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轰中宣部擅权祸国

北大教授轰中宣部擅权祸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焦国标最近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在大陆新闻界引起轰动。该文指中宣部动辄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限制新闻报道、封杀媒体，不准报道民工欠薪、上访、疫情，扼杀民众的知情权。作者认为，「不准报道」是许多丑恶现象未能根绝的原因，呼吁还给公民知情权，并质疑「谁来监督中宣部」？
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道，焦国标痛批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大少，他指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都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焦国标指出，若听任中宣部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中宣部自身沉沦到地狱万劫不复，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大打折扣，中国政治文明进程将将大大延迟，中国几百万文人知识分子亦颜面扫地。因此，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列举了中宣部14种大病，亦列出讨伐的14种理由，主要包括愚昧、枉法、冷血弱智、权钱交易、为无数罪恶捂盖子（作掩盖）、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等。焦国标也指出，拯救、改变中宣部的上下两策与4个办法，要求设立专门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并指如果不撤销中宣部，至少该绳之以法。
报道称，在公开批判中宣部后，焦国标仍如常在北大教书，但校方已找他「恳谈」，要求他「顾全大局」，有人建议他出国暂避。他已做好心理准备，若丢了教职就回河南老家种田。
附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着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着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
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
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
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
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