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穷地方就不能盖豪华大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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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不能，本来地方就很穷，还盖豪华办公楼，这似乎有点不太协调，虽然盖楼资金的都有合法的来源，但是老百姓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一些想法，造成官民矛盾，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支持方：能，贫困地区要想摆脱贫穷就要靠吸引投资，假设一下如果你是投资商，你看到当地政府办公的地方都很破，你愿意向这里投资嘛？所以，穷地方不能盖豪华大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新年大家一起疯

年轻人的思维就是不一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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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评　周文水
　　据人民网报道，最近，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公开斥责苏北个别贫困县刮起“办公楼奢华风”：在苏北一个财政贫困县，老百姓生活困难，干部工资发不全，靠上级转移支付，才能保证教师工资。可在这个县的一条街上，竟有7栋气派的豪华办公楼。
　　点评:办公楼高起来了，政府的亲和力与公信力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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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斌　发布时间： 2005-08-16 06:02　来源：光明网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群众的收入还很低，部分人还处在温饱线以下。为使这些地区尽快赶上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帮扶，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贫困县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尽管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顶着贫困
县的帽子，吃着国家的补贴来大张旗鼓地建豪华办公楼。然而，山西省柳林县投资近2亿元建高16层60.9米的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从外观看上去，颇像省委的办公大楼，要知道，该县属于省定贫困县，属于被扶助的对象，去年该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515元。（山西新闻网，8月10日）

　　贫困县之所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展资金短缺，受资金的约束，很多想办的事都很难办成，一些有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得不到发展，工业起步困难重重。这些难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二个字：缺钱。因此，贫困县的发展必须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投入高产出。这些道理我相信贫困县的领导们不会不知道，可为什么明知故犯呢？究其原因，我想有这么几个：其一，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心。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贫困却要装出一副大佬派头，什么不做也要建一个面子工程。你说我穷吗？你看我这豪华办公楼，你那的条件未必有我好，在和外界的对比中满足一时的虚荣。其二，贪图享受的无为心理。有的人认为我在贫困县工作，条件实在是够差的了，别人能有好的工作条件我为什么没有，穷归穷，先把自己的窝建好再说，管他欠债不欠债，遗留问题让后来人给擦屁股。其三，彰显政绩做表面文章。要发展好一个县的经济并非易事，要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就更要操心，然一些官员只愿坐在办公室动动嘴皮子，要真刀真枪地去干是这也难那也难，不过为官一任总要有所交待的，修一座豪华办公楼交差大家都满意，既能作为升官的资本，又是今后吹牛的谈资。

　　不管建多豪华的办公大楼，如果不一门心思谋发展，不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这座大楼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变得多么高大。相反，经过不懈的打拼，甩掉了贫困的帽子，百姓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即使是一座不起眼的楼，它在人们的心中也如里程碑般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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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柳林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在当地颇为“显眼”：大楼高16层60.9米。目前，10层以上的装修工程已基本结束，装修豪华、考究。据知情人透露，整幢大楼投资近2亿元。然而，柳林县到目前仍属于省定贫困县。

    楼堂馆所的豪华建设，反映出了一些地方领导的奢靡之风。他们不搞可行性研究，不搞科学、民主决策，自己拍拍脑袋，想当然地就搞起成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的工程。他们注重的是这些工程的外在“形象”，却很少考虑这些工程的内在功能和实际效用，更有甚者纯粹就是要制造假象糊弄上级、愚弄百姓，为个人捞取荣誉和实惠。

    中央政府多次指出，要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在社会发展和加强薄弱环节上。因此，财政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能浪费在一些冠冕堂皇的项目上。贫困县盖豪华办公楼，是当地官员没弄明白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才会做出如此本末倒置的荒唐事来。所以，对于那些已建立起来的豪华办公楼，审计部门有必要进行审计，看看是否存在“黑洞”。（作者/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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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2006年1月22号——豪华办公室的背后

　　主持人 翟树杰：

　　现在请你看看我身后的大屏幕画面，您能猜得出这个画面拍摄的是个什么地方吗？是高级宾馆的会客厅还是谁的私人豪宅？如果我告诉你这是福建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林业局局长的办公室，您会怎么想？前不久，记者在福建省宁化县就了解到了这豪华背后的秘密。
       

　　解说：

　　宁化县位于福建省西部，是个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然而在宁化县有一座显眼的建筑，那就是宁化县林业局办公楼。画面上的这间办公室是县林业局局长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面积之大，装修之豪华，不仅在宁化县就是在福建省的政府部门里面，也算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一个贫困县的林业局哪来那么多钱改善办公条件呢？

　　记者：

　　您局里的这些经费，这些盖楼的钱从哪儿来，你知道吗？

　　王海源 福建省宁化县林业局原局长：

　　我们现在这个楼的钱，原来是抵押给银行的。

　　记者：

　　用什么抵押的？

　　王海源：

　　原来的房子抵押。

　　记者：

　　能抵押那么多钱吗？原来的房子。

　　王海源：

　　我们这座房子的钱是原来我们这所楼置换掉的，原来是这块地盘，还有两座楼是林业局的。

　　解说：

　　王海源是原宁化县林业局局长，根据他的说法，买新楼和装修办公室的钱都是用原来林业局的地皮和老房子从银行抵押而来的，然而在宁化县，我们从林业局另外一位原负责人的口中却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

　　记者：

　　你们的楼包括局长的车，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陈祥平 福建省宁化县林业局原副局长：

　　应该是说出卖木材运输证获得的非法利益。

　　解说：

　　木材运输证是木材合法采伐和运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凭证，在一个地区只有国家批准砍伐了多少树木，配合采伐证，最后才核发相应数量的运输证，只有凭着木材运输证，木材才能合法地从林区运出，运向全国各地。按照我国《森林法》的规定，木材运输证严禁用来买卖获利，然而在宁化县，一段时间里只要拿钱，谁都可以得到木材运输证。

　　陈详平：

　　只要花140块钱一立方米，就能够买到运输证，从我们国家来讲，从采伐证到运输证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行政许可措施。如果依法来办的话，我们所有非法的木材都不可能合法进入流动领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条畅通的销赃渠道，导致了所有的非法木材能够顺利地进入合法流通领域，引发了乱砍滥伐成风。

　　解说：

　　由于在宁化县可以用钱买到木材运输证，一段时间里，甚至有一些外省的木材贩子也来到宁化县采购木材运输证，靠买卖木材运输证，宁化县林业局又成为宁化县最富有的一个政府部门。然而当时作为宁化县林业局局长的王海源却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王海源：

　　当时不知道。

　　记者：

　　当时您作为主管领导都不知道？

　　王海源：

　　不知道，这些具体的运作，具体的工作，我当主管领导的，我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清楚，也没有人跟我说，如果说我知道我就会制止，那就不会让他这样做下去。

　　解说：

　　王海源声称这是个别人的私下违法行动，作为主要负责人，他并不知情。是个别人的行为，还是集体的渎职行为？我们先从木材运输证取得的环节中开始调查。木材运输证的办理首先要由林业的林权所有者提出申请，再由林业设计部门规划，由林政部门核实监督，最终实际采伐多少林木，就合发多少木材运输证。如果砍一棵木头就办一棵木头的运输证，自然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证可以买卖了，那么多余的木材运输证是怎么得到的呢？林业局的规划设计部门和林政部门是木材运输证办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他们声称在他们的工作中没有违规行为。

　　张广新 福建省宁化县林业局科技中心主任：

　　像我这个设计的时候，设计的采伐强度是40％，它实际上砍伐强度，可能他去砍的时候，他才砍了20％，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数量会多出来，是这个意思。

　　解说：

　　根据宁化县林业局设计部门的说法，设计得多，砍得少，才会有木材运输证多余出来。而负责监督的林业局林政部门也表示少砍点多砍点在实际工作中不容易发现。

　　记者：

　　当时在你任林业站负责人的时候，你们辖区里面有没有遇到这种申请的伐区，然后你去核实发现事实不符的情况？

　　张少龙 福建省宁化县林业局林政股股长：

　　好像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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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都市时报】

　　靠全额财政拨款的云南省红河州民政局，从哪里弄来的钱建起了豪华的办公楼和高档的“民政社区”？循着这个疑问，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财政一处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吃惊：1996年至2003年，红河州各县共汇入红河州民政局6000余万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但截至2003年末，账户上仅剩 130余万元。
       

　　面对审计部门的询问，红河州原民政局局长罗理诚和原农保处处长黄有文最终承认：农保基金被民政局出借了。如今，虽然罗理诚等相关人员被判处刑罚，但巨额农保基金却回收无望。

　　“等我们老了也可以像工人一样领取退休工资”，云南省红河州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从1996年开始编织的这个美好梦想，如今却面临着可能无法得到兑现的危险。

　　近日，云南省红河州原民政局局长罗理诚因涉嫌挪用6000余万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和受贿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个涉及官员多达15人的腐败窝案，随着对罗理诚的审判渐渐为社会知晓。

　　盖豪华办公楼钱从何来

　　巨额农保金究竟哪去了

　　2004年3月，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一安排，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财政一处开展了对红河州本级财力状况的调查。

　　调查之前，审计部门经过分析，确定将未在红河州政府行政中心内办公、单独建起了豪华办公大楼的红河州民政局作为审计的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一个靠全额财政拨款的单位，如何有能力率先跳出行政中心，建起豪华办公楼？

　　按照程序，审计组首先对该局进行了内控制度测评。“测评的结果却让人吃惊，该局竟然没有《财务管理办法》，基建账户没有实行集中管理，所建宾馆、歌厅、高档职工住宅和办公楼等多项建设资金来源也不清晰。”红河州民政局一位干部向记者转述了当时参与审计的负责人对该单位的初查评价。

　　就在审计组驻民政局工作期间，一封封举报材料送到审计人员手中。举报材料多次提到：民政局管理的农保基金去向不明；救灾物资仓库被民政局领导租给私人办起了歌舞厅。通过查账，审计人员发现：1996年至2003年，红河州各县共汇入红河州民政局的农保基金中，有近6000万元不见了。

　　难道数额如此巨大的基金都兑付到参保农民手中了？通过就近调查该州蒙自县雨过铺镇的投保农民，审计人员发现：投保的农民已经有两年多未能领到1分养老保险金。

　　民政局称

　　出借养老钱是为基金增息

　　面对审计部门的询问，红河州原民政局局长罗理诚和原农保处处长黄有文最终承认：农保基金被民政局出借了。但罗理诚同时辩称：这样做是为了增财生息，是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

　　罗理诚的辩解马上被审计组查明的事实揭穿：该局其他领导班子成员都表示未曾参与研究和决策出借农保基金的事项；该局3年来的会议纪要和会议记录，从未有过研究决定出借农保基金事项的文字记载；所有的借款合同上面都是罗理诚“同意出借”农保基金的亲笔批示。

　　2004年初，记者曾采访过罗理诚。当时他对自己出借农保基金一事还“颇为得意”。他说，如果按规定将农保基金存入银行，利息孳息不够将来兑付参保农民，出借农保基金、让基金“在外营运”是实现基金增息的“好办法”。

　　罗理诚就是在这种看似合理的前提下，完全不顾“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增值，任何部门都不得挪作他用和用于直接投资”的规定，出借了所有的农保基金。

　　审计组调查后发现：1997年至2003年，罗理诚先后将6345万元的农保基金出借给私人承包企业和单位。直至审计人员调查时，尚有5200万元本金未能收回。所借出的农保基金，有的没有设定抵押物，有的超过诉讼时效，有的早已成为该局豪华办公楼的砖块和水泥。

　　空壳公司作掩护 农a保基金被挥霍

　　审计组发现，罗理诚出借的农保基金中，有高达4280万元借给了一温州商人承包的红福经贸公司。

　　记者从红河州工商局了解到，红福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系红河州民政局下属的集体企业，主要经营零售、批发及代购代销各类机电产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等。1996年8月5日，红河州民政局聘请温州商人李孝銮任该公司经理。8月22日，李孝銮冒用红河州边贸总公司的名义同红河州民政局签订承包红福公司的协议，承包期2年。而此前，李孝銮已到工商部门变更了工商登记，将自己变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

　　这样一家和民政局有极深渊源关系的公司借走的钱又去了哪里？通过审计组查证，一个更大的黑幕展现在审计部门的面前。1997年至1999年，红河州民政局管理的4000余万元农保基金先后分11笔次划到红福公司的账上之后，很快就被李孝銮以支付工程款、货款、投资款等方式提现或转走，至2000 年3月，红福公司的账户上仅有余额2300元。

　　而以“实现农保基金升值”为幌子出借巨款的红河州民政局一群干部，也靠着借款单位红福公司先后“发家致富”。司法机关查明，局长罗理诚先后收受了借款单位的行贿款28.8万元，同时，收受李孝銮赠送的红木家具一套、手提电脑一台。而东窗事发后被追究责任的其他相关干部，也相应收受数额不等的钱款和财物。不仅如此，民政局的决策者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全局干部职工。在如今红河州政府所在地蒙自县，一个集办公、酒店、高档职工住宅为一体的民政局大院被当地人称为“民政社区”。而这些浩大的基建工程，当地财政预算根本就没有为其安排一分钱。

　　审计部门调查证实，除了出借的农保基金外，红河州民政局还将农保基金中的830万元挪用作了红河州民政局自身的基本建设款，而按原规划投资757万元的“滇南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竟变成了歌舞厅和按摩间。

　　挪用行为早被发现 却未引起当地重视

　　近6000万元资金被挪用、民政局没有靠财政一分钱的投入就盖起了浩大的“民政社区”、投保农民没有得到兑付，这些现在看起来触目惊心的问题，在几年的时间里，难道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国家审计署昆明特派办在感到“纳闷”的同时，也时刻感受到审计过程的“艰难和孤独”，面对民政局的“不配合”和有关部门的消极对待，审计人员感到：挪用农保基金窝案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由于红河州有关部门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不予合作，关于农保基金被挪用时当地有关部门持何态度记者不得而知，但审计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红河州审计局就掌握了红河州民政局非法挪用农保基金的问题。

　　红河州相关部门在审计后作出了“(红河州民政局应该)停止借贷款，尽力催收已贷、借出的(款项)，减少基金流失的风险”的审计意见。但红河州民政局不仅没有按照这个意见进行整改，反而于2003年再次挪用农保基金100万元出借给为本局施工的有关公司。与此同时，当地农民因为养老金不能得到正常兑付也到处上访或要求退保。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河州有关部门依然认定“民政局已按审计决定意见作出了改进措施。审计决定反映的情况不影响(对罗理诚的)提拔使用”。在当地媒体和云南民政系统刊物的相关报道中，记者发现，罗理诚一直以来都是当地民政系统的先进代表。

　　红河州政府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分析认为：罗理诚案件反映出红河州有关部门对于巨额农保基金的管理完全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据介绍，罗理诚曾经试探性地将部分基金用于民政局的建设，这种违法的行为不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查处，红河州个别领导甚至认为罗理诚“有脑子、懂经济”，在不等、不靠、不要的基础上就率先建起了令其他部门羡慕的办公大楼。

　　监管不力出问题 巨额基金难追回

　　“红河州民政局挪用农保基金窝案的教训是深刻的。”记者在红河州采访时，该州政府官员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府对农保基金的监管不力，发现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让违法犯罪分子钻了空子，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记者在红河州采访时了解到，案发后，有关部门拍卖了涉案资产，但仅得到一千余万元。红河州相关部门表示，何时能完成这个繁重的“追债工程”很难确定。

　　法制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