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抗日英雄:访“800壮士”和“飞虎队”的幸存者

月21日南岸弹子石91岁的杨养正

  今天要采访的是两个很特别的老兵。一位是曾经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一位是当年参加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带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6名中国人之一,国内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 飞虎队”中国成员龙启明。

  弹子石正街一连串的石梯走下去,走到最底下,街道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杨养正的家了。

  一道破旧的木门进去,是个几家人围成的窄小阴暗的小院。杨养正的老伴赵孝芳把记者迎进其中一道门里,对坐在沙发上老先生说:“报社有人来看你了。”

  一眼望去,这里总共有三间房屋,最里面一间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一把藤椅放在中间,竟然显得簇新得有些耀眼。

  中间一间也放着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有些旧的冰箱。桌上一个很小的电饭煲正在“扑扑”地响。再过去一间,就是厨房。以前烧柴火的灶堂里有一些黑煤,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们烧煤了。

  老先生眨了几下眼睛,手在半空中点了点,“你坐,你坐。”老人热情地招呼着记者。其实记者早已坐了下来。赵老太太告诉我,他眼睛看不到了。

  记者这才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眼睛,双眸有些混沌,右眼偶尔转动一下,左眼比右眼要小,几乎是眯着的,不能转动,时不时地眨着。

  似乎觉出我在打量他,老人自言自语的解释到:“那是颗假的,后来安上去的。”

  1937年10月30日,日本向四行仓库发起总攻,坦克开进了“八百壮士”构筑的工事,杨养正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轰轰前行的坦克,他从旁边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对着坦克“啪啪”地扫射,突然,一块弹片射入他的左眼,他的左眼珠被击碎,巨痛让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时他23岁,是少尉排长,风华正茂。

  后来,他安上了另一颗眼珠,不仔细看,还是和右边的一样。杨养正并没介意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永久的烙印。

  “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沙发上,没怎么动。”赵老太太告诉我。

  “你应该出去走走,”记者建议到。

  “他眼睛看不到,到哪里都不方便,”他的一个女儿进来,插了一句话。

  “最开始我们也要扶他,但他一般都不让我们扶,有时会让妈妈扶他出去,但妈妈比他矮,也很不方便,后来也不让扶了。”

  老人穿着厚厚的一身衣服,坐在沙发上,像一座雕像。虽然坐着,仍然可以看出老人很高。老人仔细地听我们在旁边议论他,终于忍不住了,仰着头说:“我以前也经常出去的。”

  老人今年91岁了。他指的以前,是在右眼还看得到东西的时候,那时他爱陪着老伴,到家门口不远的南滨路上溜达,或者干脆爬上高高的石坎,到上面的弹子石新街去买两样小菜。

  而后来,右眼不知得了什么毛病,平时生疼生疼的,直到现在就几乎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收音机,那里有他喜欢的戏剧,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老人听着听着会自个儿地笑开。而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用耳朵辨认着周围的动静。

  旁边锅里的饭“扑扑”地响,里面蒸着馒头,老人的牙掉了很多,几乎什么东西都嚼不动,但喜欢吃馒头,平时也只能吃一些馒头,喝几口菜汤。年龄大了,病也多了。

  杨老1977年从一个副食公司退休,去年年底每月的退休工资涨到了500多元,加上赵老太太每月的退休工资5 00来元,就是他们目前所有的收入。

  老人没有说自己穷。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着当年自己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并较真地告诉我, “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哪有什么800人哪,那是迷惑敌人的,”老人乐了,面对敌人,在敌人面前壮壮威风是应该的。 “孤军不孤,全上海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杨老始终不忘当年附近租界里躲避战乱的上海人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饭吃。

  “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的保卫战也历时了近三个月,”老人显得有些激昂了,“这证明日本人错了。”

  后来,老人当过战俘,被关押了几年,凭着勇气逃脱了敌人的魔窟。老人回到家乡湖北随州,那里已经完全找不到家的模样,随后,他不得不来到重庆。在重庆,他认识了还在念书的赵孝芳,赵老太太说,当初她很崇拜“八百壮士”,尽管当时杨养正左眼失明,她仍决定嫁给他,他们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便结婚。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开了,他们当时乐坏了,在第二天便大摆酒席,宣布结婚。

  老人说起这段历史时,依然谈笑风生。

  他叫老伴把奖章给记者看,赵老太太把早已捧在手中的忠贞奖章递了过来。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4-14 at 1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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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鸟鸟爱装嫩 at 2005-4-14 06:16 PM:
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下,把老兵们召集起来,举行个什么仪式,让他们生活过好点吧

不行

老兵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担心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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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下,把老兵们召集起来,举行个什么仪式,让他们生活过好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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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英雄们  

敬礼

你们永远是我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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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革新村,82岁的龙启明

  一座民居里面,记者见到了这位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中国成员。老先生两天前生病了,正发高烧。







  龙启明,广东顺德人,出生香港。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刚刚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停学逃往内地,几经辗转,于1942年8月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两年后,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

  “现在身体没什么大病,只是偶尔会感冒,”他说,来重庆几十年了,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说英语也不说粤语,一口重庆话。但他还是喜欢咖啡,很少喝茶。

  “那时,我们每天要从昆明——印度往返一次,”龙启明说,当时的飞机没有增压设备,升到3000米高空时机舱就寒冷彻骨并且严重缺氧,但每次飞越驼峰时,大家都紧张得汗流夹背,然后,汗水在瞬间凝为冰霜。在龙启明的记忆中,驼峰山口变幻莫测的气流常让飞机失去控制或迷失航向,稍有不慎便会机毁人亡。

  “每次飞行前,同伴们都会在胸前划十字祈祷,因为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龙启明说,许多头一天还一起喝酒打牌的战友,第二天就葬身驼峰,尸骨无收。在驼峰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他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52年,他调到重钢,在重庆一呆就是50多年。

  这名曾经在驼峰航线上出生入死的飞虎队成员以前每年都会回香港看望家人和朋友,而现在身体不太好了,很少出去走动。平时一些以前的朋友来了,会约上他们到附近的一家美国餐厅小坐一会儿。

  因为发烧,老人说话很艰难,记者不忍心打扰,起身告辞。老人很不安,颤着身子送记者出门,他很真诚,说等身体好的时候,他一定和记者好好摆谈摆谈。

  采访后记

  当年的抗日老兵何在?可好?目前重庆有多少抗日老兵?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上了这次探访之路。

  然而,直到采访完成,也没有得到目前老兵的最终统计。老干局的同志说,老干局只管老年干部,没有老兵的统计;统战部的人告诉记者,统战部主要是负责政策方面,对具体的数字也不知晓;目前记者只有从民政局了解到那里有一部分老兵的资料。民政局优抚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一百来位老兵的大概资料,不过大多都生活在各区县,生活比较困难,而当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时,另一位工作说优抚处没有,找抗日老兵可以到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这里只有民政局下属十多家单位的抗日老兵统计。记者终于在此看到了他们——这些很大部分不为人知,但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名字。

  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们拜访了的只是一部分老兵,但从这部分老兵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群体这些年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时期给他们留下的痕迹,老兵们大多都忍受着各种各样病痛的折磨:胃病、风湿、残疾……

  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大多都习惯呆在家中,但面对镜头,他们会很在意留给大家的印象,会努力地睁大眼睛,挺直腰板,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看到了他们曾经的飒爽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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