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威胁 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zz

shalee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aoxun/archives/300735.aspx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muyangren

很好 的 文章 ，清晰，客观，一针见血。问题是能怎么办呢？能改变什么吗？

911918

说来说去说不到点子上，打回去重写
囧rz 发表于 2009-6-19 14:31

看来你颇有自己的见解。   那就把你自己的"点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shalee

说来说去说不到点子上，打回去重写
囧rz 发表于 2009-6-19 14:31

下面这篇是不是更得你的欣赏？在你的点子上？



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傅国涌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fuguoyong/archives/299897.aspx


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

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

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

“我们对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发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2卷第10期，离“极权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已不到一年。签名的除了朱光潜，还有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胡先驌等16位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篇“反动文章”，恍如一梦，不幸的是，他们的忧虑几乎全部成了事实，只不过他们所想象的“经济平等”连影子都没有。仅仅一年后，朱光潜在公开检讨时自称只是“签名附和”而已。其实，这些观点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潜以及他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有些观点在他本人“见解错误的文章”中也不难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认为苏联在政治上代表集权专制、经济上代表共产主义，美国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经济上代表资本主义，“都是极错乱的结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纠正这种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带有很显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种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平等，伴随着专制集权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经过20世纪以来多少世变沧桑之后，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今天来看，朱光潜“签名附和”的《中国的出路》正是“极权主义”在中国全面登陆前夜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呐喊，尽管他们的理念本身还有模糊之处，如他们关于“经济平等”的认识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反对极权主义，这样的声音在一年后就是“反动”的，而且再也无法发出了。朱光潜应该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份自由主义历史文献上签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耀之一。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朱光潜在专业研究之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诚如他本人在“检讨”中说的，“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

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谓‘小组织’上勾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贵“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薰天的二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时代言论的空间。我不知道朱光潜的见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知识分子遍地犬儒、媒体全部为朝廷垄断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无比。

在朱光潜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一点也读不出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大体上没错，我以为最能够体现他内心思想的还是这两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在《香港民国日报》发表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文中说：

“……自由分子虽无组织，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重心与共同倾向。因为实际上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往往占多数，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而这多数人的立场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们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自然是很客观地就国家全局着想，他们所见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党是党非。所以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较稳健纯正而又富于代表性，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就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挤在夹缝里，“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没有一个缓冲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结果社会上两种对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冲突，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论》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文艺本质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抑压与摧残”。文艺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哲学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应声虫，他反对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对文艺以外的任何力量来奴役文艺，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励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来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愿、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乌托邦的试验品、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尊严和灵魂的工具。此时离朱光潜公开在《人民日报》“自我检讨”不过一年多，我不认为朱光潜真心诚意改变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他的检讨只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后作出的反应而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光潜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检讨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中注定了没有存身之地，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暴力，与国民党那种有限专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光潜，一个深谙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当他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时，他早就深知一旦极权主义获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除了“检讨”，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是，朱光潜没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检讨”，并转而学习《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而逃过“极权共产主义”来临后的那些灾难，历史也忘不了北大广场上那缕飘动的白发。

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朱光潜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怎么“检讨”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处极权中的人们不会放过一个曾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在接踪而下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首当其冲，成为北大两个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并不是孤立的。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都曾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

   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远在海外的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极权主义”时代，朱光潜和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1960年代，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感到羞愧。“顾虑、胆怯，不诚实”的又岂止一个朱光潜呢？

囧rz

说来说去说不到点子上，打回去重写

015208515580

太长了，懒得看了

015208515580

太长了，懒得看了

herachles

good

炎阴阁墓节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