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

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

最近，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传媒都报道了一条新闻，标题做得颇为抓人眼球：《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

报道中提到的“英国学者”是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不过，他并没有单独宣称“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而是试图用调查数据证明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最聪明，并力图说明种族的智商水平与其富裕程度和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我在网上查到了林恩教授的个人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给他发了一份邮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林恩教授是智商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今年已有76岁，我本不指望他能马上回函，电邮联系纯属心存侥幸，“有枣没枣打两竿”。

不料，他很快回复，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

“丢失的环节”？

然而，为准备提问而进行的一番网上搜寻，却几乎使我放弃了采访的初衷。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如今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不同国家悬殊的贫富程度。造物主为何厚此薄彼？分析其中原因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近些年来，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就有三本书让我印象深刻：英国学者约翰·凯（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秘鲁学者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资本的奥秘》和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谈的都是国家贫富和文明兴衰。

《市场的真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各国贫富的原因，副标题就叫“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资本的奥秘》从法学角度分析资本“死”、“活”对财富再生的影响，副标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取胜，而在其它地区失败？”；《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野心更大，视野更广，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也是副标题）。

所有这类的书提供的解释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似乎都有点儿缺失：如果说经济体制是决定各国贫富的原因，那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却难以走出贫困的泥沼？如果说明晰的产权法律制度是区分“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的标准，那为什么有些完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总是摘不掉“发展中”这顶帽子？如果说文明兴衰最终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那为什么历史上强国弱邦的更替变换有时也在同一纬度的舞台上开演？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菲利普·鲁什顿（Philippe Rushton）在评论林恩的研究成果时称，林恩找到了当代 “国富论”因果链条上的“丢失的环节”─ ─ 智商。

然而，林恩的研究在西方却极具争议，他探讨的话题甚至颇具爆炸性：种族之间智力上有差异，那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立论吗？上网搜寻一番后，我才发现，林恩的新书问世后，西方主流媒体或是冷眼相视，根本不报道，或是冷言相讥，报道中充满质疑。当然，引起争议之处并不在于林恩所说的 “东亚人比欧裔白人更聪明”，而在于他宣称的“白人比黑人智商更高”。

用鲁什顿的话来说，林恩是在“雷区”探行，随时会踩上“地雷”。

谁说学术无禁区？即使在号称崇尚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西方，学术其实也有禁区：研究种族智力差异就是一个禁区。但问题是，林恩的研究是纯学术吗？就算是纯学术，如果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如导致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如今种族构成日趋混杂、文化色谱日趋多元的西方能够承受得起吗？前几年，一本同样探讨种族智商差异的书《金钟曲线（The Bell Curve）》在美国也遭到类似争议或冷遇，就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自由与种族和谐两大目标之间存在张力的另一个例证。

如何斟酌提问的措辞？怎么把握写作的分寸？我一度很想借故推掉这次颇难拿捏的采访。

但我最终还是拨通了林恩教授的家中电话。

采访实录

电话中，我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智商测试是一个人智力的准确、全面的反映吗？”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我继续追问：“抽样式的智商测试能够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总的来说，误差率在四到五个智商点之内。”

“那么，你认为智商是解释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也颇为重要。”

我把话题转向了中国：“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你说的中国人的高智商有关？”

林恩教授虽然年逾古稀，却言锋甚健：“几乎完全相关。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我对他的“几乎完全相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大多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均属欧裔移民的定居点，为何贫富程度却有很大差别？”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欧裔移民都是少数族裔，而欧裔移民占人口多数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国，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一直管理不善。”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专著《智商与国富论》中，他仅仅列出了决定国家贫富的三个因素（根据重要性大小排列）：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次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在无意中承认：除了他过去说的三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中国：“你在新书中说，中国人智商高于欧洲人，你又说，智商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远远不如西方呢？”

林恩语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不鼓励创新，甚至扼杀新思想、新创意，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输已有的知识和培养循规蹈矩的听话者，而非标新立异的创新者。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虽然基督教历史上也扼杀新思维，但新思想、新创意总能在互相竞争的国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无意之中，他又说出了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和创意竞争机制问题。

猜谜需要更高的“智商”？

结束采访后，我又仔细阅读了一些林恩的文章，但下笔时却颇为踌躇。

毋庸置疑，国民智商高低，在历史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肯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经济”中，智商的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大概无人否认日本人的高智商在日本经济迅速起飞、日本高科技产品畅销全球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心照不宣，但在任何社会，父母都不敢忽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尽管种族智力差异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触及了种族关系的敏感神经，但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

然而，问题的实质更在于，智商在国家贫富、民族强弱的变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近三十年来，某些中国人经历了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自信、再到民族自大的心态历程，在这种心理环境下，像本文开端所提到的那些传媒报道那样，过分强调中国人智商的优越，是否会导致决策者和国民沾沾自喜，进而忽视制度建设、文化改造、管理完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文明兴衰、种族强弱、国家贫富的原因，像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古之谜，不知激发了古今中外多少哲人智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相应的学说、理论也层出不穷。据鲁什顿的概括，其中主要的学说便包括：气候决定论（温带被视为最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域）、地理决定论（东西轴线的地理环境据称最利于文明发展）、文化决定论（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劳动分工被称为国家致富的必经阶段）、依附理论（认为国家贫富取决于各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理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等。

各派学者大概都因为过于偏爱自己的发现，而把它称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林恩教授似乎也不例外。也许，林恩找到了（或者说出了别人不敢明说的）“丢失的环节”，但并非他自认为的最关键的“环节”；也许，国家贫富这一复杂现象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需要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 weicheng_ft@yahoo.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