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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太监问题的时候，首先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讲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视，所以才有夏侯淳拔矢吞睛的传说。而在太监问题上，对这两点都是极大的背离。在个人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以理解，有人选择做太监或出于无奈或出于生存需要，皇帝为了后宫清净自是倾向于使用太监，大臣在专制权威之下也不敢出声。然则在整个文化层面上，对这样一件违反人性的事务，却罕见反对的声音，这一点我始终想不清楚。
　　 惟一略能搭边的一个可能性解释，就是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漠视。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套结构是依托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编织而成。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伏尔泰等启蒙时期的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立国的。贞节的本质意义是维系这种结构的一个纽带。对于贞节的破坏，即是对帝国运行结构的破坏，这是处于社会统治层面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子不能容忍的。太监的出现便成为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太监本人而言，这是对其生命意义的漠视。就人的动物层面而言，延续后代是其本能。就人的社会层面而言，想想太史公自序里面的话语，就能明白阉割对人性的摧残。不能说传统中国不尊重生命，但在社会国家面前，个人的意义就可以被冠冕堂皇的牺牲掉。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缺失。
　　 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被称为一个重新发现“人”、解放“人”的时代。一句题外话，重新什么意思？就是曾就有过，期间中断了，现在重来。换而言之，在欧洲，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是有文化传统的。无论是把这一时期那些巨匠称之为“人文主义者”还是称为“人本主义者”，其蕴含的基本意象就是指向“人”，一个大大的“人”。从这个目的出发，文艺复兴的大师们致力于解放“人”，教育“人”（这一努力决不可忽视）。无论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但丁、彼特拉克还是生活在1505年的米开朗琪罗、伊拉斯谟或者莫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人的解放、人的教育则是开启近代社会大门的真正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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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唐寅迎娶沈九娘
　　 寅即是虎，伯虎即是白虎。这并不是一个好名字，古人常用“白虎星”辱骂所谓“克夫”的弱女子。不但取名为虎，还刻意的取白虎为字，可谓唐寅倔强叛逆性格的见证。他的一生果然很不幸。曾经有个影视人物，名唤华英雄，一段“我命中注定天煞孤星，一生飘零。。。”之类的自语曾经迷倒过多少影迷。人们总是喜欢品叹别人的悲剧，犹如拿着望远镜观看雪山崩塌。历史，就如那雪山，能够看到，却离得很远。
　　 唐伯虎就是像那座雪山一样的人，所以他得到了后人无数的叹息和同情。但后人的关心并不能带给他活着时候的温暖，能带给他温暖的是沈九娘。在1505年的时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迎来了唐伯虎人生最为幸福的十年时光。每当我这样写一个古人的时候，心里总有些不忍。在唐伯虎的眼里中，早年的阴霾被一挥而去，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幸福。但在我眼里，想到的却是这些只有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因此，我们何妨放下自己的先知身份，和这苦命的人一起体验他宝贵的幸福呢。
　　 沈九娘是青楼的官妓，唐伯虎是被视为科举作弊的举子。青楼女子的社会境遇自不待言，一个被视为科举作弊而下过狱的举子社会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唐伯虎曾在信中写道：“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为了莫须有的罪名，唐伯虎被断绝仕进之路，并且搭上了声名。（参见注一）为此，他在异乡飘荡多年，心中寂苦郁积，便付之于诗，付之于画。唐伯虎迎娶沈九娘之后，夫唱妇随，诗画为生，生活变得恬淡幸福。他这一时期的诗充满了这种江南富足人家的闲情逸致，是为《江南四季歌》：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市争尝新。吴山穿绕横塘过，虎邱灵岩复元墓。提壶挈盒归去来，南湖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桂花千树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安排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销金帐掩梅梢月，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铺。寸韭饼，千金果，鳌群鹅掌山羊脯。侍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兰欲罢舞。黑貂裘，红氆氇，不知蓑笠渔翁苦？
　　
　　 对比当年唐解元意气风发之时的《上吴天官书》，文风可谓判若两人：
　　
　　 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列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
　　　　一边是马革裹尸的燕赵悲歌之士，一边是浅饮低酌的江南风雅文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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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本不该有真假之问。其实质应该是传统士人的心灵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士人的大志。然则，这要建立在科举一途上。当科举之路一断，则宛若去势一般，顿时少了雄风，昔日马革裹尸的壮怀激烈化为乌有，或做疯癫状、或作不屑状、或为呢喃之语。这不是在拷问唐伯虎，而是对传统士人的一种质疑。
　　 每当报国无门，便有怀才不遇之感，整个的人生便与国家挂在一起。从本质上讲，这与收容太监的文化是一致。多了统一性，多了整体性，而少了个人。
　　 唐伯虎虽有叛逆不羁之名，然依然不能脱俗。试看前面引用的桃花庵一诗，这首诗作于1507年，时桃花庵筑成：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首诗有让人醉的感觉，仿佛粪土当年万户侯，看穿了人间的富贵，嘲笑他人看不穿。但其实究竟是谁看不穿呢，念念不忘看穿的人，往往并没有看穿。真正的境界应该犹如那位先哲，“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语中无富贵，心中才能无富贵。
　　
　　 再看其绝笔之作，依然弥漫的是这种情绪：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伯虎绝笔》)
　　
　　 更不要说他的贫士诗系列，试看这首：
　　
　　 贫士灯无继晷油，常明欲把月轮收。九重忽诏谈经济，御彻金莲拥夜游。 (《贫士吟之二》)
　　
　　 前文已说，这里绝不是苛求唐伯虎，而是想探究传统士人的心态，以及其背后的那个文化。
　　 在这个文化之下，家国始终绑架了个人，为它喜，为它忧。因它壮怀激烈，因它愤世嫉俗，因它落寞终生。
　　 这种文化苦苦的折磨这士人，之于这一时期终于产生了突破，那就是王阳明先生的伟大贡献。其伟大之于今日，依然可以为知识分子精神的依托。
　　 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则是走了另一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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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5年的欧洲，则是另外的一副景象。文人正在谋求社会地位的崛起。他们为君主工作，甚至受君主的责骂，但其自我价值已经确立。他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上帝而服务，其次便是追求自我的价值。这种个人精神的独立，其意义是重大的。
　　
　　 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把每个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一个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在他活着的这一辈子里面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就意味着肯定人在尘世间的幸福。人生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
　　
　　 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社会越是尊重个人价值，其思想就越活跃，这个社会也就越有活力，越能促进发展。当个人价值不被仅仅绑架于家国事功的时候，它就有更多的途径去自我实现，从而展现于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各个领域。以此，这便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也是近代社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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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吕纪之死与工笔画的衰落
　　　　吕纪 (1477一1505年) ，字廷振，号乐愚，一作乐渔，浙江宁波人。擅长花鸟、人物、山水，尤以工笔花鸟画著称于世。其花鸟画初师从明工笔画大家边景昭，后又学林良，并广泛师法唐宋诸家，而自成一体。除工笔重彩外，也擅长水墨写意。其花鸟画常画凤凰、鹤、孔雀、鸳鸯之类，描绘精工，色彩富丽，法度谨严。画花树则古艳夺目，工笔勾勒与水墨写意具佳，笔墨流动，发展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成为工笔画一代宗师。其山水宗法马远、夏圭，粗笔挥洒，随意点染，简练奔放，苍劲有力，富有气势和动感。传世之作有《桂菊山禽图》、《雪梅斑鸠图》、《残荷鹰鹭图》、《鹰鹊图》等传世。
　　 吕纪以画名被征召入宫，每逢“承制作画”，总是“立意进规”， 颇得皇帝喜爱。孝宗尝称道之： “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以此，吕纪被赐值仁智殿，授锦衣卫指挥使。以宫廷画师任绵衣卫的官职是明朝独有的作法。这似乎不太好理解，在明史职官志中曾经解释锦衣卫的职分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威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然则让画师充当锦衣卫似乎真的有点不伦不类。当时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很不满这种现象，上疏道：“祖宗设武阶以待军功，非有临战斩获者不得轻授。今传奉指挥张玘辈，特画工耳，岁有俸，月有廪，亦既可偿其劳，或优宠之，赏以金帛，荣以冠带足矣。今竟概铨武秩，悉注锦衣，准其袭替，则介胄之士，冲冒矢石，着绩边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幸门一开，恐不足为天下劝。”清朝的胡敬也批道:“明多假以锦衣卫衔，以绘技画工概授武职，经准袭替，其失也滥。”但皇帝也有自己的考虑，要是通过正常途径给这些画师授官，那更是麻烦，少不得和大臣们争辩不休。而锦衣卫则“方恩荫寄禄无常员”，这多好，只要方便就行，管它是不是名实相符呢。
　　 明中期是工笔画的复兴期，以吕纪为代表宫廷画家弘扬唐宋工笔花鸟画，树立起工笔画的第二座历史高峰。然而，在1505年吕纪的去世之后，后继乏人，加之朝政衰落等因素的影响，工笔花鸟画自此衰落。接着，董其昌推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南北宗”论褒扬南宗文人画而贬低北宗宫廷院体画，写意画深得推崇意境的文人之心，院体风格的工笔花鸟画更是一蹶不振。这种不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始有复兴的趋向。算算看，竟有440年的时间。
　　 个人对传统绘画所知不多，但总觉得工笔画的衰落是一种遗憾。写意画固然能直抒胸臆，颇得文人之好。然则，窃以为工笔画求真的精神实不可丢。似乎文化传统中一到求真求实便落了俗气，只是有时候太清空了未免就过于虚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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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戴珊逝世　
　　　
　　 戴珊（1437－1505），字廷珍，号松厓，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北）人。珊幼嗜学，天顺八年（1464）进士，，与刘大夏同年。历任御史，陕西副使，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戴珊晚年深得孝宗皇帝信赖。前一年的时候，戴珊考察京官，廉介耿直，秉公办理，让很多贪官庸吏胆战心惊。给事中吴蕣、王盖觉得自己位子可能不保，就先发制人，接连上疏诋毁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言珊纵容妻子和儿子纳贿。戴珊等人闻听之后，上疏请求辞职。当然，绝不是真要辞职，是要皇帝给个说法，明朝的官员最喜欢来这一套。果然，孝宗好言相劝，挽留下来。御史冯允中等上疏：“文升、珊历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词废计典。”于是就将吴蕣、王盖下狱候审。并命马文升、戴珊上报考核情况。戴珊等言：“两人逆计当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挟私也。苟避不黜，则负委任，而使诈谖者得志。”这话说的多到位。孝宗听罢，命呈上两人考核情况，皆罢黜之。不久，刘健等人力言吴王二人问题不大，宜调用，不宜罢黜。孝宗正信赖马文升和戴珊，最终不接受调用的建议。
　　　　孝宗晚年召对大臣，戴珊与刘大夏是造膝宴见最多的。戴珊乞求辞职的事开篇已经讲了。当时，孝宗极力挽留之后，戴珊说了这么一句话：“死是官矣。”没想到一语成谶。孝宗死后，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强撑着视事。结果病发，在1505年末去世。可谓以身殉职，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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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格逝世　　
　　　　
　　章格（1426－1505），字韶凤，号戒庵，常熟人。章格居官近五十年，所到之处以清慎著称。
　　
　　 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刑部郎中。主掌刑曹期间，曾经平反书生王某冤狱。后来，王某飞黄腾达，主管应天府（南京）贡举，非常想回报章格。章格禁止自己的两个儿子勿应试，因此颇受时人尊重。后进海道副使，驻广州。正统十年，琉球商船贸易他国，被风吹至广东香山港，守臣以海盗之名执之，意欲屠戮，章格及时组织，上疏为琉球商人辨奏，发还其物资而遣返。再升为云南按察使，安抚缅甸等周边属国。又升福建布政使。再迁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升大理寺卿。弘治九年（1496）致仕，弘治十八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去世，年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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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岌逝世　　
　　　　
　　 刘岌（？－1505），字凌云，四川涪州（今涪陵）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吏部主事，迁郎中。历任太常卿、礼部尚书兼掌太常寺事。深受宪宗皇帝信赖，加太子少保。弘治二年（1489）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去世。
　　 关于刘岌，并没有太多的事迹可言。只有一个后人笔记里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不妨一看。
　　 说刘岌妻子死后，小妾妒忌成性。婢女给他生了个儿子。小妾大怒，命仆人把小孩抱出去弄死。仆人把小孩扔到城下，回去和小妾索要金钱买棺材。正好刑部一小吏路过城下，听见小孩哭啼，就抱走了。有个叫周帽儿的邻居见到了这件事。仆人回来后，问小孩去哪了,周帽儿以实相告。仆人回去之后,就对小妾撒谎道:“小孩已死,焚化了。”刘岌自公署下班归来，小妾骗他道:“刚才小婢生了个女儿，死婴，被我扔了。”结果，也许是报应，而后八年，刘岌再没生子。
　　 及刘岌致仕归还涪州，有知情的乡人出使归来，拜访刘岌，问道:“公有儿子吗？”刘岌说:“唉，没有。”乡人道:“公有儿子，现在已七岁，怎么能说没有儿子呢？”刘岌大惊，询问之下，乡人把事情告诉了他。刘岌急切的说:“君要是能令小儿得还，则刘家有后，君之赐也。”
　　 于是就派遣一个仆人携带百金，随从乡人入京赎儿。到京之后，没想到那小吏已经役满回家了。幸亏有人相告：“那个小吏尚居住在崇文门外某条巷中。”于是二人赶紧前往，出金赎儿。小吏的妻子非常疼爱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大哭大闹不愿归还。乡人劝谕再三，才勉强同意。小吏遂与仆人一起，把小孩送至涪州。亲戚朋友听说了这件事，都凑到一起前往迎接。刘岌见到孩子之后，抱持大哭。
　　 有人赋诗道：“八旬老父江边立，七岁孩儿天上来。”谓刘岌衰老之年得子，于乖离绝望之中为天所赐，实为人生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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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珍逝世　　
　　　　
　　 强珍（1430－1505），字廷贵，沧州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泾县知县，颇有政绩。后擢升为御史，正气凛然，敢言无畏，时人多以青天尊称之。
　　 时值汪直用事，汪直年少时喜欢军事。陈钺便劝汪直远征伏当加（满清之先人），立边功以自固。汪直听从建议，用抚宁侯硃永为总兵，并且亲自监军，以伏当加进犯的名义远征辽东，斩首六百余级。班师而还，硃永封保国公，陈钺晋升右都御史，汪直也加了大把薪俸。汪直尝到了用兵的甜头，又用王越的建议，诈称亦思马因犯边。命令硃永同王越西征，汪直为监军。自然，又是抢掠一番而回，王越受封威宁伯，汪直再加俸。这样一搞，周边部族自然不满，奋而发兵，真的打了进来。时伏当加进攻辽东，亦思马因进攻大同，杀掠甚众。可见，当时明朝对于辽东尚能戏耍利用，犹如玩火。谁料这星星之火在百年之后，竟然将大明倾覆，可谓玩火者必自焚。
　　 当时强珍为辽东巡按，于是将陈钺的奸状上告皇帝。当时汪直自衿有大功，刚巡边而还，陈钺跑到郊外五十里迎接，急不可耐的打小报告，汪直大怒，上疏皇帝，称强珍所奏都是诬陷之词。成化帝令锦衣千户萧聚将强珍押解至京。当时，汪直颇受崇信，强珍被判奏事不实，贬往辽东。宣判之时，强珍尤面不改色，慷慨陈词：身遭缧绁，吾何罪之有？刑部官感慨叹道：沧州硬汉，可敬可佩。强珍赴辽之前，预计自己九死一生，先迎其母袁孺人（后封恭人）至通州，若将永诀。其母对其慰勉一番，以壮行色。有明一代，如此深明大义、永垂青史的母亲不在少数，可谓明史之一大亮点。
　　 强珍的冤案引起正直之士的不满，痛恨汪直之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宫中小太监阿丑精于演戏逗乐。一日，于成化帝做酒醉谩骂状。傍边有人积极配合，高喊皇上驾到，阿丑谩骂如故。又喊汪太监到，阿丑做逃避而走状，喊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装成汪直的模样，手持两钺走到成化帝面前。有人问他这是啥意思，阿丑答道：“吾将兵，仗此两钺耳。”又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成化帝听了，虽然一笑了之，然则心里已经有数了。不久之后，汪直被冷落。后借汪直监军宣府之机，将他留在了大同,不许回京。
　　 三年后，汪直被发往南京充军,籍没家产,汪直用事告结束。此时，言官为强珍昭雪，成化帝特命强珍官复原职，致仕。
　　 弘治初，再度出山，起为山东副使，后擢大理少卿，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改南京右通政，不久以奉养老母为由，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去世（一说卒于正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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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图为亨利七世绘像
　　
　　 今天转向欧洲的文人和艺术家们，看一些不一样图景。先从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的人开始，他就是米歇尔西图（michel sittow）。1505年，西图正在英国，为亨利七世绘制一副肖像。（即本人博客中的那副亨利七世像）
　　
　　
　　 1469年，西图出生于汉撒同盟港口城市里夫尔（现爱沙尼亚塔林）。他的父亲是一个金粉艺人。年轻的西图曾在布鲁日深造，虽然没有成名，但得到了勃艮第荷兰的艺术真传。其炉火纯青的绘画技巧，深受雇主喜爱。1492年的时候，他出现于西班牙伊莎贝拉手下，年薪高达五万西班牙金币，是女王手下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后来随着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在1502年的时候西图跟随疯子胡安娜去了荷兰，不久正式成为英俊菲利普的仆人，成为哈布斯堡家族御用画家之一。菲利普死后，他接着侍奉哈布斯堡公主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前文说过，哈布斯堡家族不怕打仗，但更喜欢结婚。在哈布斯堡婚姻大战的过程中，西图是个关键的角色。那时候没有照片，见面又太麻烦，看对方的肖像画便成为首选。因此，哈布斯堡家族一再让西图为自己的王子公主们绘画，也一再派遣西图前去绘制王侯贵族的肖像。这种肖像画的作用是很大的。有一次，西图去丹麦为哈布斯堡家族绘制丹麦王克利斯蒂安的肖像。肖像带回来之后，玛格丽特的侄女伊莎贝拉很不满意未婚夫的仪表，说丹麦王的长胡子很不好看，要求克利斯蒂安立即刮掉长胡子，否则婚事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