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当自强

新手No.1

作者：孔庆东 http://blog.sina.com.cn/kongqd



       春 节期间，中央领导分赴各地体察民情，东博书院军机处的仲由先生也一路流窜，四处寻访，最近在焦作一带出没，来信说中原大地气色不错，地肥水美，民风醇厚，人情温暖。本方丈看了十分喜欢，建议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不妨改为“焦作访谈”更有意思。仲由还代一些学生询问，是国内的大学生素质高，还是海外留学 生的素质高，是考清华人大南大北大好，还是考魑魅魍魉大学好。

这个 问题，本方丈已经在多处解答过，总体精神是如果具有考入中国前三十所大学的能力，还是在国内读大学更值，等考研究生时，再考虑是否出国不迟。倘若考不上中国的前三十所大学，那么考一所海外的好大学还是相对容易的，可以试试，但也是有得有失。总而言之，我不建议研究生以前到国外读书。

至于 学生素质，我的感觉不一定具有权威性。因为孔和尚长期在北大工作，周围是清华人大北外民大等重点大学，接触的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虽然里边也有些南郭大师的后裔，我也对他们“连打带骂”的，但总体上这还是中国最出色的学生群体。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以这些学生代表中国的亿万青年。

而我到国外接触的，也多是重点大学，比如汉城大学、东京大学、梨花女大、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等，那里的外国学生是优秀的，在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很出色的，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同龄人的骄傲，却不能作为同龄人的代表。

随着我有意扩大接触范围，努力了解，多方取材，乃逐渐知道，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庞大学生群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主要有下述几点。

第一 是自我中心，不善合作。国内总是宣传外国如何鼓励个人主义，其实国外更重视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人家只是不希望“你们”爱自己的集体爱自己的国家而已，人家表面上分什么执政党啊在野党啊，什么三权分立啊、五马分尸啊，骨子里却是牢牢的“军民团结如一人”的，远近亲疏分 得清清楚楚。中国人可以当着外国人的面就争吵起来，而我从未听一个外国人哪怕背后说过自己的同胞一句贬低的话。我从外国人的神情中感受到，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不爱祖国、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助人为乐、没有同情心与合作精神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不会说出来，有时候还会鼓励赞许几句：“啊，你真有个性，你能够战胜 共产党的洗脑！”他们恨不能中国人都变成这样才好呢。

第二 是盲目崇洋，丢人现眼。有些国内的书呆子连基本的国际知识都没有，以为凡是“外国”，就一定先进富强民主自由。20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就有一位北大女生， 绞尽脑汁，千辛万苦地嫁给了一个刚果留学生。去了才发现，丈夫家里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而且生活还不如中国，家里冰箱电话都没有，只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 视。后来通过大使馆逃了回来，人家那几个大老婆还向中国抗议，说是欺骗了她们的老公。你要说那时候人心淳朴、信息不灵，也可以勉强解释。可到了21世纪， 中国跟国际接轨接得拿棍子都打不开了，还有一位爸爸是大款的女生仅仅为了改换一个洋身份，当一回“俺们外国人”，嫁给了一个塞拉利昂人。“塞拉利昂”这几个汉字挺美的，要是当个咖啡馆快餐店的名字，一定生意兴隆。可该小姐出国以后才知道，塞拉利昂被联合国评价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连年排 在世界最后一名，疟疾、伤寒和霍乱流行，人均寿命34岁，还不如中国的1948年。唯一的好处是民风良善，夜不闭户。该女生大哭一场，但并未因此而觉醒，她说的是：“我把地名搞错啦，下回再也不上当了，找个法国里昂的，保证有面子。”

第三 是招摇撞骗，不知自重。我批评过在中国的一些韩国学生不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形象，我那是为他们好，因为我从小就有朝鲜族朋友，我对整个朝鲜族都怀有感情，否则我才不管那闲事呢。其实少数中国的留学生也这样，到了国外，随便注册一个野鸡大学，然后就从事非法活动，有的比富裕，有的比放浪，甚至吸毒卖身，被人 家称为“留学垃圾”。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和钱钟书写的《围城》已经尖锐讽刺了这类学生。奇怪的是，这样的学生往往还能摇身一变，以“海龟”的身份回国欺骗领导，谋取高位。有的海龟一吹嘘在国外当过“校长助理”，于是回国后就当了大学的副校长。其实在国外，某天校长办公室叫你去打扫一下卫生或者搬两 箱复印纸，也算给校长做了“助理工作”，需要的话，校长办公室就可以开具一份证明，证明你是做过“助理校长”的工作。而到了国内，按照中国的官场规矩，这就相当于副校长了，这还不让那些在海外刻苦学习的好学生活活气死？

第四 是娇生惯养，不会自理。我曾经多次批评家长送孩子上大学，后来发现自己落伍了，如今不单上大学要家长送，一位30岁的女博士也是家长送到北大来的，父母在 北大附近的旅馆包了房间，给她洗衣服、擦皮鞋、送书、送饭，住了一个多月才生离死别地回去了。我跟我农村的亲戚一说，他们谁也不信，非说我瞎编的，说北大博士要是那样，国家不早就亡了？他们以为中国的博士都是郭靖黄蓉呢。可是最近孔和尚发现自己又落伍了，家长送孩子已经送到国外来了。详情不展开了，反正已 经搞不清是孩子留学还是父母留学了。所以每当孤陋寡闻的外国朋友讥笑中国贫穷时，我就以这样的事例加以反驳：谁说中国人穷？你看，一个人留学，带着两个佣人，而且这两个佣人一个是化妆品公司的副总，一个是中学的教导主任，你们国家谁有这个气派?但咱关上门，孔老师严肃地说，大哥大嫂，你们这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呀。对孩子来说，万事依靠父母，那还不如呆在国内。知道历史上什么人平均寿命最短吗？就是自己啥也不会、万事有人伺候的“太平皇帝”。

当 然，海外学生多数我看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来的，也知道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存。君子当“慎独”，特别是在风气下滑的大环境里，保持一分清醒，才能真正克服“异域”的困难，发挥“留学”的优势。成龙唱得好：“我是男儿当机枪。”中国的海外交流史源远流长，咱当不了玄奘大师，也不要当“殉葬”大师，当不了鉴真 大师，也不要当“渐蒙”大师吧。

新手No.1

谢谢批评！
对，歇歇手就是！

Yanhuang

额地主阿，嫩咋又弄些个包脚布来。还嫌额们时间富裕，有兴趣读这等没完没了的文章。这那是灌水，这简直是黄河开口子了。能来点自己的观点好不好？？谁要是有读这方面文章的兴趣会自己上网找，斑竹大可歇歇手，节省点精力，额们也节省点时间。:sadboy: :hurt:

新手No.1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 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 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 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 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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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 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 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 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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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 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 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 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新手No.1

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可治者未尝有闻！
长期二元化结构，长期城市对农村的剥削。。。

请看 李昌平：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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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 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 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 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 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老手No.1

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是越来越不行了
不过我国现在尤其是农民也越来越可怕，我不是攻击农民兄弟，姐妹。归根结底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慢

以下引用，不代表本人观点

你绝对想不到的农民素质叫你惊心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虽然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滑坡；可是广大农民还是质朴善良的．可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农民的素质其实就是很底下．
　　我们这里的人到超市或者农村小店偷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被超市抓住示众的次数，比城里多得多．
　　农民在村里小店赊帐，不仅经常拖欠，［常常一拖几年．］而且赖帐的概率也很高．

　　农民在蔬菜农作物上滥用高毒高残留的杀虫剂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尽管可以买到合格的，比较安全低毒农药．当你质问他们时，他们大都会说，反正我自己又不吃．
　　
　　平常，养殖户喂猪都是用垃圾东西，特别到了收猪人到来之前，他们都要给猪喂烂苹果，烂蔬菜，西红柿甚至水泥．
　　每当收大葱的人到来，他们便先给大葱浇水，再往里面裹泥土，往里面裹砖块石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们很少关心时事．即使关心的农民，他们也很少，看新闻价值观也停留在皇帝时代．怀念毛的专制，闭关．总以为中国从来就是老大，美日德英西方国家都是＂小菜＂
对老毛的残暴特别佩服．他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是老毛在，谁敢小看中国？美国，日本算个屁，早把他们铲平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要不死，那该多好．可以继承毛的大业．＂
　　打台湾有什么难的，几颗原子弹扔过去，啥事情都摆平了．
　　每当矿难灾难发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中国人这多，不死几个，地球都憋开了．死了好，省得计划生育了．＂
　　
　　农民对于黑社会特别崇拜，对杀人越货都谈得津津有味．对不择手段暴富起来的人羡慕尊敬．
从前的女孩子找对象都找老实正派，现在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小妞嫁大款，二流嫁个释放犯，三流嫁个生意人，四流姑娘没人要，只好跟个老实蛋．
　　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愿意诋毁自己的父母．可是在整个社会风气败坏的大环境中，农民的素质更让人担忧．由此可见，中国的法制民主进程任重道远．

游来游去

原帖由 knowhow 于 2008-2-16 01:51 发表
楼上的现象的确典型
素质表现形式其实就是装B，表面做的到位，通常别人就认为你素质高，这个通常和国家的富裕成都关系密切，难怪外国人说我们素质比他们低。这不假，比如不冲厕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但是这样的人 ...

昨天我在超市门口亲眼看到一个德国人随地吐痰:noway:
素质这个词是讲环境的，我倒是觉得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仓廪实而知礼节:handdance:

新手No.1

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海归”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指的是“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

　　彻底结束中国无自己芯片历史、带领团队成功开发设计出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中国芯”的邓中翰，是海归；创办搜狐门户网站的张朝阳，是海归；抗“非典”的英雄钟南山，是海归；主政中国农业大学的陈章良，也是海归……

　　海归，分布于祖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为详细介绍海归在中国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海归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敬请关注。　　

　　数据显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有２４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选为两院院士，５７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了“９７３”计划首席科学家。在２００６年新受聘的长江学者中，具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为１９２人；特聘教授中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近３年回国工作的有３２人；９９位讲座教授全部从海外聘请。

　　另据统计，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岗校长中，近八成有留学经历，近２／３的博士生导师是留学回国人员。８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５４％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海归。７２％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是海归。“这是１９９７年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统计的数据，现在一定超过了这些比例。”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助理张宁说。

　　2007年２月揭晓的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科技奖中，一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摘得多项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３６．５８％是海归，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６６．６７％是海归，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４０％以上是海归，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３０％以上是海归。媒体评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海归中已经涌现出一批中国科研领军人物。

　　海归不仅活跃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创业。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中国已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１１０家，入园企业６０００多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建立了２１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到２００６年底，园区累计注册留学人员创业企业３５８８户，注册资金总额达到４５亿元。在创业的留学人员中，５７％拥有个人的科技成果，４４％的科技成果获得专利。

　　对海归问题素有研究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海归创业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海归踊跃回国创业，推动了国内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ＩＴ、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发展。

　　二是海归创办的企业中涌现了一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推动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发展进程。

　　三是海归因其文化经验、人文精神以及国际人际关系网络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的催化剂。

　　“海归创业已不仅仅是个人发展上的一种选择，而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战略性优势。”王辉耀说，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吸引全球在华投资，也为海归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创业良机；再加上国内留学人员政策环境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踏上归国之路。数据显示，２００６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４．２万人，同上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２１．３％。

　　除一些旧有的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政策之外，新近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海归回国发展。不久前发布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采取积极措施吸引留学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此外，各地也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留学人员归国的政策措施，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中的一个目标即是，到２０１０年，争取在园区高科技企业从业的留学人员突破１００００人，留学人员创办企业数达到４０００家。

　　“应该说，海归既是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张宁表示，“首先应该是受益者，他们受益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战略等。”

　　王辉耀表示，“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海归群体有着天然优势，这是一个中国成就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海归需要中国的时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8-10 第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