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0年代支边的万名女性

今天刚看到一篇报道,很是吃惊,甚至刷新了我对一些早已尘封的历史片段的印象。揭开遗忘于时间流逝之中、湮灭于边寨古尘之下的那些早就忘却的故事,看到那些饱含热血、充满呐喊的青春肉体的悲欢离合,那个热情而豪迈的伟大时代,在我眼前呈现了另一种真实的景象。 铸剑为犁,垦边屯田的戍边军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属于最含辛茹苦、也最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他们直接决定了华夏历史,促进了民族融合。从汉、唐、元、明、清,无数先人为国家开拓疆土献出了一代甚至数代人的生命。明代30万军队驻守云南,后来和当地少数民族通婚,从此就从未回过中原内地,几百年血肉分离之痛到今天也已无人再提。但肯定的是,没有世世代代的戍边军民,也就没有现在幅员辽阔的中国。 1947年10月27日,时任国民党新疆部队官职、后来起义担任解放军22兵团参谋长的陶晋初,在给后来同样因起义担任解放军22兵团副司令员的上司赵锡光的电报中就提到,王震曾经和他说过,将从内地招来大批女性,用作官兵的眷属,解决将士的终身归属问题。王震也曾经说过,会给驻扎新疆的官兵们找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和上海“鸭子”。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进驻新疆的十万大军就地解甲屯垦,从此不回内地。1950年,王震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要求他帮忙招聘一批湖南女兵来新疆参加工作,黄克诚把这个任务也交代给了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和《新湖南报》主编的李锐,在报纸上刊登大幅招聘广告,招募湖南年龄相当的未婚女性去新疆参加工作,但没有点明是为了解决军队男兵的婚姻问题,而是说去了新疆可以参加学习、工作,可以“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 1951年6月,第一批湖南女孩来到新疆,当听到“要在新疆结婚生子,不是三四年就可以退伍回家”的真实情况之后,这些身处豪迈革命年代的女孩子们选择了接受命运的安排,斗志昂扬地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大漠戈壁之上,和十万将士投身到了火热的建设事业当中。据资料表明,差不多有8000名湖南女子来到新疆,并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十岁、甚至十几岁的官兵们作为妻子。部队按照军衔制度由上至下的顺序,为老兵们解决了婚姻问题。 这8000名湖南女子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都出自于具有阶级成分的家庭,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品质,很多都是对未来充满无限理想的在校女学生,她们有的为了“改造自身不好的成分”,有的为了表现出自己对新社会、新革命的主动热情,而纷纷来到新疆。这批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年轻女孩子们,选择了将自己的人生和革命需要融合在一起,有过抗争,有过独立,也有过对自由的渴求,但最后还是默默的留下了。仅有的几个因为极力反抗,不愿意嫁给比自己大十几二十岁的老干部的女孩子,有的死了,有的自杀了,也都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随后为了解决普通士兵的婚姻问题,又从山东招聘了一大批青年妇女来到新疆安家落户。这一次部队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将山东革命老区的青年寡妇们招募到了新疆。“八千鲁女嫁新疆”的伟大传说,在“八千湘女嫁新疆”之后,又一次上演。但对于王震所说的湖南“辣子”、山东“大葱”和上海“鸭子”中的上海“鸭子”,却一直鲜见报道,因为当时的上海,除了零星的小团队奔赴新疆参加建设之外,并没有大规模的妇女支援新疆的事件。 而今天看到的这篇报道,则解开了长久以来我一直疑惑的谜团。报道说,1955年4月,920名身穿军装的上海姑娘,踏上了西行列车奔赴新疆。而这些年轻姑娘们,都是来自“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收容妓女。 自从1951年11月25日,新中国政府明文下令禁娼之后,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000多名妓女。这些饱受苦难的女人们的人生,无疑是凄凉而悲惨的。作家苏童曾经以这个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红粉》。在政府的教育和引导下,近千名妓女自愿报名支援新疆建设,终于被铁皮列车拉离十里洋场的繁华都市,来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 我们不难想像,这样一批习惯舒适生活的女人们,是如何地顽强坚持下来。也无从了解,个人命运在历史波澜的上下起伏中的无助和随波逐流,是怎么样的一种境况。据资料统计,来到新疆嫁给官兵的内地女性,最保守估计也有四五万人,现在我们只能去猜测,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件背后,有多少平凡人的心酸,有多少的凄苦。

那时候活下来就是小康,吃饱饭就是大同了,哪像现在咱们奢求这么多。经历了建国的一代人,谁不是付出了很多呢?
我倒觉得很多有“阶级问题”的母亲们给新疆的建设带了很多机遇,更是培养了一带的人才,原本是客的汉人成了新疆发展的主力军,新疆的工业建设更多半是兵团的功劳(不过激化了民族问题,唉,鱼与熊掌阿)。
前人已生于忧患,望后人勿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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