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entroger

64的屠杀在凌晨和清晨6点钟，北京时间

qinjinwen

其实德国1台最近每天都放  快12点那挡  我都看了好久了  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如此激动   唯恐中国不乱
不关德国什么事  他们这么大献殷勤?

qiugou

和藏独报道一个目的  手法不同 这个有把柄 好搞

Kaik

我倒不觉得应该只听一方面的声音，尤其是西方这些所谓民主国家，越来越觉得他们虚伪，自己还一身腥就好意思披上张人皮一副道德楷模的样子。他们骨子里根本就没有一心为天下的基因，肚子里都是自己的小九九，要是被他们利用，那才叫可悲！什么发展援助，要是真心援助，怎么又怕别人偷技术？整天重伤中国人，说得好像我们都是间谍似的，上个街想拍个景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关于八九，看过那个记录片，非常讨厌那个柴玲，如果不是她煽动，根本就不会出现后来没法收拾的后果，后来怎么了？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撒丫子比谁都快，还美其名曰保存革命的火种，然后就跑到美国嫁给个美国佬开起了公司，她当年要求别人为之牺牲的民主事业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恬不知耻的人？！她自己不都说了吗，就是要逼政府杀人，就是要别人去流血，但是她个人，要活下去！真是极端鄙视这种人，相比之下，王丹更让人觉得敬佩！就算是滞留美国，也没像柴玲这些口口声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牺牲的所谓英雄们那么迫不及待地加入外国籍！
我觉得政府是应该用一种坦诚的态度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大方的承认了，努力去改正，别人就不会一再利用这个软肋来攻击你，就像德国，承认了纳粹时期的罪行，现在这不又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楷模了吗？可能我的想法太天真，不过我不觉得整天遮遮掩掩是长久之计，不但外界指责你，连国内，那些过激的做法怎么去取信于民呢？现在的中国人又不是文革时那么好忽悠~~

炎阴阁墓节

回楼上，中共现在承认64中的错误，就相当于鼓励那帮人再搞一次天安门逼宫。
64国内避讳如深事实上也是在保护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喊着“中共下台“的知识界在党内老人眼里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颠覆国家政权的”大逆不道“之罪，公开承认大规模暴力冲突相当于将大量知识分子打到了党的敌人的位置，而要分清知识分子中谁拥护党又将是一次大清洗。中共对待64的方式连哄带吓地让知识界安于学术和经济社会以及技术进步而不是让他们去跳根本没弄明白的政治火坑，更是给了知识界时间空间和环境来思考，64为何会酿成惨剧，国家的未来在哪里等等。谁拿着国家政权，谁掌控着军队是铁一样的事实，也是中共的立党之本，绝不会动摇的，能变通的是党的方针路线，人员，政策等等。中共需要融合知识界，党员需要高素质高学历化，并最终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党员，以及日后教育普及化慢慢淡化”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总而言之现在的知识界就是党的小媳妇，64算是新婚燕尔时打了一架，想要过日子这种事两边都默认避而不谈，搬出来就是要吵架的。
我预计当中国的知识界和共产党真正水乳交融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时候，同时双方主要责任人都各归天命，这个历史事件才可能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讨论，而到了那时，共产党早已不是当时的共产党，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可以作为相对普通的历史事件来对待。

STROM

65了。。。五分们明显不够卖力。。。

hettyw

她自己不都说了吗，就是要逼政府杀人，就是要别人去流血，但是她个人，要活下去！真是极端鄙视这种人，相比之下，王丹更让人觉得敬佩！ ...
Kaik 发表于 2009-6-4 23:54

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可以通过他平时对其它事情或人物的评价就看出来，其实并不需要等到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时候。

hettyw

15# 炎阴阁墓节


对一些有理智的人民主，对另某一些人专制，还是必须的。每个人都只能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些僭越只想着名利的会把别人都害了。

insectide

其实德国1台最近每天都放  快12点那挡  我都看了好久了  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如此激动   唯恐中国不乱
不关德国什么事  他们这么大献殷勤?
qinjinwen 发表于 2009-6-4 22:34

只要还有人性，不论哪国人，都会对屠杀学生和民众义愤填膺。

小白

五四：不仅是爱国主义赞歌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http://www.tianjindaily.com.cn/h ... /content_751228.htm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本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
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蓝公武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49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蓝公武在文章中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多数人迷茫了……

　　倒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

　　(本文参考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彭明《五四运动史》、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陈明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焦润明《傅斯年传》、王为松《傅斯年印象》、郑大华《梁漱溟传》以及相关老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