收取特殊服务的收费,同时让客人感到享受到了一些“免费小食”,就会记住她们的号码,以便下次再来。这些地方公认为健康场所,的确没有真正“????易”,实际也是一种“准性服务”。

  特殊服务的按摩,客人至少得按两个钟头,才谈特殊服务。这就保证了提供 “服务场地”的老板的基本利益。这必须在“半黄”的场所才有这样的服务。谈论生意,只在小姐和客人之间商量,这样的桑那店一定得有客人自己的单间,否则如何讲价,如何操作。店家可以装聋作哑,这是小姐和客人之间的问题,店家并没有触犯法律,没有“组织卖淫”。

  但这里是不可以真刀真枪进行的。只能用间接服务方式,满足客人。这种服务的代用词是“推油”。意思似乎是以按摩手法,帮你减肥,所以是“推油”。  

 以桑那为名的黄色黑店,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里的小姐根本不知道按摩为何物,进门就直接了当介绍“菜单”,谈价格了。如今还在开张的这类店肯定得有强大的*山,否则一天也维持不了,十二种人就足以叫你立码完蛋。

第四种是KTV。
实际上这是夜总会的普及版,也是在单间里唱卡拉OK,但便宜得多,往往改名为“练歌房”。这里的小姐比夜总会要便宜得多,但长相就很难保证了。如今女孩子的长相就是她的价格的第一标准,固然你也会间或在平价环境发现新来的靓女,但用不了两天,她就会被挖走或包起。从整体来看,这个产业的不同群体,从长相到服装,到风度,真是三六九等,泾渭分明。

第五种是洗头妹。

近年来出现大量的“洗脚屋”和“发廊”,洗脚屋没有发展起来,而发廊生意越做越大,洗头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短暂享受,男女老少咸益。这里虽然没有“黄色服务”,但花十元钱,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给自己洗头、按摩,这实在太便宜了,的确是工薪阶层可以享受的“准性服务”。很快这些发廊又设置了“松骨”的业务,和桑那浴的按摩差不多,只是没有那么专业,同时不必洗澡换衣服,就穿自己的衣服,往那里一躺就行了。实际松骨就是全身按摩,在普通发廊一般没有单间,也没有黄色或特殊服务。这种“准性服务”的历史我不太清楚,当我看到权延赤编写的《红墙内外》,才知道至少在建国以后,开此风气之先的还是 。

当年中国只有凭特权才能得到的特别服务,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性产业迅猛发展中,无人预料的周边衍生物。因为发廊出自性产业,现在也有一些发廊依然是“黄业”,但商业的利润原则使发廊瞄准了工薪阶层并不饱满的阮囊——咱们就看准你可以消受的这一点服务,赚你的一点小钱。在中国洗头已经形成了气候,培养了大量的洗头爱好者。这绝对又是一道亮丽的中国特色

  第六种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街头妹

在一些城市被称为阻街女郎,在一些地段也被叫做电影妹,她们都是以陪客人看电影为名。因为她们有碍观赡,只要是该市有重要会议或逢年过节,公安机关就出动大批警车和专门抓她们,囚车和她们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北京她们的集散地主要在王府饭店、长城饭店和昆仑饭店。深圳主要在阳光大酒店、南国电影院。珠海主要在步步高大酒店和粤海大酒店之间。

第七种是很少在新闻媒体曝光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老北京就很有名的八大胡同,也迅速发展起来。和古代不同的是,如今这种青楼反而成为最低的档次, “高级”的女孩子都去其他场所了。

  “青楼”也往往是在城乡交界所谓“三不管”地区,往往会出现大批集中的小团伙,都是以同乡划分团伙,例如东北妹、四川妹、湖南妹等。她们一般是被早期到大城市来掘金的先行同乡找来的,当中有“本事”、有头脑的,赚了一些钱,取得了一些经验以后,就回乡招兵买马,或者到公安局看守所去赎被抓的同乡小姐,自己升格为“大姐大”,她们手上如果有了几棵摇钱树,就迅速“发” 了起来,在家乡盖房开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严打的对象,可以判处死刑的,可是挡不着她们前赴后继,因为在当前经济萧条情况下哪有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也有不少吃软饭的小白脸,或原来自己是嫖客又有一些黑白两道的路子,就慢慢当上了“鸡头”的。

 新时代的八大胡同和民国时期可大不相同。

 记得老舍先生三、四十年代描写北京底层的人力车夫,去见的那些窑姐,都是徐娘半老,还相当可怕,脸上涂着厚厚的粉,抹着血盆大口;要不是生理需要憋得半疯,这种可怕的形象看来真是“活见鬼”;即使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也是身心病残,如同“月牙儿”里的小福子一样,整个一片凄惨。

 在一位行家的陪同下,我去看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八大胡同区的情况。的确今非昔比。

  首先小姐们是年龄越来越小,连一些老“玩主”都忍不住得问问她们到底有多大,别不意中犯了大罪。这里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是大姐大了。一群群的南方的小女孩,看起来才十三、四岁,个个信誓旦旦说都过了十八岁,都有身份证可查,象是一群来做游戏的女孩子,没有一丝悲哀的模样,也不是老舍笔下的那种令人厌恶的“面口袋”一类老鸡,那样潦倒和无耻。至少今天这一代在街上拉生意的时候,看不出来倍受摧残的样子。她们精神状态很正常,都穿着相当整齐、干净,甚至以国内的标准来看还很“新潮”,头发都梳得很整齐,面色也相当健康。

  大部分街头妹基本是晚饭后才出街,一站就是一夜。她们的脸色就难看得多,其中一些“自由职业者”,染上毒瘾,人称“白粉妹”,和吊死鬼的面色差不多。

  而八大胡同的小姐很少有“白粉妹”,她们没有条件吸毒,钱不在自己手中,而且大姐大或“鸡头”并不想自己旗下的小姐染上毒瘾,这对双方都不利。同时这里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因此睡眠比较正常。

  再者,这里小姐的密度同样惊人,南方村落的小胡同只有一米宽,到交*路口才有一个小空间。三五成群的小姐,等你一走进她们的辖区,就七扯八拽缠着你不让走。好容易你摆脱了这一群,就立刻被下一群包围。等她们弄清楚原来是找“老朋友”来的(这是那个行家朋友教的脱身之计),才放你走。以这个行业来说,她们都相当礼貌、“热情”,也不紧张和尴尬,很从容自然,主动和你聊天,希望博得你的好感。这里她们最常问的是:“去不去?”可能原来是问:“ 您去不去玩?”现在就简化为这三个字,意思不言自明,这三个字在两广地区似乎成了此行的切口。这里的定价是一次100元人民币,如果到工厂区那边的工厂妹只要50元人民币。

  按潘教授的调查,内地还要廉价,按《法制与生活》杂志的报道,最低到五元。不过这都是在农村了。   
  
  八大胡同的小姐的行规是不“出街”,因为大姐大和鸡头不放心,怕小姐被别人骗走,他们直接就说:我是几千元赎回来的,或“带出来”的,走了岂不是鸡飞蛋打?这样的先例很多。这里的小姐就是他们的“生财工具”,只有他们非常熟悉的老客才能带走,那至少要加倍了。

  小姐们被剥削,*“卖身”来还钱;也有被骗来的,抵死不肯,实在“劝说” 不行的,也会让她回去,只要定出还钱的办法;也经常有人被老板打骂,但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为干这一行的都知道在共同做非法的生意,而且大姐大和鸡头担着可能杀头的罪名,所以这是一种雇主和女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状况。他们之间当然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个行业在成熟中,人们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拼命,都相当理智。

  例如,如果一个客人要向老板替一位他看中的小姐“赎身”,大家谈条件相当商业化,不象电影或小说中的那样开出天价,也不象当年李甲赎杜十娘那么费劲,老板在赚取“合理利润”后,大多会放人。这和他们的微妙社会处境有关,他们谁都不能得罪过分。如今大姐大鸡头和小姐的关系,多数比旧社会好得多,甚至有些团伙象一家人一样。

  当警察来查抄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对外”的,小姐们迅速一哄而散,和当年游击战士一样,她们水银泄地似的消失在八大胡同错综复杂的细密小巷中,消失在人民群众的大海中,很少有人愿意被“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她们被抓到公安局会被打得更狠,如果没有人来赎,她们就真的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广东大多看守所和收容站都要劳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否则不准休息、睡觉。从那里被赎出来的小姐说,能睡四个小时就算不错了,还动辄就得挨打,虽然主要是“仓霸”来打(南方把监号叫“监仓”),都是警察唆使的。犯人的劳动也成了公安狱所的福利来源。

  和那里一比,八大胡同简直成了世外桃源。听了从局子里赎出来的老乡“现身说法”,她们对警察的敏感与警觉真如惊弓之鸟。警察的身影在几十米以外她们立刻就能发现,一闪身就不见了。当地老乡和她们沆瀣一气,因为她们提供着房租。

  她们绝大多数都有相同的心理历程,一开始都想尽快赚一笔钱就洗手不干了,但在鸡头的蒙骗下、在警察的围捕下,她们几起几落还是存不下来钱。许多人干了许久,还了旧债,又欠新债。最好的也就是被别人包起来,成为二奶、三奶,最差的是,就是摆脱老板,自己出去闯。又闯不出局面,只好走上街头,再染上了毒瘾,变成白粉妹、摇头妹,那是最为悲惨。大姐大就用她们的下场来“教育” 旗下的小姐,在八大胡同“安心工作”。

  八大胡同绝对是特色一景,如果你要去见识,得穿布料结实的服装,否则她们过分的热情会扯碎你的衣服。这个产业由于时间推移越来越成熟了,产品的销售也变得现代化了,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的需要发展成不同种类的娱乐场所,每个场所又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价格,从早期“见客人就黑”的抢钱方式,改变成按货论价、按时论价。

  ⊙嫖客   今日“小福子”们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做了分析,我觉得这有待于更多科班的学者作更细致的研究。

  有几个特点是和过去不一样的:一是她们把感情和生意分得很清楚,往往养着自己的男朋友并不觉得有道德上的问题;二是她们的台词似乎都规范化了,例如都起一个南方女孩的名字,什么“阿鹃”、“阿苹”等等。问她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她们都会给你讲一个千篇一律的悲惨故事,说完这些标准台词后,她们大多决不想和你聊天浪费宝贵时间,赶紧办完生意,继续找新的生意。

  潘绥铭教授的书中认为在欢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存在空间,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这里面客人和小姐、鸡头和小姐、大姐大和客人,都发生过和继续发生着各种复杂的情感故事。这的确需要左拉那样的文学大师写一本《娜娜》那样的书,才能描绘出这里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

  如今客人的结构也在变化中,他们的需求随着市场的成熟也变得成熟了。刚一开始多数客人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后来加入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今,以经济条件来看,从富豪到打工仔都是准顾客;以文化来分,从大学教授到农民文盲都有人光顾这个市场,所以市场也在为不同的客人准备不同的菜式。

  在北京市的警方扫黄档案中随机抽出一份12位嫖客的资料,12人中,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只有21岁,80%是35至45岁;12人只有21岁的周某未婚,其余11人都已婚;在职业分类中发现,有企业的领导、工人、销售人员、司机和机关干部。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嫖客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占68.5%,如果再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54.5%,企业干部占20.1%,国家干部占11%,外国人占11%,供销采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19%。

  一开始多数客人出于好奇、尝鲜,有的人居然动了感情,以为可以象美国电影那样,把乌鸦变成凰凤,甚至希望“卖油郎独占花魁”,为对方赎身后白头到老。很快,客人和小姐都明白了各自的处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的经济的力量,把自己在这个市场的消费列入预算。

第八种,爱人同志

王小波、李银河对中国同性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社会科学著作和电影剧本,但对于这方面商业情况接触不多。近年来,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转变,也出现他们活动的空间,很快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买卖市场,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也出现了所谓“鸭店”或“同志酒廊”。店里的陪酒少爷有的只接女客,有的只接男客,只有少数男女通吃。“同志酒廊”是只有同性恋者才会来这些地方。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男性同性恋是严重的罪行,在监狱里也是被其它犯人歧视或毒打的*民。今天居然可以开设这样的公开酒吧,可能是社会进步了吧。

  今年5月5日,在成都开办“红蝙蝠”茶屋为男同性恋者提拱性服务的黄某被取保候审。此案着实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难题。绵阳三台县的黄某去年6月在成都市租房开办“红蝙蝠”茶屋,初期仅为同性恋者聚会场所;7月黄先后招聘绵阳、简阳、双流等地的九名男青年充作“小弟”,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黄先后从中获利6万余元。去年11月26深夜,公安机关突击检查该屋,现场抓获正在进行交易的男同性恋者数对,黄某和另一个王某被刑事拘留,接着两人被金牛区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但以什么罪名起诉他们,使得检察机关很费踌躇,在适用的法律款方面分歧很大,其症结在于:同性之间的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因为中国现行的“刑法”中的“卖淫”是指谓异性之间的。最终,金牛区检察院本着“不枉不纵”的司法原则,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也解除了黄某“取保候审”,放他们回家了。这无疑对同性恋者是个好消息,这个新闻在中国许多主要媒介都转载了。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