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柳％无％风

关于鸡过马路

　    柏拉图说，鸡过马路，为了追求更高的善；爱因斯坦说，究竟是鸡过马路，还是马路过鸡，取决你的参考目标；拿破仑说，不想过马路的鸡不是好鸡；孔子说，未知人，焉知鸡；庄子说，那只鸡好快乐啊；孙子说，这只鸡有勇无谋，不宜为将；欧阳修说，鸡之意不在马路，在乎山水之间；钱钟书说，马路这边的鸡想跑过去，马路那边的鸡想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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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设计的一种理想化的人生路线图，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尊老爱幼、孝敬师长、品德高尚、毅力坚定、勤耕苦读、胸怀天下、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五讲四美三热爱……
　　
　　不过，与儒家的完美设计不同，历史总是表现出一种强劲的“倒逼” 力量。“修身”修成正果者，很少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反倒经常扮演被齐、被治、被平的角色，感天动地的二十四孝竟然没有几个是皇亲贵族或大款大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那些凡是平了天下的，哪怕先前曾是流氓泼皮无赖，但从死后的谥号上一看，却几乎清一色的深谙治国之才、齐家之术、修身之道的人中龙凤。由此可见，“修身”与“平天下”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非法治社会的成功者，与其说是会“修身”，倒不如说是敢“无耻”。

刘邦的无耻例证

与宋襄公截然相反，刘邦则是个毫不讲个人修养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无赖，行为举止上也丝毫不顾及理义廉耻，据汪朗先生考证，刘邦曾有三次“箕踞”的不光彩记录：一次是对读书人郦其食，一次是对淮南王英布，还有一次是对自己的乘龙快婿赵王张敖。汪朗先生介绍说：“所谓‘箕踞’，就是两腿前伸，两膝微曲而坐，因为伸出两腿的形状像个簸箕，故有此名”，而“中国古代的男男女女，下身所穿都是裙子即‘裳’，里面却没有内裤”，“如果像刘邦那样两腿前伸，坐在席子或矮床上，势必将看家宝贝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等于是当众骂娘”。
　　
　　除了经常性的“箕踞”之外，刘邦更加石破天惊的一次无耻发生在同“孔门第七十四贤人”——项羽的交战中。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在两军阵前支起一口大锅，锅下大火熊熊，锅中沸水腾腾，威胁刘邦说，如果不投降就把刘老爹扔到锅中煮了。项羽曾与刘邦结为金兰之好，而且向来讲文明懂礼貌，这次要架锅煮人，看来是被逼无奈了，但煮掉义父也真是无耻之极。不想刘邦的无耻却更胜一筹，只见他摆出垂涎三尺的样子，说道：“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通过这种谁比谁更无耻的较量，项刘的天下之争其实也就分出了胜负。项羽行仁重义，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结果只能悲歌“时不利兮骓不逝”；而刘邦鲜廉寡耻，两军阵前见老父被煮而不救，还要讨一碗汤喝，结果反却高唱“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笑到了最后的，竟是最无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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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思索，我感到封建在中国的特点主要有三条：等级制（与特权相联系）；人身依附（无个人独立之人格）；一个脑袋（无个人独立之思考，全体只需要和只能听命于一个头脑）其实只要我们大家都不赞成了，这几条自然也就不起作用。有些事明明多数人知道有错，那为什么还要投票赞成呢？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了；还有这等级制特权，一面骂，一面其实是也希望爬上个更高的等级，结果使这等级特权成了臭豆腐，要是大家都看透了，再高的级别也失去了诱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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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这样培养一个领导者的，在一个人经过体育训练、音乐熏陶、宗教信仰、知识学习后，人已到壮年时期（35岁左右），但教育并没有完成。他们还需要一些别的更重要的东西。“让哲学博士从哲学的颠峰落入世态人情的‘地穴’；概括和抽象不经现实的检验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将在世界残酷的现实中碰伤手指和擦破逆来顺受、达观的胫骨；他们将靠自己从高傲的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去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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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人自古至今就绝少有忏悔的习惯，《忏悔录》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
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寻找忏悔意识匮乏的原因，譬如，１、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无需忏悔；２、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因而忏悔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缺席的。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最根本的——任何健全的成年个体在犯了罪错后都应该忏悔，只有孩子和精神不健全者才有不忏悔的特权，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说中国人普遍精神不健全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向无限者忏悔对中国人来说是尚待学习的功课。
中国人善于认错而不善于忏悔：认错是向某个有限者承认自己的过错，忏悔则是面对无限者进行自我追问；前者是被动的，是未成主体者的常规行动，后者是主动的，以人已经成为个体—主体为前提。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家长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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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的天性是这样的表现在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胡适留学美国时为美国民主选举制度所鼓舞，把它作为自己要奋斗要实现的中国政治远景目标。当有流言传来（大概是1948年），蒋介石有意把总统一职让给胡适时，他不禁跃跃欲试了(此事见季羡林为《胡适全集》写的序中)。他肯定忘掉了考虑这个职位的取得是来自一个强权人物的赐予而没有经过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