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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narok

陈酿三国（代序）
曾有人言：“新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照例”也有例外，这就是酒。陈酿比之新制，味醇而厚。所谓XO之O，强调old，标榜的就是个“陈”，而不拿“新”作招牌。连带说来，标明“老字号”也是商家的习尚，瑞士银行，日本商社，德国汽车，法国香水，无不如是。连可口可乐一度改变传统配方，想推荐一种新的口味，结果弄到顾客们都跟它急，只得麻溜往回改。可见万事万物，“新”不过其中之一端。前面所引李渔的话，也是极而言之的。
“历史悠久”是中国人的骄傲。但这也遭遇到严重质疑。比如说百岁寿星佬“历史悠久”，同时也就是他饮食起居将每况愈下的意思。“历史悠久”的国有企业，意味着包袱沉重，缺乏活力。其实任何地区的人类，都拥有大体相同的时间轴线，所谓“历史”，不过是民族记忆的长短。国人引以自豪的，除了一大堆文物古董等精美器物，最重要的还是连续不断的典籍记载。这构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但嘉惠后人，而且启示世界。
历史当然不如某位学者曾轻率说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华五千年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它记载的每一桩尝试，每一项成功，每一个挫折，每一次失败，都铭刻着我们祖先的光荣与喜悦，痛苦和屈辱，都昭示着後世子孙去开拓与进取，发展和提高。尤其是当我们跨出了百余年来的低谷，超越近代历史的迷雾，具备重新认识周围世界和自身能力的今天，历史对于我们，更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科学也许能预测未来，但历史却明示着过去。从实证的角度讲，它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紧贴地面，视点只见鼻尖，如果有一定高度，方能开阔视野。历史就是给现实中的人们提供观照所必须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至少具备一些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缘故。而历史剧就是给一般观众提供这些意识的形式之一。尽管见仁见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会有不同，这正是历史魅力之所在，同时也给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一部二十五史，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三国志》。它还是首先搬上戏曲舞台，同时又被说部编演为小说的，明人谈论“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就名列榜首。它是历史，是小说，但是又不仅仅是历史，是小说。经过千百年来的流传，演变，沉积，延伸，扩展，再流传，再演变，再沉积，再延伸，再扩展，已经上升为一种内涵丰富，意味深邃，意蕴无穷的文化了。至今人们犹津津乐道于此，无论茶余饭后的闲聊，还是正襟危坐的讲坛，仍然在品尝回味这壶陈酿。只是时与势移，味道反而愈加醇厚，而各人所得，也愈加不同了。
曹操《短歌行》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为古今酒徒所宗，遂引发了河南伊川酒厂和汝阳酒厂的商标纷争，两家争相拿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曹操的艺员作形象招牌，正应了那句“鹬蚌相争”的老话。
但领略历史文化的陈酿，并非喝酒知味，借以忘今。苏子美以《汉书》下酒者，读至张良博浪椎击秦，惜乎击之不中，满引一大白。又至与刘邦会，慨叹君臣际遇，再举一大白。（见龚明之《中吴纪闻》）读书知味，就别是一番境象。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江表传》：“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交友而知味，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近年来我的兴趣逗留于此，多少与中央电视台的邀约有点关系。88年和95年为策划制作三国方面的节目，曾有机会“行万里路”，两度走访三国时代的遗址和后续文物。89年和97年访问澳洲和台湾，也都以此题作过学术讲演，目前还正在写一部专著。本书所辑，兼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是陆续应报刊之约，拉杂写成的。
性本疏懒，不复“倚马”之才思；薄发浅见，犹以“厚积”为自嘲。读者诸公知我罪我，端赖见仁见智了。

成仙了

这叫一个长啊!!!!!!!!!!!!!偶没兴趣!!!!!!!!!!嘿嘿^_^

Ragnarok

hehe
第一次转这么长的贴子
个人觉得写得相当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喜欢三国的

Ragnarok

《陈酿三国》，作者：胡小伟。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发行，为《闲聊丛书》中的一册。

Ragnarok

前几次聊到了很多有关三国时期的各色各样的话题，象人物呀，军事呀，外交呀，民族呀，科技呀，等等。说起来，这些都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本身，也是个值得一聊的话题。

比如“七步成诗”这样的小故事，就挺有意思。它说的是曹操死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闹了矛盾，曹丕年长，继了位，称了帝，对曹操钟爱的弟弟曹植不放心，借个题目想除掉他，让他在金殿之上，走七步的时间内做成一首诗，否则就要治罪。曹植果然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讽喻他哥哥的这种做法，曹丕这次就没好意思下手。这个故事倒不是虚构出来的，《世说新语》里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诗的文字略有不同。流传下来，人们都知道曹子建是大才子了，其实他那个哥哥也是才子，和他们的父亲曹操一起，被称作“三曹”，和后来宋朝苏洵、苏轼、苏辙“三苏”先后辉映，都是文坛佳话。南朝时代有个大诗人叫谢灵运，性情非常高傲，独独佩服曹植。他说：天下的文才一共一石，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斗。以后人们就用“才高八斗”来形容文才出众的人了，当然，也有拿来滥用以自吹或乱捧的。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的大多是金戈铁马的征战讨伐和勾心斗角的谋略计策，但其中也有不少写到文学艺术活动的，象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的“好为《梁父吟》”，赤壁大战前曹操的“横槊赋诗”，以及蔡邕赞赏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碑文等。这在表现人物性格、情怀方面，都是很有用的点缀。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发现，《三国演义》里这类描写还有不少。

说起来三国时代虽然不长，但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它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正是曹操执掌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可知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在曹魏方面，就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旸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文学史不能“尊刘贬曹”。事实上三曹父子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比如青年人中喜欢抒情诗，抒情散文，抒情歌曲的人很多，遇到奇特的景象，体验到新鲜的情绪，也都想“啊什么什么”的来一下子，是吧？中国古典诗歌里有这个传统，当年李白见到蜀道之险，不也“噫吁唏，危乎高哉”吗？须知唐代毕竟比三国晚了几百年，而且李白素来推崇“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是魏晋文学的时代。

记得有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诗前面的小序里就点明这首诗写作在“汉末建安中”，也是在叙事中充满抒情意味的，还是我国四大叙事诗中的第一首。那是一首乐府民歌形式的长诗了。说起来，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三国时期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是“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这说明三国时代文学艺术有着承上启下的特点。再比如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出现过司马相如、扬雄等辞赋大家，但三国曹植的《洛神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也是辞赋的代表作品，而曹操又提倡简约的文风，言简意赅，朴素实用，扭转了两汉文学风气，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国时代艺术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如书法，三国很多著名人物是书法高手，曹操的书法入于《书品》，不用说了，甚至还有张飞都有传世的书法作品。我祖籍是四川渠县，那里的八濛山曾有一幅“八濛摩崖”，上有“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十七个字，隶书两行。传说就是张飞在这里杀败曹魏大将张郃后乘着酒兴用丈八蛇矛在石壁上刻下的，书法史上称作“恒侯戈书”或“张飞立马铭”。其实，早在南北朝时代梁朝的陶宏景《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据说这也是张飞自书，称为“刀铭”。可见张飞不仅是员猛将，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呢！

这一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比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八分书被视为隶书的最高境界，过去一般认为钟会的父亲钟繇是“真书”的创始者，乾隆皇帝汇刻历代书法珍品的《三希堂法帖》，第一篇就是他写的，被誉为“云鸥游天，群鸿戏海”。真书就是楷书，可以说是为后世汉文字的流传提供了一种规范，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音乐方面也各有特点，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吟就是吟唱了，可见“空城计”写他一曲琴声吓退了司马懿，虽然是虚构，但也出于人们对他音乐才能的深信不疑。周瑜精通音乐是史有明载的，当时甚至出现了一句谚语：“曲有误，周郎顾。”意思是说演奏音乐时，那怕出现了一点点失误，周瑜就会回头看看演奏者，表示出了问题。曹操在这方面更不落人后了，“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说明音乐和诗歌有密切关系。他对音乐迷恋到相当程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他写的诗，全都可以配上音乐演唱出来。

不仅如此，现在人们喜欢读的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三国演义》里有个故事叫“左慈戏曹操”，说明当时方术的盛行。因为感慨人生无常，所以求神求仙的风气很浓，就有方士出来说神道鬼，留在文字上，就是“志怪”小说，传说曹丕也作过《列异传》之类的书。此外，由于那时有品评人物的习气.留下很多以一言一行来表现人物思想、风貌、情怀的的记载，这又叫做“志人”小说。这两类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渊源。

总的说来，三国时代虽然不是文学艺术成就的高峰，例如书法是在东晋王羲之，五、七言诗歌是在盛唐，文言传奇小说在唐宋才陆续达到最高成就的，但是它们都是在三国魏晋这一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酝酿发展起来的。

这是一个改革精神相当突出的历史时期。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灵魂。陈陈相因的内容，司空见惯的形式，是不可能吸引人的。

现在我们处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学艺术也需要极大的繁荣发展，能否从对三国文艺的回顾中得到某种启示呢？

Ragnarok

《三国演义》的故事一向有“七实三虚”的说法，就是说大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少部分则出于艺术虚构。就拿“七擒七纵”来说吧，这是说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捉住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七次释放了他，终于安定了蜀汉的西南后方。这是三国中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曾经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去过的人，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以“诸葛”、“孔明”命名的地名，如“孔明山”，“孔明塔”，“诸葛营”，“祭风台”，“祭锣洞”等等几乎遍布云贵川一带，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一直到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节日礼仪，都能看到诸葛亮的影响。

比如傣家传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澜沧江时，杀了贪婪的汉官，送来谷种教他们打谷舂米，用牛犁地，临走时还把自己的帽子赠给傣人。后来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气，便遵照诸葛亮在这顶帽子的绸带上写下的“想命长，水冲凉；草盖楼，住高房”的嘱咐，按照帽子的形状盖起了竹楼，并且坚持用凉水洗澡。这种傣家的竹楼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诺族关于他们的起源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祖先是诸葛亮南征军队的一部，因为途中贪睡，掉了队，赶上大部队后，诸葛亮军法如山，不再收留他们，但赐给他们茶籽，让他们种茶为生。基诺山就是今天中外闻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们衣服上绣的八卦图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绺头发，中间一绺还是纪念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颇族传说他们的各种制度是诸葛亮制订的，彝族、苗族也都认为诸葛亮传授给他们许多生产技术。很多少数民族戏曲也有大量的三国戏目，尤其是孔明戏，象《三气周瑜》，《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此外，象傣人的热气球灯叫“孔明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时有的要设“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还说火把节也来源于欢迎孔明大军的仪式，泼水节自然和诸葛亮“水冲凉”的嘱咐有关了。正因为诸葛孔明在那里有这样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传教士去佤族传教时，还得编造出“耶稣是孔明的弟弟”之类的故事来，这也是一种“中为洋用”吧！

当然，关于这些习俗的来源，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来就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诗人在写了一首诗感慨：“孟获生擒雍岂平，永昌南下一屯营。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永昌军民府“古迹”条录曹迂《咏诸葛营诗》）一个统治者，征服者，在两千年后还能受到不同民族这样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既然有这么多的遗迹影响，我看未必是空穴来风，“七擒七纵”的事，总会是会有些根据的吧？

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中的确没有提到孟获，但其他史书，如习凿齿《汉晋春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却有对孟获“七纵七擒”的记载，应该说《三国演义》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于是不是小说里写得那样曲折生动，当然是另外的事了。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区各民族爱戴尊崇，《三国志》里也有记述，说诸葛亮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说起来，现在遍布全国的各个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当中，还有西晋末年十六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领李雄修建的，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看了很有教益：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又讲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又讲了政治上审时度势与法制上掌握宽严的重要性，确实把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葛亮两方面的特点都突出来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上面曾谈到少数民族戏曲演的戏里有《斩马谡》，说起来，诸葛亮的“攻心”战略，还真是和马谡大有关系。马谡虽然在街亭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心战为上”的建议，看来还是符合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的。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为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桃山”的，就是当年曹操回师时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山，毛泽东因而写下过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当然，曹操也有抚的一面，否则蔡文姬也不可能从匈奴顺利归来了。至于孙权，则完全是征剿了，为了弥补他在竞争形势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对东吴境内的山越族多次征战，强迫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当家兵、佃客和奴隶。但这引起山越人不断的反抗，反抗又引来新的征剿，形成恶性循环，内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国争夺中，始终只能采取“保江东，观成败”的消极防御态势。而曹操依靠强大的武力，虽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静一时，但没过多少年，这些民族就进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诸葛亮的方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让少数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这对后世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军长征路过彝民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友好，约为兄弟的事，就传为佳话。这恐怕和彝族人民对诸葛亮的习惯崇敬不无关系。

当然，光凭这些还是不足以使当地各民族心悦诚服的，最重要的是诸葛亮为当时相对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传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帮助他们提高发展了生产能力。据史书载，他曾在南中大兴屯田，传授生产技术，的的确确地促使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总结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意思是说，这些地区的很多民族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逐步迁出深山老林，摆脱原始方式，开始耕织生活。

据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书记载，仅云南一地就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遗迹四十多处，而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遗迹仍然“畏之如天地，爱之如祖考”。那还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没有广泛流行以前。可见诸葛亮在千年以后，确实还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广泛地崇敬爱戴，傣族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中，如壮、仡佬、布依、侗、水、苗、瑶等，还保存着一种特殊的铜鼓文化，每到集会或节日喜庆，就敲起铜鼓，载歌载舞。铜鼓的制作图案纹饰，造型塑象也非常精致。原来这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用来号召部队进行战争，或者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现存最早的铜鼓铸造于西汉时代，距今两千多年了。据说它最初是一种炊具铜釜，但谁家做饭用得着这么大的锅呢？有些人们相信它是诸葛亮南征时所用的行军锅，留下来做为某种信物的，所以称作“诸葛鼓”了。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象前，至今还保存着三面这样的铜鼓。

为人民真正做过好事的人，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后人都会纪念他的。我们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呢？

Ragnarok

一提到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了，因为小说赋于它神秘的色彩，好象是一种无动力的自行机械，这在科学上就像”永动机“一样，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仙洲教授，在几十年前发表论文，认为它们就是人力推动的独轮车和四轮车，现在还能在川陕一带见到的这类独轮车。现代科学家大都倾向于此种说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新疆一位科技人员王湔就花费了多年功夫，研制这种神奇的机械。我曾经观看过他的模型，木制马形的关节是活动的，以轮轴推动前进，木马也似乎奋蹄前行。它的特点无非象四轮推车，木马起到稳定前辕的功能。我曾经到过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指挥中心之一，现为四川广元市的筹笔驿（现在这一带恢复了部分蜀汉栈道，以供旅游者凭吊），万山环绕，一江蜿蜒，交通条件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四百年后的李白，犹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设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间，恐怕并不省时省力。
须知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马”，主要是需要在蜀汉人力资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解决“恢复中原”的前线后勤供应问题。原其初衷，其实与一次大战中欧洲战区大量使用汽车差不多。但汽车因此经过这次大战的严酷检验，成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交通运输工具，却是当初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三国时期虽然不过百年，但它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和三国竞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竞争才出成果。

和现在的军备竞赛一样。三国时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运用于军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马。诸葛亮曾经改进了汉代的一种强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机，使之从单发变为十连发，称为“连弩”，又叫“元戎”，就象现在的连发冲锋枪似的。这种新式武器曾为蜀兵赢得过胜利，据说曹魏大将张郃就是被这种新式武器击毙的。曹魏获得实物后都很惊讶，但巧匠马钧的细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进一下，效力还可以提高五倍。

东吴境内河湖交错，又临大海，在制造、使用船只方面很有经验，赤壁一战，就是发扬了这一优势。当时东吴造船业一度领先于刘、曹，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所造船舰“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南州异物志》）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东南亚、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和远洋船队。但魏晋也不甘落后，刻意发展造船技术，到灭吴时，晋国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东吴的大出两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结果“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舰队顺流而东，势如破竹，东吴五千战船也成了俘虏。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造船术，对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有很大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工转民用了。

行军布阵，离不开对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图是军事指挥员的囊中必备之物。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张松献地图”的事。张松是刘璋部下的官员，因为刘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动把西川的地形路径绘制成图，交给了诸葛亮。张松后来为这张地图丢了一条命，可刘备的军队就是凭着这张地图，顺利地攻下了素称天险的四川。《三国演义》中有关地图的故事还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顶，副将王平劝说无效，将形势画成地图派专人火速送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地图，就知道马谡必败无疑了。刘备攻东吴时，因为天热，在彝陵的密林中结营八百里，也是给诸葛亮送去了地图，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来当时绘制地图的技术还真不简单呢！

中国的制图术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征战的需要，已经有相当水平。还记得荆轲刺秦王的事吗？荆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献地图为名，在地图中暗藏匕首，躲过卫士的盘察，留下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过西汉用帛画的地图，近年还发现西汉的纸地图，可能推翻东汉蔡伦造纸的传统认识。事实上，三国时期制图术的确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不仅是绘图技术的提高，还提出了最早的制图学理论，这就是历仕魏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和“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个基本原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古希腊的托勒密交相辉映。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制图学，要比西方领先一千年左右，现存西安碑林里的两方宋代地图碑刻描绘中国地形之细致准确，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军工都能转为民用的。比如《三国演义》里写关羽用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没法拿来砍柴、钻眼，那玩意儿说得太沉了，当然，关羽的刀和张飞的矛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的。军工转民用，说起来好象是十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似的，广告上也老在说什么什么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是“军工技术”。其实，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很多人们熟悉的用品，最初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比如农业上用的拖拉机是由坦克发展而来的，电子计算机最初是为了破译军事密码，更不用说从核电站，通讯卫星直到防汗臭鞋垫这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产品了。可以说，现代家庭里充满着曾经用于军事用途的东西。

三国的军事医学也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华陀的故事了，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要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痛风”，这在传说中都被带上一层神奇色彩。史书记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汉人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其实，“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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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么落后地区的开发会更缓慢的。

当时没有“禁运”，“经济制裁”这类东西，战争状态并没有对三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多大影响。象今天情形一样，商业贸易最发达的是东吴。孙权搞屯田一度颇积极，但后来人们纷纷弃农经商，或被征入伍，就荒废下来。究其原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东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经商的传统，东吴的商业贸易在三国里最为活跃，比如饮茶是三国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而吴国的制茶业发达较早。瓷器也同样如此，吃过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种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里腌制的菜，川人每天离不了的。考古发掘证实，最早的泡菜坛子是东吴传过来的。吴国的军队还有“军市”，就是军中市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三国志•潘璋传》）一批随军的商人，老是跟着，到处做买卖。没想到后来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吕蒙偷袭荆州时，就是让士兵化装成与蜀国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长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没有这样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吕蒙的计谋也就无法施展了。

东吴的生意还做到外国，不光临近的亚洲各国，还包括非洲，一直远到欧洲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据载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讨丹阳时俘获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个在孙权那里的大秦商人说，这在他们国家是很稀罕的，孙权就派会稽人刘咸与这商人一起，带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据说要从海外的一个港口乘大海船，扬七张帆，走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曹丕刚刚登基当上魏文帝时，曾派人到东吴要一些奇珍异品，象什么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国出产的。有些大臣建议不理曹丕的索求，孙权却答应得很痛快，说“他所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就象瓦石一样，我不用的可以换来军马，为什么不和他们作作交易呢？”这就是东吴海外贸易发达的好处了，也说明东吴人的商业头脑和战备观念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正是东吴的远航船队，首次打通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台湾古称夷洲，那以前和大陆还没有什么联系，但它附近的岛屿（古称亶洲）却从秦汉以来“时有至会稽货布者”，会稽人出海也时常有因风向飘流至那里的。孙权于黄龙二年（230年）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寻找这两个岛屿，结果只找到了夷洲。这是史籍上有关台湾最早的记载。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也从那时逐渐密切起来。

三国经济竞争的结果，促进了各自经济优势的发展。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三分归一统后写过著名的《三都赋》，描述三国都城壮丽繁华的景象，可见发展水平已比较接近了。后来五胡乱华，东晋南迁，中原文化科技进一步向长江流域传播，造成南北方既浑一又均衡的发展。

说起来，当年魏国略相当于今天之华北西北，吴蜀所在区域分别略相当于华东华南与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国除东北以外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它们在全国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国时期有几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优势，东南沿海有商业贸易之便，西南有资源丰富之利。近年有些经济专家提出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发展战略”，也是这种格局的变化发展。为了全面振兴中华，也需要各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布局。这些依然可从三国历史中得到某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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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故事里确实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如果只有一方有高超的智慧，或许还不明显，如竞争各方都有能人高士，势均力敌，就象看高手奕棋，迭出妙着，险象环生，精采纷呈，才越发能显示出各方智谋的高明。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

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演义》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上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后，几位朋友在电视上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词。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角是个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所以照相机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的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采。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围绕荆州得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以说，一部《三国志》，核心就是荆州的得失。三国时期三次大战役中，有两次与荆州有关，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刘备是在赤壁之战后从东吴借得了荆州，而失荆州又直接引发了彝陵之战。蜀汉势力的消长是和荆州的得失关系非常密切。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说到“借荆州”，倒想起一句歇后语来，“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孙两家因借荆州而结盟，又因失荆州而成仇。有人想，要是当时刘备不要借荆州，或者“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有些不同吧？
其实赤壁大战前，荆州是本来也不是在东吴控制中，而是在曹操手中，赤壁之战后被刘备取得，也谈不上从东吴手中借的。所以清代一位史学家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只不过是东吴的一家之言罢了。荆州位于魏蜀吴三家交界处，与今天的湖北荆沙市位置略同。刘备当年要从河南入西川，建立根据地，最简捷的途径是经荆州；要北伐中原，直逼曹操的首府洛阳，最简捷的路线仍然是出荆州，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把“跨有荆、益”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还特别说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曹操南下统一全国，第一步就是得征服荆州，或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荆州地区的范围内。荆州的地理位置对于曹、刘两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针锋相对，都要统一天下，所谓“汉贼不两立”。

孙权则不同，事实上是惟求偏安自保，无意天下争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码，放在哪一边，那边的份量就重。但甘宁等人也向孙权献策：“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要把荆州当作东吴的西部藩屏。当时曹操的现实威胁最大，所以联刘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而促成这一局面实现的，在刘备一方是诸葛亮，在孙权一方则是鲁肃。

小说戏曲中的鲁肃是个忠厚好人，好象老是在被诸葛亮利用似的。史书记载却非如此。鲁肃绝不是个窝囊废，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劝孙权与刘备结盟，是要让刘备以汉帝宗室的身份统带刘表部众，顺利“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刘表部众降曹后，又是他亲自到当阳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主动促成了刘孙联盟。当时荆州并不在孙权管辖之中，而是曹操据有，所以刘备寄人篱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实向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时，又是鲁肃竭力劝孙权答应下来，把这个“画饼”给刘备聊以“充饥”，达到“共拒曹公”的战略目的。当时周瑜、吕范等人主张趁机扣留刘备，鲁肃认为应趁曹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借刘备的力量安定荆州，给曹操多树强敌，为自己多结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三国志•鲁肃传》） 但荆州是在刘备还是在孙权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样的。史书记载，曹操听到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字，大吃了一惊，笔都掉在地下了，可见荆州到了刘备手里，对曹操意味着多大的威胁。

赤壁大战中，孙权自认为是主力，也觉得荆州作为胜利成果，当然属于他所有。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卷土重来，所以暂时要借助刘备的力量和声望管理守卫荆州，作为他的一道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借”。鲁肃、诸葛亮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就象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两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诸葛亮知道荆州可“借”，而鲁肃也是真心实意的愿“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实际上也在斗智斗谋。看来这个“借”，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后来鲁肃单刀赴会，要求归还荆州时，关羽说：刘备也参加了赤壁大战，“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并非毫无道理。

有人会说，两家既然有结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闹的这么张扬，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事实上鲁肃是顾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积极交涉，使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后来还把长沙、零陵、桂阳等荆州的大部分郡属都给了东吴，但仍然保留荆州作为刘备北伐的基地，还特别向孙权指出曹操还在威胁双方，吴蜀应当同仇敌忾，不能闹矛盾（“曹公尚存，祸福难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况就变了。曹操利用荆州归属相争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东吴力量给他解围。关羽在荆州攻克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商量着要迁都到许都以避其锐，蜀汉势力空前强盛。司马懿建议并许诺孙权“割江东以封”，让他派兵抄关羽的后路，鲁肃经死，才发生了吕蒙用计，白衣渡江，使关羽兵败麦城的事。

曹操对刘、孙的争夺，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所以关羽闻讯急忙回军救荆州，曹操下令不许追击，就是想看到关羽、吕蒙鹬蚌相争，久峙不下。没想到关羽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孙权收回荆州后，也害怕刘备兴兵复仇，想引祸水北流，于是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暗示刘备，这是受曹操指使的。没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将关羽的头以诸侯之礼葬于洛阳，撇清干系，表示与己无关，果然把刘备的怒火引到东吴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这么漂亮的一手，孙权也赶紧在当阳礼葬关羽遗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阳有个关陵，洛阳又有个关林的缘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八百里，东吴虽然取胜，但也闹了个两败俱伤，最后还是让曹魏“合纵”之术坐收渔利了。所以刘备死在白帝城后，诸葛亮很快就派人与孙权通聘修好，再结盟誓，才能够专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国势已经伤了元气，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么瞎聊，可又应了一句歇后语：“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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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十几年前，我夤缘在香港游荡了几个月。独步港九，穿街走巷，发现店铺差不多都供着关公的像，心中忽焉一动，觉得这位神道不但经历了“五四”文化选择的巨大冲击，而且眼看就要随同（或者引导）我等“跨越世纪”了，居然穿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必定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后来留心收集了一些资料，又有机会到各地（后来还包括台湾）的著名关庙走走，更觉得其中大有名堂。中央
电视台约我做几期有关三国文化的节目，第一期的题目就是“关老爷现象”。

“关老爷”是清人传下来的非正式尊称，适用面比较宽泛，不象佛教徒称“伽蓝菩萨”，道教徒称“关圣帝君”，或儒士称“武圣人”、“关夫子”那样专门。“现象”是现今常用的术语，是指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偶见或习见的事物或状态。这种名目，颇像瓜皮帽配旅游鞋，新旧搭配，其实颇为抢眼，“髦”得正合“时宜”。

“关老爷”确有被称为“现象”的资格。作为“刚而自矜”（陈寿传记评语）的“败军之将”，为什么他会在千载以后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护国保民”神？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一幅庙联，已道尽了他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上联说关羽尽得释儒道三教尊崇，下联表关羽历代加封的殊荣。

这使史学家颇为迷惑。乾嘉时的赵翼以博学名，但在《陔馀丛考》中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显烁於後，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卷三十五《关壮缪》）美籍学者黄仁宇至今亦认为“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其次是他居然能够融会三教，混一九流，甚至超越历史上的民族鸿沟，也有一联曰：“三教尽皈依，仰聪明正直，心似日悬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又把关羽崇拜普及九流，形成全民信仰的状况总结出来。据一项统计表明，随着清代华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现今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地区建有形制不一的关庙。跨越五洲，扬名四海。这在时、空两轴上都堪称奇迹。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任何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似都不应小觑。

但是悲哀也跟着就来了。别看现今供关公者众，但一问到“为什么”，典型的回答有三种：一曰“不知道，别人供咱就供”；二曰“讲义气，表示好交朋友”；三曰“财神，保佑发财”。

第一种属于“傻小子过年――看隔壁的”，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如果停留在这个层次，当然很容易解释文革中人家“打砸抢”你也“打砸抢”，现今别人“坑蒙骗”你也“坑蒙骗”。前苏联有一部很有名文献片叫作《普通法西斯》，在大量纳粹纪录片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表现的就是普通德国人如何变成法西斯的过程。可见这种盲目从众并非中国独有，带来的后果也极其可怕。

第二种也异曲同工，因讲究哥儿们“义气”跟着折进班房，甚至断送小命的实例，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第三种也成问题，如果干的是坑蒙骗的勾当而又想平安无事的话，现实中需要用财色去用心打点的，恐怕是该是贪官污吏，而非神佛。

关羽是中华民族信仰最众的神祗之一。于右任先生尝题马来西亚一关庙联曰：“‘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就是这种现象的现代写照。至于后世种种传说故事，赋予他的多重品格和内容，实则是构筑宋明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品德价值体系的一条线索。

目前论及关羽崇拜之书籍文章，大率以“历代统治阶级提倡”为立论要据，是以“阶级斗争”史观而笼统言之，未能深入研究的浮泛之议。实则关羽信仰源於民间，而且后来也主要在民间滋育发展，所谓“统治阶级”的介入，不但于时较晚，且为顺应民间之必须。

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阶级斗争”大潮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靠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你把“好”字置换为一个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岁上下人们耳朵，当年都曾经为之磨出过茧子。
但“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庶几为解开“关老爷现象”之谜的正道。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