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拔足狂奔的猪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丁大卫（David M. Deems）
　　
面对自己的灵魂
　　
　　中青报记者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介绍他的文字材料上这么写着：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活动”；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7年；2000年至今，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先是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亲热地问“回呢吗？”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近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圈着一双长腿，挤坐在乡间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2000年50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
　　
　　说到东乡时，他总是很自然地说“我们东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2000年5月，当时在西北民院任教的丁大卫，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做过一次嘉宾，那期节目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作为外籍教师丁大卫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当时，学校外面是一个市场，丁大卫指着市场里民工住的地方，和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比他们已经强很多了。
　　
　　这位校长后来到处和人说，这个丁大卫，他和民工比。
　　
　　到了东乡，还是一样。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他说。 “也许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这是一间13平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10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是，总是要盖两床，身子一床腿脚一床。他还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48码的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县，很冷。
　　
　　生好炉子，我们出去吃饭。东乡县城在一片山坡上，惟一的一条马路坑洼不平，没有路灯，只能靠两旁店铺里透出的灯光看路。我们走进一家饭馆，老板和伙计都认得他，丁大卫和他们用东乡土话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伙计端来了一盘羊肉和两碗面片。平时，丁大卫的饭就是一碗牛肉面或一盘炒面片，加一个饼，不超过3元钱。这次，为了招待我，他请我吃东乡的手抓羊肉。
　　
　　这顿饭花了30元，我抢着要付账，丁大卫只是坐在那里笑，说“那你看看他们收不收你的钱”。小伙计也直对我笑，拿眼睛看着大卫，从他手里接过了饭钱。 以后的几天里，在我的坚持下，大卫“允许”我和他轮流付账。每顿饭，不过就是两碗面或几个包子，两人加起来都超不过5、6元。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东乡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从那时开始，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2003年6月，甘肃省公安厅、省外事局、临夏州公安局等部门专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东乡了解情况，认为他“不计个人报酬，克服种种困难……品德和行为令人感动”。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4、500元就够了。
　　
　　“听起来你简直就没有缺点。”我开玩笑地说。
　　
　　“怎么没有？多了！”他一口气地说：“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爱啃手指……”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小时候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热爱航空业的他，打算毕业后去亚特兰大，去最有名的三角航空公司做一名经济咨询顾问。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有个机会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Asbury College)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 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不缺人才，可是流失得很严重，西北的人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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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足狂奔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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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足狂奔的猪

丁大卫（David M. Deems）
　　
　　
　　
　　 弗吉尼亚威廉马莉大学国际研究专业学士
　　 肯塔基艾斯贝利研究院古典文学硕士
　　 1993年 日本 语言中心 英文老师
　　 1994—1995年 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组长
　　 1995—2002年 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任英语老师
　　 1999年 获甘肃省政府颁发给有特别贡献外国人员的奖项——敦煌奖
　　 2000年 广东潮阳恩溢国际学校任副校长、英语组长
　　 2000年至今 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拔足狂奔的猪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会带着一个被磨掉了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自己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意的。“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三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六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说到电脑，还有一段故事。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了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
　　
　　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一边，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2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2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手里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这样可以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那是一所只有一排平房两间教室的学校，没有围栏，没有大门，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在沟的这边，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因为生日还没过呢。这算是他在中国和东乡遇到的culture shock（文化差异）之一。基本上，除了发音稍有一点外国味儿，他的中文流利而地道。比如，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乐了：“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拔足狂奔的猪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然后，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老师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功课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有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
　　
　　“那个×××，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 对方茫然，“谁？哪个班的？”
　　
　　“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
　　
　　
　　“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负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
　　
　　“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三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三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记学生名字的本事了得。他教过的学生做老师后，还向他来讨教记学生名字的技巧。
　　
　　“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他说这是从教小学的经验中学到的。“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上课，老师只是喊不要说话、安静，一点不起作用。而如果你说‘蔡小明，你坐下’，立刻就有效果。”
　　
　　“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三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好好地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这几年下来，丁大卫对所有东乡的班车都了如指掌，所有的司机和售票员也都认识他。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3天时间到东乡来，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列扶贫重点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我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
　　
　　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 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和归纳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因为是清一色的女老师，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颗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还有一个学生退学，是因为14岁了，个子太大，上一年级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了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有人说，是中英项目的（中英两国政府合作的一个教育项目）；还有人说，是临夏市那个加拿大人开的皮鞋厂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尽管教育局从不告诉他要做什么，他这个“顾问”还是常常很自觉地去教育局汇报工作。我在北京打电话给他约采访时，他就很懂人情世故地让我先给教育局局长打个招呼，理由是“我是归他们管理和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