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璞 一个人的百年

五湖散人

作者：余虹（石璞先生的研究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 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五湖散人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 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
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是余虹的朋友，还是他博士论文答辩会的主持人。朱教授说，余虹生活经历很坎坷，但这一切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实习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5日13时用跳楼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12月7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追忆与缅怀曾经的爱徒、挚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编中国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时，曾邀请余虹参与编写其中两章(1997年出版)，两人因此相识，余虹当时博士未毕业。

　　此后在广州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应余虹的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邀请，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辩会，评委组给予余虹的论文高度评价，“我们对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忆，该篇论文就是后来编撰成书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为继续深造，余虹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作为余虹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教授与他亦师亦友。

　　他重情义重朋友

　　在复旦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我是余虹的联系导师，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时有空我们一起讨论，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既有才气又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余虹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做过老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报考了饶老师的博士。从暨南大学博士毕业后，他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他还被聘请到海南大学兼任文学院院长，本来他是想回暨南大学的，后来在征求饶芃子老师的建议后，他觉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于是就去海大任职了一段时间。虽然事务比较繁忙，但他也没有耽误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后来出版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写得也很出色。在文艺理论方面，川军(四川学者)很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离开上海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个没有戒心、可以无话不谈的人。他虽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为别人想得蛮多，所以大家很信赖他。即使有些观点不同，讨论、商量都没什么，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时我们经常见面，他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一点，但感情仍然比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会开车来接我，邀请我喝茶、送我去机场，每次出国回来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很亲切地慰问……这些都是他重情义的表现。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后一个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请我吃饭，他们也通知了余虹，但后来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点多，余虹给我打电话说，“真想见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节课，回家之后人很累，很虚”。我说不要紧，来日方长，叫他多多保重身体，他回答，“不要紧，逐渐在康复中了”。

　　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

　　我也没想到(他走得)会这么快，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不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据她所说，余虹平时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话，但跟我们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谈的，并没有表现出很内向、不开朗的感觉，所以我才感到有点不理解。

　　从事业上看，他总的来说也不错，领导对他很重视、工作做得很出色、学院对他也很器重，我觉得他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台发挥他的才能。他现在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还是人大《文艺理论》期刊主编，虽然有工作压力，但他是一个很会拼的人，喜欢踏踏实实工作，还很愿意这样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院长也看重他的才华，委以重任。当时他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来，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名气。

　　我认为(两次)离婚等家庭问题都不构成(他自杀的)原因。我知道距离他第二次离婚已大约有两年了，两次离合的经历应该还不至于让他走这条路。他离婚之后我们还见面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且我知道他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挺通达的，能合则合，不合则分。他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儿子，现在在国外留学，出国之前在人大读书，余虹对儿子很尽责，(儿子)考上大学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国。(感情问题)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间来往也很密切。

　　他说过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为有病，怀疑有没有得什么绝症，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病也不是绝症。

　　后来又听说他近来有抑郁症，这个病是可能走极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他，还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没有发现？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话，听他讲话还是很开朗的口气。不过听他朋友讲他最近的行为有点怪怪的，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机)、什么原因，就无从得知了。

　　我是在当天晚上7点多收到原来复旦大学博士后朱国华的信息，才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给人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永清发短信询问，他立刻回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觉得太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了。北京有影响的学者曹卫东、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同事，(他们)经常在一起却都没有看到。其实抑郁症应该有些征兆。

　　(记者问，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后一篇是在9月份写的《一个人的百年》，表达了一些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有某些征兆意味吗？)

　　可能那时(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两年前写了一篇《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就是探讨了生命与存在的哲学终极问题，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对学者有很多(极端)的影响，尼采最后不是精神失常了吗？

　　余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学术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对敏感的问题可能会钻牛角尖；他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在上海曾买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
装修。

　　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很坎坷，“文革”时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对他的冲击非常大。那段时间他的头发一下子脱落许多，后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帮他的书写序时，就说他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袋”，因为他前额很宽，又很发达。他很会思考。真是没想到会走这条路。(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余虹之死让他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倍感意外和哀恸，这位朋友说，他眼神有着深深的忧郁。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实习生)

　　余虹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叶辛胤(化名)在得知余虹的离去后倍感意外与哀恸，“现在回想，他走得很从容，对尘世已没有留恋，他对生死也已参透”。

　　余虹从广州来上海读博士后，再由上海赴海南任教，两次都是叶辛胤一人接送，在叶辛胤看来，余虹人缘很好，但他在上海期间的朋友并不太多，“他还是比较喜欢广州跟北京。他是喜欢热闹的人”。

　　在
复旦读博士后期间，叶辛胤一到复旦附近就会去找余虹，两人常有机会连床夜话。他认为，余虹就像探究哲学本源问题的诗人，“他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非常浓。有哲学气质的诗人，哪个不是忧郁的？哪个不是容易走极端的？海子不是很典型吗？”

　　在外人眼中，余虹表现得非常机智、
幽默、乐观，“他总是笑笑的，看上去很快乐的感觉；但交往多了，发现他的眼神中有着深深的忧郁”，叶辛胤说。

　　在叶辛胤看来，余虹并不会找人主动倾诉自己在情感上的问题，朋友们也比较回避谈及此，但在余虹第二次结婚时，朋友们都跟余虹开玩笑说他“抱得佳人归”，但事实上，余虹“两次失败的婚姻给了他更大的打击”。

　　“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不顺，他总是处在一个单身状态，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他没有归宿，是一个流浪者；作为一个诗人，他非常敏感，在精神生活中，他也没有归宿，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样敏感的诗人是很不幸的，社会不能给他正面的东西；而探究生、死课题的哲学家也是失败居多，因为对生、死的探究永远不可能有答案”，叶辛胤说。

　　叶辛胤回忆，3年前，余虹告诉他，自己已在北京买了房子；2年前的冬天，叶辛胤去北京，余虹赶来跟他一起相聚，当时叶辛胤还很诧异，因为“余虹居然会自己开车”。

　　叶辛胤猜测，余虹采取这样极端的诀别方式有“一个偶然”，“可能是由于他本人的身体状况或抑郁症问题，身体状况不好常会伴随着抑郁症，但当事人当时未必能意识到。”

　　“我们非常尊重他，也尊重他的选择”，叶辛胤最后说。

　　余虹教授在遗书中表示，要将自己的藏书捐给文学院图书馆，他也对朋友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依然可见他对朋友的深情厚意。

　　余虹教授曾对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过后人们对死难者与凶手同时悼念表示惊讶与感悟，他说，既为受害者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

　　余虹先生的诀别，许是他对世间所有善与恶的爱的表达与诠释。-

sunrisesunset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撰稿／陈统奎(记者)
2007年12月12日12:52 新民周刊

sunrisesunset

是我懒，没说清楚
第一句是说的一楼

chem.gmwang

他自己说了的啊，一定有他自己选者不活着的理由啊

[ 本帖最后由 chem.gmwang 于 2007-12-8 19:54 编辑 ]

sunrisesunset

女教授人如其名，敬佩一个！
为什么要自杀啊？既然感谢同事和朋友，应该不是事业问题，书读的越多，困扰越多，在纷扰的社会淡定地做人，还是需要很多的智慧的...

五湖散人

余虹教授于12月5日13时左右从自己家所在的北京世纪城小区10层跳下。警方经过现场勘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余教授写给文学院院长的遗书，遗书中表达了对人大文学院各位同事的感谢以及对朋友的祝福。此外，余教授还在遗书中表示，要把自己的所有藏书捐赠给人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