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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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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保皇派与造反派
保皇派又叫“老保”，大中学生当中基本没有，主要是教职员当中的一种人，而且，只存在于1966年六月到八九月间。“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之后，保皇派就彻底臭掉，“全面内战”中各家各派争取的都是正宗造反派的头衔，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
一般关于文革的记载说到保皇派，总是将其定义为“党团员积极分子”，其实不尽然。要了解保皇派的由来，就不能不提到1957年的反右。“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也是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包括党中央发布的政策和各单位领导。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响应号召的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划为右派，轻则降级降薪，重则发配边远地区劳改。多少人家破人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对反右运动有记忆的人们，即成年人的反应是“阳谋又来了，这是引蛇出洞，千万不要上当”，所以纷纷“保”本单位的党政领导。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 “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搞，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就把“老运动员”——共产党的经典敌人地富反坏右又揪出来“运动”了一遍。各单位党政领导也积极配合，抛出大量档案，谁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谁的父母是地主资本家，谁乱搞过男女关系，谁是“摘帽右派”……不过大体上还比较“讲政策”，都是“文斗”，没有“武斗”。
老毛见成年人发动不起来，其“伟大战略部署”无从落实，于是在“八一八”接见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有伟大领袖撑腰，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等都发生在这个阶段，“革命对象”将共产党的经典敌人和各级党政领导囊括无余。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就因为“出身是地主”，在受尽折磨后死去。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都是党员，也被强迫劳改，白天扫厕所搬城墙砖，晚上写检讨，挨打。全校斗争会上陪斗的，则是几个“有历史问题”或者“老右派”教职员。（王友琴博士的“打老师”研究中有详细记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又兴起将工作组揪回来斗的高潮。
到1967年初，模仿巴黎公社成立了上海公社，保皇派已经销声匿迹，“ 造反派”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桂冠。不论是“大联合”还是“全面内战”，军管还是“抓军内一小撮”，“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清查五一六”，都是以 “革命造反”的名义进行的。这段时间里，“被压迫者的反抗”有过一点，但立即被打了下去。当时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经典敌人们试图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机会翻身，都遭到更残酷的镇压。另外跟维护自身权利有关的一个插曲，就是1966年末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要求转正。按说工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化革命的领导阶级，但也被当作“刮经济主义妖风”迅速打了下去。
经典敌人不许翻案，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是“经济主义妖风”，那么允许的是干什么呢？就是革命造反。革命造反也需要资格，就北京的大中学校来看，出身好是参加造反的必要条件。中学的老红卫兵主要由干部子弟构成，包括少量工人家庭出身者。在1966年之前，已经贯彻了好几年“阶级路线”，因此大学生主要由贫下中农子弟构成，干部子弟不多，连工人子弟都不多，反映了当时城乡人口比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除早已不是学生的聂元梓外，其他四位，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
当然也有例外。一种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当时跳得最高的有两个极端：经得起“查三代”的“根正苗红”者，还有就是家庭出身有 “严重政治问题”者。我知道至少有两个这样的例子。其一的父亲在五十年代初被镇压，自己六十年代入了党，文革前后整哪拨人都有她，整来整去就是整不到她头上。其二的父亲肃反运动中被关进监狱，此人居然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跟老（红卫）兵辩论。而一般地主资本家出身的，跟大部分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都比较低调，不“积极参加运动”。
关于造反的动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比较单纯，就是在革命洪流裹挟下身不由己的冲刺；还有一种，就是政治赌博。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地派”（地质学院）学生跟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谈到打击还是保护高层人物时眉飞色舞的神情，那从“底层”一跃而接近权力中心时难以掩盖的兴奋，至今栩栩如生。还有一个造反派头头，文革开始时已经三十来岁了，在某教育部和专业部双重领导的学院工作。此人曾透露心声：“造反成功了可以进部党委，失败了还回来做资料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经历了清查五一六运动，“说清楚”之后，他还是回到原来的资料室，继续做他的资料员。
关于造反派的行为，贴大字报大标语，兼及打砸抢抄抓，“全面内战”动用原子弹之外的一切武器，还都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无法作“同情之理解”的，就是腐败。当年的造反派当中，不仅有人吞没抄家物资，而且有人“挪用公款”。某贫下中农子弟原来属于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参加造反后，人们眼看着他的衣服光鲜起来，而且戴上了贵重的手表，不由得怀疑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一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早年参加抗敌（日）演出入过国民党，后来拥有些地产，“本人成分”是资本家，“生活作风”也有疤拉褶儿，总之是标准的经典敌人。文革开始劳改，“清队”运动中又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头头在某次提审时暗示，不妨用“性”来换取提前解脱，遭到她的拒绝。
也许，老毛发动文革拿群众当打击政敌，为进行乌托邦社会实验扫清道路的工具确实是失策的。他没有想到，人性中不仅有冲破一切文明束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抢抄抓的部分，而且会产生追求权力的强烈冲动。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完成发动文革的“历史使命”之后被一脚踢开，成为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群体。以贫下中农子弟为主的大学红卫兵以为踏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捷径，在原官僚集团卷土重来之后，由保皇派出面“清查三种人”，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有这样一个贫下中农子弟造反英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遣返回乡，后来又被当作“三种人”清查了一遍。此期间一直下地劳动，挣工分吃饭。过了很多年，领导忽然想起来，此人读过洋书（外语专业），见过大市面，乡里正好缺一个收购鸡蛋的。叱咤风云的造反英雄就这样成为走村串户的鸡蛋收购员。
经过历时十年的轮回，社会各阶层还是大体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只是很少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
转自多维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1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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