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美国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存在,iPhone只能在国外组装

去年二月,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宴请了一些硅谷杰出人士。席间每位受邀者都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总统用自己的疑问打断了他: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

就在不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在自夸其产品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今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算是如此。去年,苹果所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部其他产品都是在国外加工生产的。

奥巴马这样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

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豪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

总统的疑问体现到了大众对苹果公司的这种指责。苹果的一些管理人员回应道,海外加工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相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外国工人更加勤劳,工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作弹性也大。所以,苹果公司不再青睐于本国制造。

对经营全球化的不懈努力下,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最广受称赞的公司。同时,它也有着最多的模仿者。去年,苹果的人均净利润为40万美元,超过了高盛银行、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困扰着奥巴马的问题,也同样着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和许多高科技同行类似,苹果并不像全盛时期的其他知名公司那样,热衷于创造美国就业岗位。

苹果在美国雇佣了43000名员工,在海外雇佣了20000员工。相对于50年代的通用汽车和80年代的通用电器动辄数十万的员工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苹果的合同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大约70万员工在设计,制造和装配iPads、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但是这些员工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师都得依靠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前白宫经济学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说:“为什么增加中等收入工作如此困难,苹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攀爬到的峰顶,我们应该为此担忧。”

苹果的高管表示,在现在的处境下,海外制造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一位前高管给我们描述了,苹果如何在iPhone发售前几周依靠一家中国工厂,紧急对产品进行改进。苹果在最后关头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这迫使产品装配线必须进行整修。新的手机屏幕在临近午夜时才抵达工厂。

这位高管透露,工厂领班人员马上叫醒了工厂宿舍里的8000工人,并分发给每位工人一些点心和一杯茶,然后在半小时内即奔赴工作点,接着开始12小时轮班工作。他们紧张地往斜框里适配玻璃屏幕。这家工厂每天加工超过1万部iPhone,持续了96小时。

“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让人震惊”,这位管理人员说,“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可与之相比”。

几乎任何一家电子科技公司都充满着类似富士康的故事。在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汽车相关制造业和制药业的上百种产业中,外包业务都日益得以发展。

虽然苹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但它为了解为什么知名公司的成功没有促进国内就业,提供了一扇窗户。

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说:“美国公司曾经认为支持美国就业率是一种责任,即使这并不是经济上的最佳决策。但是这种责任感早已被利润和效率所驱赶,荡然无存。”

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公司认为这种追求效率的理念是合理的,史蒂文森的看法太天真了。尽管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国没有训练出足够的中级工人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公司方面争辩道,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必须在可以产生足够利润的地方生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支付高昂的创新费用。如果不这样做,只会在长期中使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曾经的一些骄子,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因反其道而行使其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这篇文章多次提到了苹果,但是苹果以保守秘密著称,拒绝予以置评。

这篇文章是在采访了多位前苹果雇员和承包商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大多要求匿名,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还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的雇员,苹果竞争者和合作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苹果的管理人员私下里说,尽管苹果比以前雇佣了更多的美国工人,但是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简单地以雇佣人数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早已成为错误。

他们说苹果通过授权承包商代生产,和为通信服务企业、运输企业提供大量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他们说治疗高失业率并不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销售iPhone”,一个在职的苹果高管说。“我们没有提高美国就业率的义务。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我想用玻璃屏幕”

在2007年,iPhone计划发售的一个月前,乔布斯召集一批助理到他的办公室。他兜里的iPhone样机已经揣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个人回忆,乔布斯怒气冲冲地举起他的iPhone,将其倾斜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有许多细小的划痕。然后他从牛仔裤中掏出自己的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会卖一个容易被划坏的产品”,他严肃地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不易有划痕的玻璃屏。“我想用玻璃屏,6周内必须让它变完美。”

一个高管离开后会议,马上预订了到中国深圳的航班。如果乔布斯想要完美,那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

过去的整整两年里,苹果都在进行一个项目。该项目代号”紫色2号“(purple 2),在项目的进行中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重构人们对手机的想象?怎样设计才能让它拥有有卓越的品质,比如不易被划坏的屏幕?怎样在生产数百万手机时,既保证高速生产又保证低价,从而使利润最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每次都在美国国外得以解答。尽管不同型号的iPhone有着不同元件,但所有的iPhone都包含着数百个组成部分。大约百分之90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台湾,存储器产于韩国和日本,显示板和电路系统源于韩国和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最后在中国组装起来。

在苹果发展之初,它并未考虑国外制造方案。就在1983年刚开始生产麦金塔电脑后的不久,乔布斯还在夸耀它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制造“。1990年,乔布斯开始经营NeXT,这家工厂最终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当时告诉记者:“我为我的电脑骄傲,也为这家工厂而自豪。”直至2002年的时候,苹果高层还偶尔驱车2小时,从总部开到东北方向的加州麋鹿林市iMac工厂。

但是,到2004 年的时候,苹果大规模地转向了国外工厂。促成这一决策的是当时苹果的运营专家蒂姆·库克。当时许多美国电子公司已经开始走向国外。在进行反复权衡后,苹果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每个有利条件。就在去年八月,乔布斯逝世的六个月前,蒂姆·库克取代乔布斯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因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而别具吸引力。但这一点却并没有吸引到苹果。因为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购买配件支出和管理供应链支出,实在是微不足道。供应链是整合数百家公司服务和配件的关键所在。

一位前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库克把亚洲作为战略中心“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亚洲工厂"可以迅速地按比例扩大或缩减生产",二是“亚洲供应链要优于美国供应链"。结果就是“我们美国无法在这些方面胜出”。

2007年,当乔布斯要求紧急更换玻璃屏时,上述优势的巨大力量显露无疑。

多年以来,因为玻璃在切割和打磨时要求极难企及的精确度,手机生产商都避免使用玻璃屏。苹果已经选择一家美国公司——康宁公司,来生产大长方块的强化玻璃。但是要弄清怎么把这种大块的玻璃切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需要找到一家空的切割工厂,需要数百块玻璃试验,还要一大群中等技术人员。单单是准备工作就得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家中国工厂为这份工作发出了投标书。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这家中国工厂已经开始修建一栋新的配楼。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某前苹果高管回忆,工厂经营者如是说:“这样,假使我们拿到这份合同,不会手忙脚乱。”中国政府已经同意负担大量的生产成本,这些补贴金已缓慢地流入这家切割工厂。工厂免费为苹果提供了一个放满玻璃样品的大仓库。而且以近乎免费的低价提供了技术人员。他们还在厂房旁修建了宿舍,从而24小时内都有可便用的工人。

这家中国工厂得到了这份工作。

“现在全部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一个街区远就有螺丝厂。你需要特制的螺丝?只需花费3小时。”


富士康城

距离那家玻璃工厂8小时车程的就是传说中的富士康城。iPhone便是在这里组装。对于苹果高管来说,富士康城是中国可提供比美国更勤奋更优秀的工人的进一步证据。

那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富士康城这样的存在。

这里有着23万工人,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天,一天经常工作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许多人一天工资不超过17美元。当一个苹果高管在工厂换班的高峰期开车抵达时,他的车卡在了滚滚人流中。“真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他说。

富士康雇佣了近300个工作人员来引导人流,防止工人挤在门口。工厂的饮食中心平均一天做3吨猪肉,13吨米饭。附近的茶坊里烟雾弥漫,充斥着香烟的恶臭,与一尘不染的厂房形成鲜明的对比。

富士康科技集团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有着几十家这样的工厂。它组装约世界总量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的主顾是像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公司、诺基亚、三星和索尼这样的行业巨头。

2010年前前曾任任苹果全求供应需求总经理的詹妮弗 瑞格尼说:“他们一夜间能雇3000人。”但她拒绝透露工作细节。“又有那家美国工厂能在一夜间找到3000工人,并提供住宿呢?”

2007年中期,苹果工程师在经过一个月试验后,终于找到了切割钢化玻璃的完美方案,使之能用于iPhone屏幕。据这位前高管描述,第一辆满载切割玻璃的卡车在深夜抵达富士康城。此时,工厂管理员马上叫醒上千工人。男人们套上黑白相间的制服,女人穿上红色的衣服。然后,迅速集合开始手工组装手机。3个月内苹果卖掉了100万部iPhone。富士康从那天算起,组装了200多万部。

在声明中,富士康拒绝透露具体客户,并写道”我们的每一个工人都签了明文条款,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合同将保护他们的权利。富士康将认真承担起对雇员的责任,并努力为我们的100多万员工创造安全、积极的环境。”

针对苹果前高管的叙述,富士康在一些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论,并写道:他所描述的半夜换班是不存在的,“因为基于每位工人的指定班次,我们对员工的工作时间有着严格的管理,每位员工都有电子时间卡,在非指定班次进入工厂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换班,都必须在上午7点或晚上7点开始。任何临时变动都必须在至少12小时前通知到员工。

然而,在对富士康员工的采访中,上述言论遭到了质疑。

对于苹果而言,另一关键优势是中国能提供大量的工程师。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苹果的高官们估计,要监管和引导20万生产iPhone的流水线工人,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苹果分析员预测,在美国,招募同等数量的工程师至少需9个月。

在中国,只需15天。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务长马丁•斯密特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总抱怨“在美国设厂的挑战在于缺少技术工人”。企业门说他们的要求不高,高中以上学历即可,并不要求学士学位。高官们认为,美国缺少这种层次的工人。“这些工作都很不错,但是美国没有足够的供给去满足这种需求”,斯密特先生说。

但是,iPhone的一些部分也离不开美国。比如,其软件的开发和创新的营销手段都是美国创造。苹果最近在北卡罗莱纳州建造了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iPhone 4和iPhone 4S中,关键的半导体都是在德州奥斯汀的一家三星工厂生产的。

不过,上述部分并未提供大量的职位。以苹果的北卡罗来纳数据中心为例,仅有100名全职员工。三星工厂也只有约2400名员工。

让·路易斯·卡西说:“即便你的手机销售量从100万提高到3000万,也不需要更多的程序员。"让·路易斯·卡西曾负责苹果产品规划和市场定位,在1990年离职。“也就是说生产量增加,但平均成本下降,所有的新型企业都从此受益,如脸谱、谷歌、推特等公司。”

很难估计如果iPhone在美国制造,其成本会如何。然而,许多学者和制造业分析师估计,由于劳动力成本仅占科技制造成本的很小比重,故支付美国工人工资,将使每部iPhone成本上升65美元。因为苹果每部手机利润约为数百美元,所以在理论上,国内生产仍能获得良好的收益率。

但是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计算是无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制造iPhone,不止需雇佣更多美国人,更要求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转型。苹果高管认为,美国的技术工人根本不够,高速而有弹性的工厂也少得可怜。一些苹果公司的合作者也表示要在海外生产,如康宁公司。

为苹果生产iPhone的玻璃,让康宁在肯塔基州的工厂重获新生。今天,大部分的iPhone玻璃仍在这里生产。在iphone获得巨大成功后,康宁接到了其他企业的海量订单。这些企业都想模仿苹果的设计。它的强化玻璃销售量增长至每年7亿美元。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它雇佣着约1000名美国工人。

但当市场进一步扩张后,康宁却开始在日本和台湾进行大量生产。

康宁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财务总监詹姆斯·B·弗罗斯说:“我们的客户在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如果我们在美国生产玻璃,只能用轮船花费35天运到这些地方,或以十倍价格空运过去。所以我们选择在海外生产,紧挨着组装工厂。”

康宁于161年前成立于美国,它的总部仍在纽约北部。理论上讲,它可以在国内生产所有的玻璃。但是弗罗斯说:“这需要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总调整。消费性电子产品业务已归亚洲所属。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忧虑,但却无能为力。亚洲已经变成了40年前的美国。”


中产阶级的噩梦

当埃里克·萨拉格扎第一次步入苹果位于加州麋鹿林市的工厂是,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工程胜地。

那是在1995年, 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这家工厂雇佣了1500多位工人。林立的机械臂和传送带上满是电路板。最后将行行色色有着糖果般诱人彩色的iMac组装起来。

作为一位工程师,萨拉格扎的职位迅速提升。然后,他加入了高级诊测队。他的薪水猛涨至5万美元。他和妻子生了3个孩子。他们买了一栋带泳池的房子。

他说:“感觉终于学以致用了,世界需要能生产创造东西的人。”

然而,此时的电子工业面临着巨变。产品日益被冷落的苹果,在努力重塑自己。重点之一是改善制造。于是,萨拉格扎工没几年,他的老板就向他解释加利福尼亚工厂与海外工厂如何产能竞争:去除原材料成本,在麋鹿林市,生产一台价值1500美元的电脑,成本是22美元。在新加坡是6美元。在台湾是4.85美元。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员工的效率。

萨拉格扎说:“我们被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是如此。我有家难顾啊。真想看我的孩子们踢足球。”

现代化引起多种工作改变或消失。正如美国经济由农业转向了制造业,又由制造业转向了其他产业,农民转型为炼钢工人,然后变成销售人员和中层管理者。这些转变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总体上说,每一次转型中,即使是不熟练的工作者也能获得更多的工资,并向上层社会前进。

经济学家们说,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基本性的东西发生了转变。中等薪酬的工作机会开始消失。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他们失望地发现,现在的新工作大多在服务性行业——餐馆,客户服务中心,医院服务人员,或者是临时工。从事这些工作,很少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

甚至像萨拉格扎这样有大学学历的,也面临着这种趋势的严峻挑战。首先,麋鹿林市的一些日常工作被外包到海外。萨拉格扎没有在意。然后机械化让苹果成为了未来科技的试验场。管理人员用机器取代了许多工人。一些诊测性工程也被外包到新加坡。监管工厂存货的中层管理者也被解雇了,因为好像在突然之间,一些能上网的人便能胜任这些工作。

对于一个非技术型岗位而言,萨拉格扎先生太昂贵了。从事高层管理,他又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在2002年一个夜班后,他被召到一个小办公室,然后被解雇了,在别人的陪同下,他离开了工厂。他在高中任教了一段时间,然后尝试重归科技界。但是,曾经让这里被誉为“北方硅谷”的苹果,此时已将麋鹿林市工厂改造成一家苹果客户呼叫中心。在这里,新员工每小时仅赚12美元。

硅谷的就业前景还算乐观,但他求职没成功。如今已年满48岁,有着五口之家的萨拉格扎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30岁左右,没有孩子的员工。”

又找了几个月工作后,他开始感到绝望了。即使是教书的工作也很难找了。最后,他在一家临时电子代理企业谋到一份工作。这家企业受雇于苹果,负责在返修好的iPhone和iPad在发给客户前,进行检查。萨拉格扎每天都要去那栋他曾担任工程师的楼工作。现在他每小时挣10美元,无其他福利,擦拭上千的玻璃屏幕,插进音频接口检查是否正常。


苹果的发薪日

随着苹果海外业务和销售量的扩张,高层雇员大赚了一笔。上一个财政年度,苹果的利润高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政府预算的总和还高。股票价格从2005年分配股权时的45美元,涨到了427美元。

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流向了股东。苹果的股权极为分散,猛涨的价格使数百万个人投资者获益,401k退休计划也获利颇丰。苹果员工也发了财。上个财政年,苹果的员工和董事除工资外,收到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另外又行使和授予了价值14亿美元的期权。

最丰厚的回报往往流向了苹果的高层。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去年获得了10年期的持有期权和无偿配股权,现在价值为4亿2700万美元。他的工资涨到了140万美元。在2010年,库克的一揽子薪酬金额为5900万美元。

一位苹果的知情人说,苹果雇员拿到的报酬是公平的,因为苹果本身给国家和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苹果的扩张带动了美国的就业。去年,苹果的美国雇员增加了8000人。

当其他公司都在国外设立客服呼叫中心时,苹果仍坚持把呼叫中心设在美国。据某消息预测,苹果产品的畅销使其他公司雇佣了数万美国人。例如,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都称,苹果巨大的出货量使他们雇佣了更多员工。尽管在苹果拒绝下,他们未能提供详细数据。

一个现任苹果高管说:“不应该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指责我们,美国早已不再供应我们需要的工人了。”

而且,苹果方面称,苹果在自家零售店和售卖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的企业中,提供了大量好的的就业岗位。

萨拉格扎在测试了两个月iPad后,辞职了。他现在境况也好些了,但收入太低了,所以它决定找别的工作。一个十月的晚上,当萨拉格扎坐在他的MacBook前,在线提交了一些简历时,地球彼端,一位女士正走进了她的办公室。林丽娜是中国深圳PCH国际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PCH国际是苹果和一些其他电子公司的合作商,负责加工产品配件,比如保护iPad玻璃屏的套子。她并不是苹果雇员。但她是苹果全球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女士的工资仅仅比萨拉格扎在苹果时略低。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所中国大学和通过看电视学的英语。她和她的丈夫每月将四分之一的工资存入银行。他们和儿子住在一所1080平方英尺的公寓里,与亲家合用。

林女士说:“中国有很多工作,特别是在深圳。”


创新的牺牲品

去年,在奥巴马与乔布斯和其他硅谷精英的晚宴结束之际,人们起身离开。一群人涌向了总统身旁,求与总统合影。另一群人则争先恐后地围向了乔布斯,人数仅比总统的略少。关于乔布斯病情恶化的传言已经广为流传了。人要一张和乔布斯的合影,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最后,两股人流交叠在一起。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乔布斯这样对奥巴马说:“我并不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担忧的是对解决方案的探讨太少了。”

例如,在晚宴中,高官们建议政府改革签证程序,以利于企业能雇佣更多外国工程师。一些人建议总统给企业“税收假期”,以使企业能带回海外利润用于促进本国就业。乔布斯甚至表示,如果政府能支持培训美国工程师,也许有一天,苹果的一些技术型制造业可以重新迁回美国。

经济学家对这样那样的努力是否有用,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们指出,困境中的经济,往往会因未预期到的科技进步而得以改善。8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攀升的失业率无能为力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平面设计的学位日后会别具价值,学习电话维修是死路一条。

我们现在也很难预料,美国未来的创新能否转化为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的十年里,太阳能、风能、半导体显像和制造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工作。但尽管些产业在美国起步,大部分的工作却流失到了国外。企业们纷纷关闭本土的工厂,在中国重新开张。高官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在和苹果在为争夺股东拼杀,如果他们赶不上苹果的增长速度和利润,就必死无疑。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说:“新的中等收入工作一定会出现,但是到时候,那些年届40的人能否胜任这些工作呢?他们会不会被刚毕业的学生挤走,然后永远无法重回中产阶级?”

许多产业的高管都说,手机设计的创新之路已经走了5年。乔布斯这样的商人大大加快了创新的步伐。苹果在4年内发行了5部iPhone,iPhone的运行速度和内存提高了两倍,但价格却更加低廉。

在奥巴马和乔布斯告别之前,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从兜里掏出iPhone,展示了一款赛车游戏。这款游戏有着难以置信的高清画质,受到了每个人的称赞。iPhone在灯光的映照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身价合计690亿美元的高官们,为能瞅到乔布斯的肩膀,毫无风度地推挤起来。

屏幕上连一个微小的划痕都没有。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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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67岁再说吧,命长才是王道,其他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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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保,哎,你能指望拿到几年养老?
Darkpriest 发表于 2012-1-27 12:22

德国社保也快维持不下去了,好像德国平均年龄70多,而且男性寿命偏短,所以我运气好也享受不了几年。但德国社保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社会老龄化,我们国家也在快步奔向老龄化,而且我们是未富先老,情况更糟。
按照现在的算法,我在德国熬到67岁,每月从德国拿到的退休金只要我平均收入的一半左右,关键是等我67岁的时候只会比这个数字少,所以这些年德国保险公司都开始热卖补充的养老保险,这些在过去是没什么人问津的。

德国之前退休的人生活还是很好的,他们退休金很高。对比下中国和德国的老年人,就看出巨大的差距了。德国老年人是高消费群体,从奔驰车到度假都是他们的消费方式。看看中国老年人?可能是社会最惨的群体了,工作一辈子看不起病的人比比皆是。中国的商家也很少做针对他们的产品(除了骗人的保健品),因为他们消费能力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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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 m2p 纽约时报:苹果的血汗代价 来源: 彭爱东的日志




   一位苹果公司前高管说:“我们确实在改善工作环境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那些拥有iPhone的人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手机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财新网】(《纽约时报》记者Charles Duhigg, David Barboza发自中国成都)

        2011年五月一个周五的夜晚,爆炸的冲击波穿透了A5大楼。火光四射,声音震天,扭曲的金属管像被丢弃的稻草一样四处散落。在食堂吃饭的工人们跑到空地上,眼见窗户震裂,滚滚黑烟正不断从里面冒出。爆炸事发地点是生产iPad一个抛光车间。在那里,工人们每天都要为iPad打磨成千上万的铝制外壳。

  两人当场确认死亡,十数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到救护车上,有一位伤势特别明显:他的面部已经血肉模糊,被爆炸的冲击力和高温灼得不像样子。他的五官已无法辨认,原本鼻子和嘴巴的地方只能看到红黑一片。

  远在老家的伤者父亲接到了电话。六个月以前,23岁的赖小东搬到距家乡绵阳市3小时车程的成都市上班。这里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产率最高、设备最精密的制造体系。这个庞大的体系足以让苹果以及数百家科技公司的电子产品以他们能设想到的最快速度制造出来。赖小东成为了数百万支撑这个庞大体系运作的“人肉齿轮”中的一个。

  “你是赖小东的父亲吗?你儿子出事了。赶紧来医院吧。”电话那头的人说。




iPad车间发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工厂
iPad车间发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工厂,图中依然看到爆炸留下的痕迹。《纽约时报》记者Ryan Pyle摄



  在过去的十年里,苹果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资金最多、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全球制造业的掌控。由于精于通过转移生产地点控制成本,苹果和其他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美国的各色产业,在创新工业中的发展速度堪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但是,根据《纽约时报》对工人、业内分析人士的采访,以及相关的公司文件,组装和制造iPhone, iPad等电子产品的工人却时常在艰苦、甚至致命的环境下工作。有些工人反映,由于长时间的站立工作,他们的腿部出现了水肿,以至于无法便捷行走;甚至有工人因为工业事故而丧命,或者因为接触有毒化学品而住院。

  据工人权益组织及苹果公司自己发布的报告,雇佣童工制造苹果产品的情况确有存在。有的供应商非法排放有害废品,然后篡改数据修饰遮掩。两年前,在中国东部的一家苹果供应商工厂,137名工人因用有毒的正己烷擦拭清洁iPhone屏幕使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去年,在七个月的时间里,两家制造iPad的工厂发生了类似的爆炸事件——包括在成都的那次——两次事故,共有四人遇难,77人受伤。有一家组织在爆炸发生前警告过苹果,成都厂区的工作环境很危险;但据该组织说,苹果并没有坚持加强该厂的安全措施。

  “如果有人提前向苹果示警了,而它却无所作为,这种行为是应该受谴责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在一国不能接受的行为在另外一个地方行得通,这些公司才能占到便宜。”职业安全与健康全国建议委员会前主席尼克•阿什福德说。该组织直接向美国劳工部提供政策建议。

  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供应链上生产环境恶劣的电子产品公司。戴尔、惠普、联想、索尼、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都被发现其生产车间内的工作环境严苛。而且,苹果的前任和现任高管都曾声明,近年来苹果在改善其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它启动了一项积极的审核计划,一旦发现供应商工厂出现问题,将及时令其整改。就在这个月初,苹果首次公布了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而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年报,经常率先披露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苹果的高管也对消除童工、非自愿加班等问题相当投入。

  但是很多重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在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中,对劳工问题,安全保护问题以及其它很多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据苹果发布的报告,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半数以上经苹果审核的供应商违反了起码一项准则规定,有的甚至还存在违反当地法律的行为。

  “苹果基本上只在乎两件事,一是提高质量,二是降低成本。工人的福利好不好跟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李明启说。李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在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伙伴富士康工作了多年,直到爆炸发生前两个月。李曾经支援过成都新厂区的建设,就是5月份发生爆炸的那座工厂。

  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则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是因为苹果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有的管理者确实希望改善工人工作环境;但是一旦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者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管理层的决心就立刻动摇了。现有的这个系统说不上完美,前高管们说,但如果进行实质性的大整改,必然会影响产品的创新进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

  “如果一半的iPhone出现故障,你觉得苹果能在四年里都坐视不管吗?对于一些工厂中的劳工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不止四年了,但它们原来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体系对我们有好处。只要苹果说非改不可,供应商绝对第二天就能改过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苹果公司前管理人员说。本文很多受访对象也因为保密原则而要求不公开他们的姓名。

    苹果在公开报告中声称,一旦发现供应商有违规现象,苹果将终止同供应商的合作。然而几位苹果的前任高管私下里曾承认,寻找新的供应商既耗时,又昂贵。富士康是少数几家拥有制造iPhone和iPad的劳动力和技术优势的供应商之一。哈佛学者西瑟·怀特认为,苹果公司“绝对不会离开富士康,也不会离开中国的。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真正花时间深入到工厂里,看一看工厂到底是什么状况。短期之内,苹果或是富士康都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怀特曾经是国家科学院国际监察劳动准则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纽约时报》曾与苹果联系,并提供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的总结,但是苹果坚持了其一贯保密的作风,拒绝置评。本文的采访内容来源于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以及苹果供应商,其中有六位拥有苹果的供应商责任团队的一手消息。

  去年10月去世的苹果前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比方说,你去一家工厂,这可是一家工厂啊,但是,我的天,你还能看到他们有餐馆、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对于一家工厂来说,(如果能有这些设施),就是个很不错的工厂了。”

  受访者(包括那些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雇员)承认确实有餐厅和医疗设备,但是否认这些工厂能称得上“不错”。

  一位苹果公司前高管说:“我们确实在改善工作环境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那些拥有iPhone的人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手机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通往成都之路

  2010年的秋天,也就是在iPad工厂爆炸的半年以前,赖小东刚刚从大专毕业。他向老师们道别,对好友们道别——他恐怕无法再参加朋友们每周一次的扑克大战了。他小心翼翼地用衣服包好毕业证书,放到行李箱中,生怕折了。小东很快就要抵达成都开始工作了。这座拥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小东性格非常内向,连他的家人们也没料到他能找到一位非常美丽的护校女孩做女友。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两人能够结婚。所以小东的愿望就是能够攒够钱,买套婚房。

  在成都,大大小小的工厂为成千上百的公司代工各种产品。小东选中的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家拥有120万工人的公司,其出口量居全中国之冠,员工数量也是首屈一指。富士康组装了地球上40%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代工的企业包括亚马逊、戴尔、惠普、任天堂、诺基亚和三星。但它最重要的客户要数苹果公司。在苹果去年卖掉的全部产品中,一大半都是经由富士康工厂组装的。

  小东知道,富士康的成都厂区与众不同。里面生产的产品正是苹果最新的,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产品:iPad。

  小东在富士康找到了一份维修工的工作。他最早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车间里那些永远亮得晃眼的灯。富士康24小时开工,因此室内永远明亮如昼。成百上千的工人或站在流水线旁边,或坐在板凳上,或蹲在机器旁,或一趟趟地小跑于取货点和卸货点。有的工人由于长时间的站立,腿部水肿,步履蹒跚。一个名叫赵晟的年轻工人在工厂附近的茶馆告诉记者:“站上一天的滋味很不好受。”一名坐在他旁边的工友点头表示同意。

  工厂的车间内贴着各种语录,警示着在这里工作的12万员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但根据访问记录,工人工资单以及第三方团体的调查,在富士康,很多工人的工作时长都超过了60个小时。小东的工资单显示,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迟到的要写检讨,有时还要罚抄总裁语录。这里还有一种制度叫“两连班”,指的是工人需要连续工作两个班次。

  小东一天的工资(含加班)大约是22美元。因为他有大专文凭,所以他的起薪比大多数普通工人要高一倍。小东每天一下班就回到自己租的一人单间,房间不大,仅仅够放下基本的几样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仅此而已。据小东的女友罗小红说,小东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在线打斗地主就是他的主要娱乐。

  尽管条件窘迫,小东租的单间还是好于其他七万名员工居住的富士康宿舍—一套三居室的宿舍,有时要挤下二十个人。去年由于劳资纠纷,工人们怨愤滔天,导致宿舍区发生了一场骚动。愤怒的工人从宿舍往楼下扔瓶子、垃圾筒和点燃的纸。据目击者说,当地出动了两百名警察冲进厂区,逮捕了八名工人才平息。事后,据一位富士康的高层说,宿舍里配备的垃圾筒都被收走了,但成堆的垃圾和时常光顾的老鼠又成了新的问题。小东为自己住在单租的房间能免去这些麻烦而暗自庆幸。

  富士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两连班”制度、超长加班时间、拥挤的住宿条件以及去年骚动起因等等进行了否认。富士康称公司的一切运作符合供应商行为准则,并且公司的政策规定符合行业内的国际标准以及遵守国家法律。

  “所有的流水线工人都享有正常的休息时间,其中包括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公司在声明中写道。公司还称,只有百分之五的工人需要站着作业,工作台的设计也满足人体工学标准,而且工人享有调岗和升迁的机会。

  声明中说:“富士康一贯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公司在改善车间环境和照顾员工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国内同行业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苹果公司的行为准则

  情况本不该如此。早在六年前,苹果就推出了自己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以确保“苹果供应链上的厂商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尊重工人,并确保生产过程不伤害环境。”之后,苹果的管理层也曾飞到全球各地,要求供应商的管理体系能遵守这些准则,并且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但在2006年时,英国的《周日邮报》暗访了一家富士康iPod工厂,并对内部的情形进行了报道:工人要长时间工作、有时还要被罚做俯卧撑,而他们的宿舍拥挤不堪。一位苹果公司的前雇员称,“公司里面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但是他们对工厂的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这种情形非马上改变不可。”

  苹果随后派出了第一支审核小组调查该厂的情况,这也是公司第一次对代工厂采取这样的行动。审核小组责令该iPod厂进行整改。

  苹果还启动了一系列的相关机制,包括派公司的审查员到供应商处了解情况,并从2007年起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截止至去年,苹果总共检查了396家工厂,包括直接供应商及这些供应商的上游供应商,这是迄今为止电子消费品行业规模最大的调查之一。根据苹果公司的报告,审查员们发现了持续违反苹果相关准则的行为。譬如在2007年,苹果审核了三十多家工厂,其中三分之二的工厂表示他们的工人一周工作超过苹果所规定的上限60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六项极为严重的违规,包括雇佣15岁的童工以及伪造记录。

  在接下来的三年,苹果共进行了282次审查。每一年,审查员都报告有半数或者更多的工厂要求其工人一周工作六天以上,以及让他们超时加班。有些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工厂有时还会克扣工人的工资以作为惩罚。在这段时期,苹果共发现70起极为严重的违规,比如非自愿加班、使用童工、伪造记录、不当处理有毒害废弃物、以及一例上百工人受到有毒化学品侵害的事件。

  去年,苹果进行了229次审查,各项指标略见好转。但是仍有93次审查发现了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违规情况,并且有数量相仿的审查发现工人每周违规工作六天以上。2011年,共有四名工人在车间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77人受伤。

  “如果你年年都能看到相似的问题出现,这只能说明公司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而不是真想去解决它,”一位熟悉公司供应链审核团队的苹果前高管坦承,“如果公司严肃对待的话,这些极为严重的违规是会消失的。”

  苹果公司称,如果审计发现供应商有违规行为的话,后者会被要求解决指定问题并且变更管理制度以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发生。苹果对问题整改的期限是90天。苹果的网站上写道:“如果我们发现问题没有被充分解决,我们会和有整改意愿的供应商携手解决问题,改善工厂环境。但如果供应商没有整改意愿,我们则会终止与其合作。”

  但没有人知道苹果的这个威胁是不是认真的。据一位苹果前高管所言,自2007年以来,公司在多家供应商处都发现了违反行为准则的情况,但只有不到15家因此被终止合作。

  “一旦富士康成为了苹果的授权供应商,苹果就不会再理会工人权益或其它与其产品无关的事了。”曾在富士康任经理的李明启说。李在富士康工作了七年,因反对富士康将其调往成都厂区工作而于去年三月被强制劝退。他现在正在和公司打官司。但富士康一方否认了李先生的说法,并补充道:“富士康与苹果都十分重视员工的福利问题。”

  苹果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公司2011年发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报告》中写道,重新被审计的工厂“情况持续好转,工作环境改善”。另外,苹果审核工厂的数量在逐年递增,一些公司高管表示,由于调查的规模扩张太快,具体工厂逐年的进步体现得不是很明显。根据最新的进度报告,苹果还对100万工人进行了权益方面的培训,教他们怎么预防工伤和疾病。几年以前,当苹果的巡检员坚持要求与底层工人面谈时,他们发现有些工人被迫付了高昂的“受雇费”。在苹果看来,这属于非自愿劳动。

  截至去年,苹果已经勒令供应商向工人偿还了多达670万美元的收费。同时,苹果还在110家被发现有超时加工情况的工厂进行了每周情况追踪。

  “苹果在防止雇佣童工上做得首屈一指,”英派特咨询公司(Impactt Ltd.)的迪昂尼•哈里森说。苹果雇佣了哈里森所供职的公司专门预防及应对供应链中雇佣童工的行为。“他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努力了,而且他们在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公司根本连提都不愿意提。”问及如何能再改善苹果的供应商审核项目,哈里森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很完美了。

  另一些咨询界人士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跟苹果提出他们有严重的问题,并且建议他们改善。但他们从来不去预防问题,就想着怎么能避免问题出现后的尴尬,”BSR(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位咨询顾问指出。苹果曾两次委托这家公司为其提供劳工事务方面的建议。

“我们本可以救下那些命的”

  2006年,BSR、世界银行和其他的一些组织联手发起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电子产品工厂工作环境的项目,中国也包括在内。发起者们承诺会尝试一系列的手段,富士康同意成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在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内,BSR等发起者一直在与富士康沟通,试图建立一条新的“员工热线”。有了这条热线,工人可以反映恶劣的工作条件、寻求心理辅导以及谈论车间里的其他问题。BSR一位了解内情的咨询顾问说,苹果公司并未正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但是对项目的进展是知情的。

  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富士康方面的要求不断在变动。最开始,富士康提出公司原先已经有一条员工热线了,所以不用建新的,先评估一下这条老的热线如何。然后,富士康提出热线“提供心理辅导”一项应被去掉。富士康要求所有的项目参与者都签署一份协议,保证不对外透露他们在工厂里面看到的情况,后来又不断地修改这份协议。

  最后,各方面的意见终于达成一致,项目定于2008年1月正式启动。但就在启动的前一天,富士康又提出要修改调查问卷收集的方式。管理层把所有人召集到了一起,开始逐项宣布公司方面的要求,直到大家都明白:这个项目是根本做不下去了。BSR在一份2008年公开的项目总结中披露了这些细节,但当时并没有点出富士康的名字。

  在项目终止一年之后,一名弄丢了iPhone样机的富士康员工从一公寓楼顶坠落死亡,是失足跌落还是自杀行为尚不清楚。在此后的两年中,富士康共发生了十八起自杀性坠楼或其他方式的自杀行为。2010年,在时隔新热线项目搁浅两年后,富士康创立了一条专门针对员工心理健康的热线,并且开始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我们本可以救下那些命的,而且我们也督促了苹果去给富士康施压,但他们就是不肯,”一名BSR的咨询顾问说。“其他的公司像惠普、英特尔、耐克等等都会力促他们的供应商(去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是苹果总想和它的供货商保持点距离,尤其富士康是他们最重要的货源,所以苹果根本不愿意去施加什么压力。”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BSR的总裁阿隆•克拉默称这些说法是咨询顾问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公司立场。“我个人以及在BSR的同事都认为苹果在确保其供应链上劳工的权益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使之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准则和消费者的期望。”克拉默补充道,要求苹果对富士康施压与热线项目的初衷不符,因为项目的发起者希冀看到供应商能够自觉地实施这些项目,而非碍于某种外力。并且,项目当初未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在连续性的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公司已经快速、全面地处理了相关问题,并且“记录显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偷工减料

  每个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都会长途跋涉到加州的库比蒂诺(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或者邀请苹果的高层们去参观他们在外国的工厂,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从苹果获得一份合同。

  当有了苹果对哪一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消息时,那里总会爆发一系列小型的庆祝活动:人们举杯畅饮威士忌,然后在卡拉OK高歌。

  然后,苹果公司的需求开始滚滚而来。苹果通常要求供应商列出每个零件的成本是多少,需要多少工人,以及他们工资的金额。苹果希望知道每一个财务细节。

  然后,苹果计算出它需要为每个最终用于iPhone、iPad或者其他产品的零件付多少钱。多数供应商只能获得很小的利润。据供应商的主管说,实际上利润小到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为苹果代工是接近亏损的。作为对策,供应商经常试图偷工减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贵的化学制品,或者—据代工厂的人讲—要迫使工人们做得更快、工作得时间更长。

  “能从和苹果的生意中赚到钱的唯一方式,就是想出如何能让生产更有效率,或者更省成本,”一家参与iPad生产的公司主管说,“然后第二年他们会来续约,但是要求将出厂价降低百分之十。”

  2010年1月,苹果的供应商之一胜华科技(Wintek)经历了一场工人罢工—罢工者们推翻了一部汽车并砸坏了电脑。罢工的导火索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工人之间流传的有工人中毒的消息。维权人士和报纸的调查最终发现137名员工受到一种叫正己烷的化学制品的伤害。正己烷可以导致神经损伤和麻痹。

  工人们说他们被要求用正己烷替代酒精清洁iPhone的触屏,因为正己烷的挥发比酒精几乎快三倍。挥发更快意味着工人可以在每分钟清洁更多的屏幕。

  直到2011年二月,也就是罢工爆发一年多以后,苹果公司才对胜华科技的事件作出评论。在公司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说“已经要求胜华科技停止使用正己烷”,并称“苹果已经确认所有受到影响的工人都受到了效果良好的治疗。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医疗报告直到彻底痊愈为止。”在那份报告中,苹果还表示已经要求胜华科技修理通风系统。

  同在二月份,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多位受到毒害的胜华科技工人,他们说从来没有任何苹果公司或者替苹果公司代理此事的人联系过他们。与此同时,胜华科技要求他们拿着现金赔偿离职,就此免除代工厂的一切责任。在《纽约时报》的采访后,胜华科技保证向受伤工人提供更多赔偿,而苹果也派出一位代表与工人们联系。

  六个月后,报道电子消费品贸易的刊物称苹果大幅削减了付给胜华科技的价格。

  “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位熟悉供应商责任审核项目的苹果前高管说,“如果你压榨利润,你就是在强迫他们削减安全方面的投入。”

  胜华科技依然是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它在一份声明中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仅表示在正己烷事件以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充分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并称公司“致力于确保员工福利和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苹果公司的同行在员工待遇问题上采取的是另一种姿态。多个供应商的主管在采访中表示,惠普等公司能积极投入到供应商的“综合能力建设”中,即在供应商承诺改善工人福利时,这些公司会给代工厂略多的利润空间和其他津贴来抵消增加的成本。

  惠普公司的佐伊•麦克马洪说,“我们的供应商对我们非常坦率。如果他们认为达到我们的期望有困难,他们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反馈会影响我们的决定。”麦克马洪在惠普负责公司供应链社会和环境责任项目。

车间爆炸

  在iPad车间爆炸当天的下午,赖小东像往常一样给他的女朋友打了电话。他们本希望在那天晚上见面,但赖小东告诉他女朋友,经理让他必须加班。

  赖小东在富士康升得很快。在进入工厂几个月之后,小东就开始掌管负责维护iPad后盖抛光机器的小组。打磨区域非常嘈杂而且弥漫着铝粉。工人们戴着面罩和耳塞,但不管他们洗多少次澡,你都可以从他们头发中和眼角残留的亮晶晶的铝粉辨别出他们是这里的工人。

  仅仅在爆炸的两周前,一家权益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警告成都厂区的工作环境很危险,包括具有可燃性的铝粉的问题。这个叫“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的组织用摄像机拍到了覆盖着一身铝屑的工人。据该组织的报告称,“成都厂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值得担忧。工人们还强调了空气流通不畅和人身保护设备不足的问题。”

  SACOM的报告被送到了苹果公司。“没有任何答复,”SACOM的陈诗韵说,“几个月之后我去了苹果公司的加州总部,并且去了苹果公司的大堂,但是没有人想见我。我也没有收到过苹果任何人的任何答复。”

  爆炸发生的那天早上,赖小东骑着他的自行车去上班。iPad在几个星期之前刚刚上市,工人们被告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后盖需要抛光。他们说,整个工厂都要忙疯了。成排的机器高速打磨着后盖,戴着面具的工人们按着按钮。每一个工位上方都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空气导管,但这并不足以导出三条不间断运行的生产线喷出的铝粉。粉末到处都是。

  粉尘是公认的安全隐患。在2003年,一起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铝粉爆炸毁坏了一座工厂并导致一名工人殒命。在2008年,一家美国糖厂内的农业粉尘爆炸致使14人遇难。金属粉尘尤其危险,因为它的温度可以高到烧穿皮肉。

  爆炸刚发生时,赖小东的第二个八小时轮班刚过了两个钟头。厂房开始颤抖,仿佛地震波就在脚下。据工人们回忆,爆炸声此起彼伏。

  有人开始大声尖叫。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那一刻:当赖小东的工友们冲到厂房外时,浓烟正从厂房表面的一个大洞滚滚冒出,和绵绵的小雨交织在一起。两人当场身亡。而最终的伤亡数字是:四人遇难,十八人受伤。

  在医院,赖小东的女友看到他的皮肤几乎全部烧光了。“我是从他的腿才认出他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她说。

  最后他的家人也到了。“他的皮肤都被烧焦了,还有水泡,”他的弟弟说,“我妈第一眼刚看到他就马上跑到房间外了。我也哭了。没有人受得了那个场景。”小东无法讲话,医生给他插呼吸管的时候,他甚至都张不开他的嘴,整张脸被大火烧得血肉模糊。当小东的母亲回来时,她尝试着避免碰到儿子,以免增加小东的疼痛。

  “如果我当时知道(小东后来会去世),”这位母亲说,“我会抓住他的手臂,我会在他死之前摸摸他。”

  “他非常坚强,”她说,“他又坚持了两天。”



在成都富士康爆炸中去世的赖小东的父亲拿着他儿子的毕业证书

在成都富士康爆炸中去世的赖小东的父亲拿着他儿子的毕业证书



  赖小东的父母希望把他的遗体带回村子。但一个富士康的经理说,如果想得到赔偿,他们必须先同意火化,因为中国法律要求遗体需要在火化后才能被运往异地。赖小东的父亲挡住病房的门,拒绝了这个提议,直到一个保安威胁把他带走。几天后,一队富士康工人开车到赖小东的家乡送交了一盒骨灰。富士康随后向赖小东的家人转了约90万人民币。(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并没有威胁不给赔偿。)

  苹果和富士康在爆炸后都对事故展开了调查。一个苹果发言人表示苹果公司“对发生在富士康成都厂区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们的心与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我们正与富士康紧密合作以了解这起可怕事故发生的原因。” 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说,成都厂区在爆炸发生前遵守了全部有关法律法规,并称“在确保所有遇难员工家属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支持以后,我们还确保了所有受伤的员工获得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在爆炸以后,富士康立即中止了所有抛光车间的生产,并在随后改善了通风设备和与粉尘处理有关的习惯做法。新的技术也被提供到位以进一步提升工人的安全。然而,不管是苹果还是富士康,都尚未公布与事故调查有关的文件。

  在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公司表示在这起爆炸以后苹果找到了“第一流的生产安全专家”并组成了事故调查组。调查组为预防将来类似事故提出了建议。

  然而,在十二月,也就是造成赖小东身亡的爆炸发生七个月以后,另一家位于上海的iPad工厂又发生了爆炸。根据权益组织和苹果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铝粉还是罪魁祸首。这一次,59名工人受伤,其中23人需要住院治疗。

  “在一起爆炸发生后没有意识到每一个工厂都应该受到检查,这是严重的疏忽,”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职业安全专家尼克•阿什福德说,“如果是因为处理铝粉非常困难,我可以理解。但你知道粉尘有多么容易控制吗?这个办法就叫做通风。我们在一个世纪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表示尽管两起爆炸都与可燃铝粉有关,但爆炸的原因不尽相同。然而苹果拒绝提供更多细节。报告补充说,截至目前苹果已经审查了所有抛光铝制品的供应商并采取了更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包括特定的通风设备要求,强制执行的导管检查,以及确保有可用的灭火器。报告说,除了一家供应商之外其他所有的工厂都采取了应对措施,而那一家将一直处于关闭停产状态,直到措施到位后才能恢复生产。

  然而,对赖小东的家人来说,疑问依然存在。“我们不太清楚他是因为什么死的,”赖小东的母亲站在她在自己家附近修的坟边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苹果公司的“彩票”

  每年,当关于苹果新产品的传闻开始浮出水面时,报道贸易的刊物和网站都会去猜测哪些供应商有可能中这个“苹果彩票”。从苹果获得一个订单可以让一家公司的价值增加数百万美元。但很少有企业去炫耀他们接到了什么工作:这些供应商的高管说,苹果通常要求他们签协议保证不会泄露任何信息,包括合作关系。

  这种透明度的缺乏使苹果可以轻易为自己的计划保密。但权益组织和苹果公司前高管认为,这同时也成为了改善其工作条件的障碍。

  本月早些时候,在权益组织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新闻媒体的多番请求后,苹果公司公布了156个供应商的名字。在公布这份名单的报告中,苹果称这些公司“占我们付给全部产品供应商总金额的97%还多”。

  尽管如此,苹果公司并未公布其间接供应商的名单。这些间接供应商并不直接和苹果有合约关系,而是向其直接供应商供货的几百家上游公司。这几百家中,许多也受苹果公司的审核。此外,在公开的供应商名单中,苹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工厂地点的信息。不仅如此,权益组织表示,他们曾试图检查苹果供应商的运营情况,但却被告知其将无法踏入大门一步,而这一禁令直接来自于苹果公司。

  一位曾就职于苹果供应商责任部门的主管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全公司上下对都我们的行为准则都做出了真诚的承诺。但是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变动会与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发展目标相冲突,所以我们只能止步于此。商业机密至上的企业文化影响着公司内外的一切事务。”

  原则上,苹果公司的雇员不允许同绝大多数外部组织合作,例如非政府组织等等。“如果没有得到准许,我们部门的员工不可以与非政府组织沟通,”另一位掌握来自苹果供应商责任部门第一手信息的苹果前管理人员如是说。“即使大家是在同一场会议上碰见了,也不能深入交谈。这项规定确实很令人沮丧,我们本来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其他技术公司则没有采用这种做法。英特尔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加里•涅克尔克表示,“我与任何有正当理由和我展开交流的人进行沟通。我们公司的外部合作非常丰富。这个世界很复杂,如果不与外界沟通,我们将会错过许多重要信息。”

  鉴于苹果公司在全球制造业领域拥有卓越声誉和领先地位,如果其对目前的政策做出重大改变,将会为主流商业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公司都想成为苹果,”来自尹纳夫(Enough)公司的萨沙•列茨涅夫一语中的。尹纳夫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公司运营者从遭受种族灭绝和环境退化的国家中抽身而退的组织。“如果苹果公司承诺推出一款不会引发任何冲突的iPhone,这将会彻底改变目前所谓的‘技术’。”

  然而,据许多苹果前任和现任的管理人员所言,无论怎么说,真正能够促成苹果政策转变的外部压力寥寥无几。“苹果”是全球最出色的品牌之一,根据《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

  哈佛学者怀特女士表示:“苹果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压力来做出太多改变。股东们并没有提出意见,股票价格也风平浪静。更何况,政府也没有表示将对其提出制裁。”权益组织认为,除非消费者表达出对改善海外工厂环境的需求——正如他们当年对耐克公司和盖普(GAP)公司提出类似要求并改变了供应商的处境一样。而决策者也必须有所作为,否则苹果公司实在缺乏政策改革的动力。一部分苹果内部员工也同意这一看法。

  “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生产制造,要么就每年都推陈出新,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并且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后者就需要一个在美国人眼里非常艰苦的生产环境,”一位苹果公司现执行管理人员如是评论。

  “就眼前来说,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

  ( 顾卉妮对此文亦有贡献;译者:包蓓蓓,徐研,顾卉妮,常濛;本文由《纽约时报》提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部分或全文翻印、转载 )

higVKQ8vGbPGk73xR38aT7iEyBwuLdNWgnjnMc6qLCtEyarnhl本文转自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 N8cyJTbBAkW607480sxksZmlCOQaOqXPUdEIPeR5f2pxmhwJHi详文: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2-01-25/100350812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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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当年的鲁尔区就是重污染区,看看科隆大教堂的颜色就知道了。莱茵河这一段至今污染物 ...
m2p 发表于 2012-1-27 10:25

德国社保,哎,你能指望拿到几年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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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苹果,我也不赖苹果。就算他们是血汗污染的工厂,也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苹果是郭台铭的爷,而地方官员见了郭台铭也是当爷爷伺候的,大笔的投资和几十万的就业,多少GDP啊,当官的就喜欢这个。苹果造成100多工人伤残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不发生在韩国日本?其实伤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苹果相对来说还不如山西几个煤矿。
还是说回来,我们想给人家打一辈子工,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就算我们不哭不闹珍惜时间,人家说不定也会弃我们而去。到时我们还有什么?上亿没有积蓄缺少技能的亚健康中老年农民工,不能当饮用水水源的江河湖泊,不能种植的土地。。。
牺牲的是他们,但他们的血汗换了贪官在欧美的豪宅跑车,而不是中国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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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些情况,为了可能的未来,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世界总不会掉馅饼啊 ...
joqoko 发表于 2012-1-27 10:00

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当年的鲁尔区就是重污染区,看看科隆大教堂的颜色就知道了。莱茵河这一段至今污染物含量还是比其它地区高,当然相对中国来说还是低很多。德国这边的树林大部分是人造林,维护成本很高。这些都是当年工业发展的后果。
但是问题就是,你付出了牺牲未必就能有美好的未来。中国现在的污染问题墨西哥和巴西在中国之前就经历过了。

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人口到现在也基本上是糊口而已,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能被城市所接受,他们老了以后,社会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负担社会福利,这些人的身体又由于污染造成疾病率高,所有这些会给将来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负担。而我们的地方政府巨额的亏空,20年后也很难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承受社会负担。

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开始于俾斯麦时代,几乎是德国重工业崛起的同时,后来的德国积累了足够的社会财富来解决发展遗留问题。我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在往哪里流?

我没说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对。天下不会掉馅饼,但也不代表你今天受罪明天就会享福,可能今天受罪,明天还接着受罪。

当然再过几十年,你我这一代人都入土之后,很多问题也就随之结束,中国的人口比例也会趋于合理,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有了质得变化,那时政府只要不是特别操蛋,我们国家肯定会发展得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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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自己承认因为污染造成中国100多名员工致残,这个新闻可以google。
可见在中国的代工企业不是像玩leg ...
m2p 发表于 2012-1-27 06:25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些情况,为了可能的未来,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世界总不会掉馅饼啊,发展不靠血汗去换,还能拿啥去换,哭也算时间啊!

苹果那个我个人觉得不赖苹果啊,苹果算是对组装和配件厂负责的了,起码没听说给苹果打工的厂倒闭过,一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也算是为中国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污染这是资本逐利加上中国政策不完善导致的,至于这个制度……除了清新的小资产阶级还没啥人希望它短时间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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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m2p 污染比较大的应该是有化学反应的那些制造业吧,组装这些能产生什么污染品啊。而且现在国内产生大 ...
飞熊 发表于 2012-1-26 21:55

苹果自己承认因为污染造成中国100多名员工致残,这个新闻可以google。
可见在中国的代工企业不是像玩lego一样简单的组装。其实电子元件的的生产也是在中国。电子生产的一个污染可能就是重金属,而重金属污染有可能造成癌症村,两个星期前人民日报英文版还在报导相关的事情。
还有就是所有的太阳能产业,单晶硅的生产也会产生重污染。现在这东西的生产几乎都在中国。这个问题很奇怪,德国政府补贴太阳能板的使用,而中国是主要生产者,所以德国舆论觉得这就等于是在补贴中国。而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太多,互相恶性竞争,拉低价格,也最终都不会管污染问题。
化工就不要说了,看到BASF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搞什么世界最大的投资项目我就害怕。现在全世界的化工都在往中国跑,根本不是什么骄傲的事情。
还有就是制药企业也在中国大举投资,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太多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大量的糖尿病和癌症患者。
当然我们本土企业也不高尚。

向周边国家买电不太可能。一是涉及到国家能源安全,二是因为国家垄断,其实就是李前总理家族垄断,中国的事情从来不会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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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8# m2p 污染比较大的应该是有化学反应的那些制造业吧,组装这些能产生什么污染品啊。而且现在国内产生大的污染的制造业,也不是不能消除和净化的,只是碍于成本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没有进行处理而已。处理技术也不够廉价,政府只罚款,不处理也是一个原因。至于发电,现在国内不是大批上马核电站呢嘛,估计也不够用的,可以向周边国家买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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