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

zt 仲维光个人博客： http://yangren.blog.epochtimes.com/article/show?articleid=2978

仲维光好像是一个旅德学者，轮子的代言人。
不过他下面写的这个东西倒是蛮有趣，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总结，就当八卦来看吧：

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上）
成文日期：2008-09-11 14:53:51 更新日期：2008-09-11 15:03:24 点击: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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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
─仲维光─

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逐渐形成了几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几个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划分如下：

一．青年体改委派：这一批人以六六年前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走向未来丛书》是他们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工具。他们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青年体改委派的主要成员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

二．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

三．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这批人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他们是六六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他们以办函授大学筹集资金，进而用这些钱出版丛书，建立研究所，办报纸等。他们以各种文化、思想活动甚至经济手段为他们影响和进入政治权力集团作准备。到八九年为止，由于有第一派人的存在，这批人基本上未能有效地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但是，由于他们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自己的刊物，八十年代末期通过宣传新权威主义，他们的影响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学术上，这批人没有明确的关注，和前述及第四派知识分子一样，一切只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

四．华夏丛书派：这是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一样，这派知识分子也没有明确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目的，其主要任务是在为邓朴方服务的同时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获取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主旨。他们的出版物从《青年社交手册》，《女性生活指南》到各种文化学术著作，种类繁多并无一定之规。在北京，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后台，吸引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合作。

五．文化丛书派：这是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批文化革命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以翻译介绍为主，后来也有些著述。和上述四派不同，这些人试图以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们离共产党权力集团很远，介入共产党的权力政治难以成为他们的直接动机。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文化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东，西方思想及传统问题。

六．启蒙派：由于启蒙一词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褒意词，因此几乎上述各派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作的是启蒙工作，本文启蒙二字严格限定在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这派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代表，存在于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及几个大学等研究机构。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反叛性，因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也很难得到海外的支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需要自己在隔绝中摸索发展，但这一派却的确存在于北京各界中，并且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上述各派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中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是很不同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将着重介绍文化丛书派的形成，变化及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化丛书派的介绍使人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文化丛书派的产生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号一期的定稿过程中，有一篇肯定中国传统的文章引起了《读书》杂志特约编辑包遵信的不快。因为包遵信自己对中国传统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篇文章是别人推荐来的，很难因为个人观点的好恶而不予发表。恰好在这时候他收到甘阳的一篇关于传统的文章。这篇文章持激烈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于是包遵信决定把这两篇文章在同一期中发表，以抵制那篇肯定传统的文章的影响。甘阳的这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在《读书》杂志二月号发表以后（1），很快就被共产党的机关报纸《人民日报》加以转载。甘阳在这篇文章中引进了一些伽达默尔（H.Gadamer）的解释学观点，而中国由于三十年的封闭，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几乎毫无所知，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是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非哲学专业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大约与此同时，甘阳在《了望·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一月号上发表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五题”一文。

甘阳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是在一九八五年，这一年他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中，首当其冲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只得再版此书，甘阳则借卡西尔的这一本书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雅斯贝尔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这不仅给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且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已经逐渐开始超越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讨论的关心。三十年来作为文化禁区的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重新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出版社必须考虑自己的经济效益，人们的这种兴趣迫使出版社转向这些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有有关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书籍基本上由商务印书馆垄断出版。八十年代初期以后这种情况逐渐被打破。一九八六年以前，三联书店曾出版了一套《文化生活译丛》，销路非常好，因此，三联书店决定与此平行再出版一套学术性较强的哲学译丛。由于甘阳年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人论》以及他上述文章的发表，所以，三联书店的编辑找到了甘阳，商谈合作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委托甘阳组织稿源。

自一九八一年以来，在北京的一批年轻的哲学研究生经常在私下和各种学术会议上交流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并进一步掌握各有关单位的权力。这一批人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为主。一九八二年，甘阳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以后，也进入了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因此，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工作便成为这套丛书的稿源。

在中国大陆，三联书店是一家以出版严谨而享有声誉的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夏季，最初送到出版社的译稿由于错误很多而总是通不过编辑的审查。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大大影响丛书的预定出版时间，而推迟出版则肯定会影响到出版社的经济效益。针对这一点，甘阳又代表他组织的丛书编辑委员会与出版社协商，提出，为不影响出版速度，定稿权转由丛书编辑委员会全权负责，而不再交由三联的编缉部审查。出于多种考虑，出版社同意了这一要求。由此，一下子大大加速了丛书的出版：稿件只要甘阳等人通过，便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排印。

同年十二月十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广告首先发表了《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的头三期目录，以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的第一批翻译出版书目。《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第一批准备翻译出版四十九本，《新知文库》准备翻译出版六十本。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预计出版的四十九本书中包括德奥哲学家二十二本，法国哲学家十本，美国哲学家九本，英国哲学家五本，另意大利、俄国和日本思想家各一本。这些哲学家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在这批丛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尼采（F.Nietzsche），胡塞尔，弗洛伊德，海德格（M.Heidegger），伽达默尔，阿多尔诺（T.Adorno），弗洛姆（E.Fromm），马尔库塞（H.Marcuse），哈贝马斯（J.Habermas），以及马里坦（J.Maritain），萨特，德·波伏娃（S.deBeauvoir）等人的著作。

大约与此同时，丛书的第一本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问世。这本书一下子销出二十万册，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尼采的这本书在中国远在三十年代就有译本，近年来在香港和台湾亦有新的中文译本。但是三十年的共产党锁国统治使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上述译本的存在。其实，甘阳所译的《人论》在香港和台湾也早有译本出版。这种重复现象在两部文库的广告目录中还存在多处。然而，这一次，某些译者对照已出版的各种中文译本的校译却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一个封闭社会所特有的反应。稍后，在一九八七年春季推出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竟然也销出二十万册以上，这在全世界的出版史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九八七年，丛书的其他一些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此后，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一九八八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海外人士看来，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个群体被海外华人称为“文化丛书派”。
文化丛书派的主要成员是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宗教所和文学所等的一些年轻人为主。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毕业于上述研究单位，并获得硕士学位。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则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系的硕士，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又以研究人文科学为主。

例如，主编甘阳，一九五二年出生，文化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农场劳动八年。一九七八年大学恢复招生后，他考入当地的一所地方大学。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新黑格尔主义。由于他考试成绩优良，本来所里已经录取他为出国留学生，派到西德留学，但是，在办理手续时他的导师暗地和秘书合作把他的材料扣了下来，换上了另一名同时被录取的女生。事情暴露后，该导师虽然私下安抚甘阳，但最后在一九八五年他毕业时，仍使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副主编之一刘小枫，一九五六年生，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八五年获美学硕士学位。在编委中，王庆节，陈嘉映，杜小真等人均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方向为存在主义。王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孙依依是甘阳的妻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是伦理学。

在其余的编委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如副主编苏国勋，哲学所硕士，研究方向韦伯（M.Weber）的社会学思想。徐友渔、周国平、赵越胜均为哲学所硕士，何光扈为宗教所博士研究生，赵一凡、林岗等人则分别为社会学所、文学所研究人员。在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中只有徐友渔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但他此时在英国进修，对丛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位自学过物理学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曹天予，此时也在英国，他的专业虽然是科学哲学，但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编辑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对这套丛书的选材和在中国人面前展现什么样的西方思想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倚靠自己所能看到的这些中文材料来了解世界，而这些材料又是极其有限的。

到一九八九年，由于丛书的出版，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获得了很大的名声和物质报酬，由此在编辑委员会中也产生了意见分歧，甚至经济问题的纷争。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民主运动时，三联书店原希望编辑委员会中的主要成员不要介入政治活动，以保证该套丛书的继续正常出版。但是由于编辑委员会中的某些主要负责人，个人意气用事，违背了这一承诺，结果只好在八九民运被共产党镇压后仓忙逃到国外，与此同时，丛书在北京也不再能继续出版，文化丛书派基本就此终结。文化丛书派的主要成员逃到国外后，真正接触到西方社会，在心理上遭受到很大的挫折，表面思想观点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反传统的工作和思想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中，文化丛书派在中国大陆和港、台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所作的全盘西化的翻译介绍工作，或者说介绍运动；
其二是反对传统的文化宣传（而非学术研究，在下一节我将分析这种区别）。

一．全盘西化的介绍工作：
从八六年到八九年文化丛书派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在他们的第一批共计一百零九本翻译书目中，绝大多数是德、奥非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左派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除了前一节所述那些思想家以外，还包括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利科（P.Ricoeur），傅科（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荣格（C.C.Jung），韦伯，曼海姆（K.Maaheim），加缪（A.Camus），马斯洛（A.A.Maslow）等人。其中只包括极少数的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普，亨普尔（C.G.Hempel）等人的著作。
通过翻译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有三个：

其一，是因为这些西方思想家的作品被完整系统地翻译成中文，而且数量品种如此之多，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从来没有过的。在八十年代之前上述西方学者的著作在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允许公开翻译出版的，更不要说传播了。在此之前青年体制改革委员会派的走向未来丛书，和北京社会经济学所派虽然也出版过一些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家的书籍，然而，这些书有的是编译，有的只是介绍性的，而非完整的原著。并且这两个圈子的人关心的只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并没有完全关注于文化问题。

其二，在共产党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问题始终是报纸宣传和人们日常生活关心的焦点问题，这种从新的角度的介绍和引进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而且这些非理性思想家和西方左派对于西方现今社会的批评和攻击，无论就其历史根源、心理因素，还是就其思辨的玄学方法都仍然没有远离人们一般所熟悉的思辨教条的思想习惯，人们接受这一切并不困难，这就使它传播起来也极其容易。（详细分析可参见下节）。

其三，三联书店在大陆是一家享有声誉的出版社。它早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几十年即已建立，鉴于它的声誉，共产党统治大陆后虽然接管了这所出版社，但是仍然沿用了原来的名称，并且在香港保留了它的分社。三联书店过去即以出版介绍各种有价值的、经典性的中西作品而著称，其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享有极高的信誉。有这样一家出版社支持，这使得文化丛书派很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而前述两派知识分子所出版的丛书则都是在一些较小的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的。这些出版社的声望，其出版物的印刷，装帧都绝不能和三联书店相比，因此文化丛书派的影响很快就扩展开来，并有超过他们的趋势。

文化丛书派的真正著述虽然非常少，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极少的文章中看到他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和特点。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由甘阳编选的书，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化意识》。该书应该说是集中概括了文化丛书派三年来的工作。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反叛”，下篇为“困惑”。在上篇中，只有有关大陆十年来美术、建筑、小说、诗歌、电影的回顾文章，这部分文章的作者只有一位属于文化丛书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下篇则为介绍西方一些学者思想的普及性文章，作者绝大部分是编辑委员会成员。在此书中，除了首尾两篇收录了甘阳自己写的文章涉及到一些文化问题外，没有一篇是涉及文化问题的研究性文章，只有极个别的文章可以称为有学术性倾向。然而，这本书可以说能集中反映文化丛书派某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和其学术现状。一九八八年，该编辑委员会的《人文研究丛书》推出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该书和上书中所选的某些文章是文化丛书派为数不多的较重要的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丛书派主要成员的反传统倾向以及在他们眼中西化道路，和他们的学术特点。

二．反对传统的思想基础：

（A）文化冲突是最根本的冲突：甘阳认为，一九七六年以后，现代化的任务在中国重新提了出来，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首先是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其次是加强民主与法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由于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因而，中国掀起了“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2）他认为，这种过程几乎和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相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谈论引进技术问题，即而五十年代左右谈论制度问题，到世纪末开始谈论文化问题，本世纪继续了这一讨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必然会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冲突。八十年代在大陆重新开始的文化讨论无疑是百年以来文化争论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他认为在此前一百年所走过得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只有今日中国现代化才真正迈开历史步伐。过去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都只是政治冲突，现在这种冲突才是真正的文化冲突。甘阳甚至认为，任何一个民族要进入现代化行列，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种“文化的冲突”，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

（B）“文化冲突”，最根本的不是“中西冲突”而是“古今冲突”：

甘阳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检查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什么问题致使中国人在近代大大落后于西方。中西文化的比较应该服从于这样的目的，即尽快把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成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应该着重借鉴现代西方文化是如何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

他认为，中国文化之内倾的、静的、重直觉、重人文、只求伦常日用的性质是中国人在近代落后在文化上的原因。而西方文化之外倾的、动的、重逻辑、重科技、重理论、即科学理性精神是西方近代强盛在文化上的原因。现在讨论的问题应该是，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这种科学精神；
第二，要不要有；
第三，怎么样才能有。

以往的文化讨论只限于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多半回避，而第三个问题则根本没有提出过。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别乃是文化讨论中的主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才能更好地进行中西比较。而中西文化的地域差异是次要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才产生危机的，而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再能适应中国现实了。中西之间的差异是不重要的，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文化今日有无能力摆脱其传统形态而进入现代形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