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文学博士抨击当红作家放了“哑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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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的新书研讨会上，李建军等十位文学批评家对五位当红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了批判，这五位作家是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

　　“我们当代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复自己，我很‘佩服’池莉能20年如一日重复表达一种情绪……”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辑、文学博士李建军说。

　　“拿贾平凹而言，如果孤立看《废都》之类作品，很容易认为他有不少独特、创造性的东西，但当我们梳理中国的性文学，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他的东西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吸取了很多过去古代文学的糟粕。”批评者之一、作家蒋泥表示。

　　众批评家从各个角度对五位作家进行了批判，归结起来便是：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都是“伪作家”，他们身上的问题可汇总概括为“媚俗化倾向、伪平民立场、伪艺术手法和‘唯皇史观’”。

　　批评家们认为，池莉的作品注重写实，但没有对现实生活对象的价值判断；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是“伪艺术”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虽然文字优美、结构诡异，有一定的艺术性，但缺乏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真正呼唤；二月河的作品宣扬“唯皇史论”，歪曲历史，歌颂僵而不死的专制体制和皇权文化，逆历史潮流而动。

批评当红作家意在反思当代文学

　　“批评五位当红作家是因为他们都存在着该批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被遮蔽，这对作家的创作构成障碍。”李建军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他们被当作我们这个时代影响较大的作家，所以批评他们也是在反思当代文学。

　　“我们的当代文学存在很多问题。”李建军说，“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意义上，当代文学都未超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而与西方十九、十八世纪的文学相比，俄国托尔斯泰的宗教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深刻的洞察、法国巴尔扎克的力量感、雨果的浪漫和思想的深刻、英国狄更斯对底层人的同情和描写生活的细致优雅……这些都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所不能及的。”李建军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四大“软肋”：

　　其一，当代文学呈现的多是琐屑的生活内容和轻飘飘的欲望碎片，缺乏诗意和道德感，缺乏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其二，艺术上有严重残缺，叙述混乱，缺乏完整的、巧妙的结构。“伟大的作家要给时代提供养料，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优雅和有魅力，而他们的语言呢？破碎、累赘、疙里疙瘩、不通畅。还有的修辞拙劣，缺乏分寸感，有的作家甚至连比喻修辞都用不好。”李建军说。

　　其三，当代作家太冷漠。“作家的作品应该引领自己的时代，帮助人们实现人格的成长和道德的升华。当人们处于暗夜时，要给他们提供光明；当人们处于寒冬时，要给他们提供温暖。而中国很多当代作家的心是冰冷的，他们在写作时缺乏爱意。”李建军说，这与作家们病态的自怜、缺乏爱心和责任感有关。

　　其四，当代作家的写作缺乏距离感，跟现实生活贴得太近，被生活湮没了。“跟现实生活离得太远会冷漠，贴得太近又会被湮没，作家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要善于保持恰当的距离。”李建军说，而现在很多作家一头扎进现实中，完全被生活“绑架”了，大家需要寻求感官刺激，他们就写床笫之事，就写肮脏的男女关系。

也要给文学批评“拨乱反正”

除了反思当代文学外，众批评家还提出，他们还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矫正国内“文学批评”除了“讴歌”就是“酷评”的歪风。

　　“中国所谓的批评家向来是赞扬家，他们既是看客，也是过客，有的忙于编写文学赞扬史，有的忙于给喜好风花雪月的女博士讲课，有的则象妓女接客一般，红包一来，两三天就造出一位大作家。中国文坛如此腐败，完全是他们与作家共同‘犯罪’的结果。”评论者之一苍狼说。

　　“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得到了好处，但他们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以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李建军说。

　　李建军表示：“我们想通过这次行动告诉人们，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敢于尖锐地提出问题，敢说‘你写得不好’，敢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同时还要提出，我觉得怎么写才能更好。批评必须给人以反对的自由和反对的勇气。”

　　在李建军看来，批评家和作家就象两个拳击手或者两个足球队之间的关系，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活动才有意义。而这个时代，作家是时代的宠儿，也享受着媒体的关注、批评家的吹捧，而批评家则躲在无光亮的角落，所以变得自卑，不敢说话。

　　“真正的批评是一种对话甚至对抗性的行为。它以为敌的方式为友。它借怀疑之手推开认同之门。因此，真正的批评更容易招致误解甚至敌意，而不是赢得掌声和鲜花。”李建军说。

　低调处理因为“缺乏气度和胸怀”？

　　近十位批评家此次一记重拳出去，却遭遇低调回应，且是在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五位当红作家才最终低调回应。

　　“对于外界的任何评论，我从不在意，让他们尽管去说、去骂吧，我只管写自己的小说。我认为能被人批评总是件好事，说明我的作品仍有人在关注。”池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论批评多么恶劣，这对她的写作不会造成丝毫影响。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出：“只要是建立在学术之上的正确评论，他们怎么说都没关系，再说他们怎么说，我也没有听到。”王安忆表示了与莫言相同的意见，而贾平凹和二月河则一再对媒体表示，不想对此事发表意见。

　　对于五位当红作家的低调回应，李建军博士提出，这并不出乎他的预料。“中国作家从来都缺乏接受批评的气度和胸怀，缺乏与批评家对话的勇气和自信，缺乏承受否定的心理能力，我把他们的低调回应看作是怯懦。”

　　而批评者之一蒋泥则与李建军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五位当红作家的此种回应正是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也在写小说，人家也批评过我，认为批评家说的正确，就悄悄改正；认为批评家说的没有道理，就我行我素。所以怎么说他们都没必要出来辩护。”

寂寞无声并不等于放了“哑炮”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与当红作家低调回应相同的是，读者对此事也无太大反应，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针锋相对的争论。“出乎预料的平静。”报纸编辑宗小姐如是说。而与此相反的是，上个世纪，对现代派的看法等等文学问题曾引发了一场接一场激烈的争论。即便是到了近几年，金庸和王朔、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也都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

　　对于读者的冷淡反应，亚运村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张先生认为，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五位作家都属于非常有实力的作家，要评价他们的作品，评价者本人必须有相当深厚的文学研究功底，而大部分的普通读者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底。事实是，普通读者对于这五位作家的作品甚至不一定能完全体会，又怎么能评价或者提出批评呢？

　　张先生还提出，读者反应冷淡也与他们对此类事情的厌倦有关。“余秋雨和余杰、金庸和王朔引发了两次大范围的论争，经过了前两次的争论，很多读者对于这种争论已经产生了厌倦情绪。”张先生说。

　　而李建军则认为：“现在与以往大不同了，那时候生活节奏单一，文学处于人们精神活动的中心，而现在，文学被边缘化，在多元化的语境里，一件事情无法成为大家一致讨论的一个话题。”

　　“当然，这样未必不正常，吵得热闹未必一定正常。我认为，一种声音讲出来，大家听到了，然后去想了，就够了。文学本来就是宁静的事业。只有在宁静的秋夜，文学之果才从心灵之树坠落。”李建军提出，“批评不是打群架，不能过分强调批评的娱乐效应。我其实不赞成过于热闹的炒作，批评需要尖锐，但更需要冷静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