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无法推广的3个原因

from 东方文化西方语 by 翟华

温家宝总理在纽约期间接受了CNN记者的采访，其间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Premier, when your country has grown, as you pointed out, 9.5 percent for 30 years - the fastest growth rate of any country in history - if people come to you and say to you, what is the Chinese model of succeeding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hat would you say the - what is the key to your success? What is the model?（总理，如你所说，中国在过去30年来增长速度为9.5%，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速度。如果有人来问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什么是中国成功的模式？你会怎样回答，什么是成功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模式？）

对于这问题，温家宝总理没有具体回答，而是给了一个很简单的答复（CNN的英文翻译稿）：By introduc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greatly emancipated productivity in China. We have one important thought, that socialism can also practice market economy.（改革和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实CNN的这个问题，我们做亚洲、非洲国家发展援助工作，也常常遇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对中国发展速度的憧憬，很想学到“中国模式”的真经。可是，也可惜，到现在为止似乎没有哪位国际级经济学家把“中国模式”说清楚了，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是众说纷纭，总不能说“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吧。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很高明，只是说“中国模式”是个“客观存在”，但是“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所以丁学良先生避开了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个问题，转而论述为什么“中国模式”无法在亚非拉推广，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丁先生写道：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丁先生认为：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丁先生说：

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把丁先生所讲的这三条理由摆在桌面上，估计不少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都会说：算了，俺们就这么着慢慢发展算了，超高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咱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