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的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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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一绝，就是滟预堆绝灭了

　　张祖道(1956年拍摄三峡，时任《新观察》杂志记者)

　　1956年12月，我随老师潘光旦先生到湖北、四川一带调查土家族，拍摄了滟预堆。12月18日中午，我们从奉节县城出发，搭乘航标艇去看滟预堆。艇进夔门，就看见踞于江心的一块巨石，高约20多米，宽约15米，长约40米，整个形状可是比当地民谣所说的“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的马、象大多了。

　　由于当时正值长江枯水期，巨石愈显狰狞。当然，他的狰狞主要还不在于其形状，而是在瞿塘峡口即夔门，上游几百米宽的江水在此被两岸峭壁约束得宽不过百米，急流冲向夔门，再冲向横卧于江心的滟预堆，船只过此，一不小心，即会船毁人亡。航标艇绕着滟预堆转了一圈，当时我用罗莱弗莱双镜头相机，75/53.5天塞镜头，100度黑白胶片，F5.6/1/200秒拍摄了几张。两年之后的冬天，滟预堆在整治川江航道的行动中被炸平，三峡一绝，那就是滟预堆绝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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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2年徒步感受三峡

　　刘世昭

　　早在1988年，我开始了解并酝酿徒步采访长江三峡。1991年，我抢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前，徒步采访了长江三峡。

　　1991年7月初，我来到奉节县，从白帝城渡过草堂河，从北岸走进了瞿塘峡，开始徒步三峡。到了巫山县后，因长江正处洪水期，巫峡栈道的部分段落可能被水淹没，所以就返回北京。1992年1月，又返回巫山县，继续徒步巫峡，直至巴东县。走到巴东后，一因单位有事我必须回京参加，二是从内心讲，我也希望在季节更暖和的时候进入神农溪，采访那里的纤夫们，这样就能采访拍摄到他们裸体拉纤的场景，于是我又返回了北京。1992年4月，我再次来到巴东县，用了半个月时间，顺利到达宜昌，结束了徒步三峡的采访。三次赴三峡采访共用了36天时间(不算北京与三峡之间途中往返的时间)。

　　现在的三峡栈道基本都是清代开凿整修的，最完整最壮观也最好走的要算8公里长的瞿塘栈道，在这条宽达2米的栈道上，我边走边拍仅用了3个半小时就走了过去。而在巫峡栈道从培石到楠木园之间，我却着实为栈道“消失”着了一番大急：那天早上，我9点离开培石，栈道一下子就变成仅有20厘米宽的羊肠小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一个凹进的山洞，洞上的山体笔直陡峭，四周的岩石呈黄色，这就是四川和湖北两省交界的地方——黄崖窝。据说解放前这里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尽管土匪已经被消灭40余年了，可是走在这段狭窄、崎岖的栈道上，时而路两边出现一片没人高的草丛；时而又要将身体紧贴岩壁，脚踏岩壁上仅脚掌二分之一大小的凸起石棱，小心翼翼地通过；时而还要四肢并用往崖上攀登……着实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心一直悬着。走着走着，栈道通向江边就消失了，哪儿去找路呢？我真有些着急了，顺着江边的山体仔细地寻找，发现了一条隐约的小道沿岩壁而上，直通向一根电线杆。长江沿岸都有长江航运公司为保障航运而架设的通讯电话线，“有电话线就有路”，我似乎看到了希望，吭哧吭哧地爬了上去。电线杆下是近百米高的悬崖，长江在崖下弯了一个回水湾，电线凌空飞过水湾到了对岸，我只好悻悻返回江边。万般无奈之时，地上的几粒羊粪使我突然想起前一天在栈道上碰到过的赶羊人，这附近没有人家，一路上也没有见到羊只，这羊粪我断定是那赶羊人留下的。在羊粪附近我又看到了一些清晰的脚印，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顺着羊粪这些“路标”的指引，在一处悬崖边的隐蔽处终于找到了栈道，下午两点半我顺利地到了距培石镇25公里的楠木园镇。

　　2003年6月15日，三峡水库蓄水水位将到135米，这将出现一个新三峡，到时我还想去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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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为一个瞿塘峡夜航的镜头守候了两个礼拜

　　黄韬朋(人民画报社高级记者，曾任人民画报执行副总编)

　　1976年，人民画报继黄河连载报道(1973年6月——1974年5月)之后，决定推出长江连载报道(1977年4月——1978年7月)，我担负长江口和三峡地段的采访任务。此次去三峡时值初秋，从重庆乘江轮顺流而下，先后在石宝寨、万县、奉节、白帝城、巫山、青石洞、巴东、秭归、青滩、崆岭滩、黄陵庙、三游洞等地采访，历时40多天。其中，仅瞿塘峡就停留了近两周。为拍一个峡区夜航的镜头，多天顾不上晚饭，等在峡口，阴冷的峡风吹得人穿着棉大衣还瑟瑟发抖。但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急得同来的一位长办宣传干部嘴上都起了泡。工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的瞿塘峡照，有的画面成了许多人竞相造访的经典角度；而当时峡区夜航的情景，后来也成了绝无仅有了，并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跨页版面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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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0年拍摄三峡还太短

　　乔德炳(1972年开始拍摄三峡，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从1972年开始拍摄三峡，到现在正好30年了。前20年拍摄，一般每年进峡2—3次，近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后，我感到“见证三峡”的时间迫在眉睫，每年进峡3—5次。最常去拍的地方是瞿塘峡、巫峡、大宁河小三峡，也很喜欢拍摄沿江的名胜古迹和民风民俗。30年来，三峡的底片积累了大约有30000多张，发表的有关三峡的摄影作品有3000多幅。30年来用过的相机先后有禄莱柯得120、雅西卡120、海鸥DF、尼康FM2，现在用勃浪尼卡(配60、90、150和250毫米镜头)和尼康F100。多用柯达负片和Ektachrome64度反转片。

　　三峡工程的实施和百万大移民给三峡的摄影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我倡导并参加了“见证三峡”的摄影工程，组织地方上的摄影工作者用镜头记录三峡的历史性变化，现在，这一工程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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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福”就是伤愈后又能回到三峡

　　佘代科(1970年开始拍摄三峡，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是一个地道的三峡人，1969年开始学摄影。一年后，便背着相机走进三峡，当时拍回的照片总是平平淡淡，与我领会到的意境大相径庭。为此，我便从江边到山顶反复选角度，从早到晚观察光线与风云的变化。经过几年的努力，1973年4月，我用海鸥4型相机、国产120胶卷拍摄到一幅自己感觉比较满意的照片，该片入选当年的“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题目为《川江航运》)。从此，更激发了我拍摄三峡的创作热情，工作再忙，每年至少也要进峡两三次。后来我担任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宜昌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组织辅导三峡摄影创作成为我的工作重心。

　　几十年的三峡摄影创作，不仅使我体会到三峡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使我体会到，要想拍好三峡，光在船上拍是不行的，必须上岸。峡谷两岸山高路险，有时为了寻觅一个好的拍摄点，只能在没有路的悬崖边、荆棘中穿行，危险时时存在。1981年，我到巫峡拍摄神女峰。那天，下着小雨，岩石特别湿滑，一不留神，我从30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下来，万幸的是摔在神女溪的河滩上，摔成了重伤。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福”就是伤愈后又能回到三峡，尽情享受三峡给我的快乐。几十年来，我几乎爬遍了三峡两岸主要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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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陵一日还》拍摄忆旧

　　薛子江(时任新华社摄影记者)

　　《千里江陵一日还》是我国著名摄影家薛子江先生1957年4月间在四川三峡拍摄的一幅摄影名作，题目取自李白《朝发白帝城》一诗。

　　照片拍摄于清晨8点，逆光、薄雾，两岸峻陵自远至近浓淡分明，层次丰富；逆光下的水面波光粼粼，明朗而充满朝气。画面中心的轮船，在万山丛中昂首前行，有一种强烈的动感，既十分切合李白诗中扁舟如飞、归心似箭的心情，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表现了对新中国自然之美的歌颂。此片看似偶然得之，但实际颇有讲究。在地点上，薛子江选择了奉节瞿塘峡一带拍摄，这儿正是当年李白作《朝发白帝城》一诗时的出发点，且瞿塘峡口窄处不到50米，水势凶猛，山势雄伟，机位不高，使水面悠长，波光反射明亮；山体可完整展现，花枝又可进入前景。其次，拍摄季节选择在4月份，也见心机。当时，薛子江从中国新闻社广东分设调北京总社任摄影记者，以拍摄风光名胜为主。

　　1957年2月，他和时任新华社摄影部采访科长的著名摄影记者齐观山一起从北京出发，到四川采访。齐观山此行，目的在于跟薛子江学习风光和生活摄影的技术和艺术。他们从武汉乘船直到重庆，在重庆周围和嘉陵江一带采访两月有余，直到4月油菜花开、江水渐涨才回访三峡。在拍摄时机上，选择了早上柔和的阳光、薄雾和船只的会合，靠的是“等”的工夫：这是薛子江向齐观山传授的风光摄影的一条重要经验：要有耐心；有耐心就有机会，有机会就有偶然，有偶然就有瞬间，就可能有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