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两起谋杀案

[历史随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从民初的两起谋杀案谈起

作者：班布尔汗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是被国民党称为叛徒的陈炯明在得知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后所写的挽联。
　　这位从民国元勋成为不世贰臣的革命元老通过这幅挽联为自己和孙中山“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的一生恩怨作了简要的总结，希望自己的老总理老对手能够感到“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他还是坚信自己与孙中山只是治国方略的不同，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背叛革命，背叛民国。其时，陈炯明离自己辞世的日子也已不远了，个中悲凉，可以想见。
　　民国成立之后，革命者们的鲜血并没有停止迸流，“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的悲剧重复上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众多的英雄都认为自己有着“活人”“杀人”的能力，也有“活人”“杀人”的权力。于是乎，“杀人”的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而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为了“活人”。
　　民国在不停的杀戮中从一出生就丧失了本性，而在众多的杀戮当中，有两起谋杀案，最为直截了当的标明民国难为民国，给“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打上了“假冒伪劣”的标签。
　　第一起，发生在1912年1月13日夜，地点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遇害者是光复会领袖，被誉为“今之墨子”的陶成章。凶手是同盟会员蒋中正，指使者是同盟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上海都督的陈其美。
　　第二起，发生在1913年3月20日，地点在上海火车站，遇害者是原同盟会领袖之一，国民党理事长，热门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凶手是武士英，指使者是时任中华民国总理的赵秉均，还有迹象表明，真正的指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
　　人们往往重视第二起谋杀案，为宋教仁这位有着真正民主共和思想，也有着实行民主共和能力的卓越政治家的夭折而扼腕痛惜。他的死，标志着民国初年较为和平的政争局面结束，赤裸裸用内战来决定谁是老大的是时代正式开始。人们津津乐道于宋教仁在遇害之前的一切所作所为，为他着手实行的“政党内阁”，两党交替执政，“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他有所忌惮而不敢不为。”（1912年2月1日在武汉的演讲）的蓝图而有着无限的憧憬。若宋教仁的规划能够成功，中华民国无论是何种样子，也不会在一次次血腥内战之后成为一个“党国”。而随着那声枪响，一切都化为乌有。
　　宋教仁之死，诚然是悲剧，是中国极大的悲剧。但悲之中，还有壮的一面。这位革命元勋，在于他的战友们推翻了帝制之后，清醒而决绝的又向比皇帝更难打倒的专制思想与传统开战。他的武器，是他所秉承的民主、宪政思想，是力图创造一个国家权力必须公有，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独占的国家体制。一个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人想象的权力能够众人觊觎而又能竞争交接的政治制度。这要比用炸弹和暴动来推翻皇座更具颠覆性，更会有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想功成身退的时候，以“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大踏步前进。他被根本不知也不想知道民主、宪政为何物的北洋政客所暗杀，可说死得其所，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死不可。令人痛惜的是他之死，没有后来人，近代中国，只有一位宋教仁。
　　而在宋教仁遇害前的第一起暗杀，却是彻底的悲，悲的漆黑一片。
　　被杀者是谁？是陶成章，是孙中山评价“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的革命元勋。其人甲午之后有志于革命，1900年、1901年两次进京想“手刃慈禧”。1902年得到蔡元培的资助，到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后致力于联系会党，将旧的会党力量联成一体，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同人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光复会成立，他为实际上的领袖。1906年曾酝酿起义，被推为五省大都督。武昌起义后，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革命军攻克南京举兵北伐时，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以致旧病加剧。所募捐款以千万计，却穷困不堪，在上海时以教人催眠术为生。辛亥革命胜利后，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声很高，多次派人迎接他，沪杭之间“代表络绎于道”。他发表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电，坚决谢绝，为的是履行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而杀人者是谁？是陈其美，是孙中山称赞为 “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的革命英雄。1906年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受命自日本回国经营沪上，出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1909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武昌首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兵临武汉三镇，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他联络光复会上海支部、商团、会党及部分防军，在上海树起独立大旗。光复上海之役，其人率兵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在两度失利的情况下，只身进局劝说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归顺，结果被拘，险被杀害。表现了“大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的无畏精神。“二次革命”期间，负责领导上海与江浙地区的反袁斗争，指挥刺杀郑汝成，策动肇和舰起义与江浙各地起义。袁世凯派他的一位亲友到上海对其游说，称袁世凯已专门汇了70万元到上海交通银行，准备给陈出洋游历，如不接受，则用此款项对付之。陈回答：“我干我的事，他听他的便。”终于在1916年5月18日被袁所派杀手暗杀，实现了自己“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的誓言。
　　元勋杀元勋，英雄戮英雄。而原因，则是革命成功后，不同革命团体的权力之争，陈其美在光复上海前曾说过“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均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无可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为了让“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陈其美这位自诩“俯仰无愧天人”的革命者想出了一个“出奇制胜之策”，便是对于同盟会多有矛盾的光复会领袖人物实行暗杀。陶成章没有如他的同志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一样倒在推翻帝制的战斗中，却在已经光复的上海死在了“自己人”枪口下。随他之死，光复会失去了实际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亦暗不章”，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陈其美的目的达到了。
　　这种悲剧，绝没有荡气回肠。有的只是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哀伤。同是为了民主共和，同是为了国家的崛起，同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何以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自相残杀？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用暗杀解决，这比宋教仁寺与北洋官僚之手更让人痛惜。革命党革命成功之后，理应成为培育革命果实，进行革命后的建设，推进民主共和的现代政党，应如宋教仁所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应变为这样的政党：“政党之产生，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政党藉舆论为后盾，发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之本能，政府亦惟国利民福是求，不敢滥用权力，违反民意，始相制而终相成，而政党于焉兴起。”（谢彬著《民国政党史》）
　　而我们的先贤们显然没有这样的意识，对待不同政见者，仍使用秘密会党对付满清政府的手段进行打击。推翻黑暗之后，所拿出的东西，仍然是黑暗。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仓促发动“二次革命”，其心理也仍是没有脱离秘密会党。而在失败后，孙中山更是反省出：“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85页）。
　　所谓民主、自由、宪政都臣服于“革命”了。
　　如果说宋教仁的死以是中国落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我们尚还可以把希望寄托于宋教仁的战友。那么，陈其美刺杀陶成章，就使我们不得不想，民国先贤们，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民国”？他们对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到底了解多少？他们的心理，到底和曾经的造反者有多大区别？沿着这个疑问往下看民国的历史，怎能不让我们灰心丧气！
　　在“亚洲第一共和国”诞生前的129年，世界第一个共和国美利坚和纵国诞生。在与英国的浴血奋战得到胜利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经因为一致对外而隐蔽的矛盾也都凸现了出来。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莫里斯等人虽然在争取独立的战斗中精诚合作，现在却没有一团和气，争斗持续不断。
　　莫里斯与富兰克林之间因为是否要征税争论不休，莫里斯主张征税，但是富兰克林始终认为当初就是英国人课税课得太重，才会逼得他们想要独立建国。所以富兰克林坚决主张美国是绝对不可以征税的，他讽刺莫里斯：“想要在美国征税的人是比笨蛋还要笨的人！”。
　　 1796年9月，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发表，紧接着党派竞争的帷幕也揭开了。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和曾说过“如果我除非加入一个党就进不了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的杰斐逊之间展开激烈的角逐。这一次竞选，约翰·亚当斯成了美国总统，而杰斐逊成为副总统。到了1800年总统大选，身为副总统的杰佛逊另外组了一个新的政党：反联邦党（就是后来的共和党），赢得了大选。
　　亚当斯和杰佛逊可说水火不容，但谁都没有在自己党政的时候用政治权力来迫害对方，更没有用暗杀等手段。最激烈也顶多便是杰佛逊曾经偷偷花钱请当时知名的八卦作家卡伦德写稿在报纸上谩骂亚当斯。结果亚当斯发现杰佛逊伎俩之后，又花了更多的钱来收买卡伦德写文章攻击杰佛逊的私德。
　　杰斐逊当了两届总统，在他任职期间美国实现了政党问题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承认了政党政治存在的合理和合法性。再激烈的争斗也都是在合法的框架内，最残酷的争斗，是美国民主党（当时叫联邦党）的创办人汉密尔顿和艾伦.伯尔因为总统竞选和纽约州州长竞选而成为死敌，从而引起的决斗，使得汉密尔顿这位即在独立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奇功，又在国家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英年早逝。而这没有阴谋，完全是两个男人公平较量,汉密尔顿死后，伯尔也因为在决斗时先开枪而受到谴责，政治生命随之结束。
　　在创建共和国的过程中，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凡事都很注重手段的正义，绝不因自己认为会达到光明的目的而使用黑暗的手段。他们也有功利的追求，也有对金钱渴望，但他们深知自己为之奋斗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美国。正如杰斐逊在1776年的一封信里所说：“与其今后在我们这里建立一个糟糕的政府，倒不如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个大洋彼岸的英国为我们设立的坏政府。”因此，他们都小心翼翼，即使在自己拥有国家权力的时候，也在随时注意:“173个暴君肯定和一个暴君一样地富于压迫性。” （《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在对权力保持着绝对的警惕：“防止腐败和暴政的时机是在它们抓住我们之前。把狼拒之羊栏门外，要比狼进了羊栏再去拔它的牙和爪为好。”（同上）
　　而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们却一切注重目的，而对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仿佛因为他们曾经革命，曾经推翻了皇帝，便具有了一切道德上优势。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民主共和”。而偏偏“民主共和”是要由一个个正义的手段来达成的，手段的正义容易检测，而目的是否正义却很难预期。美国至今仍是民主宪政国家，而中华民国仅一年便没人再拿民主宪政当回事。民国虽没有再成为帝国，却是换汤不换药的成了党国。
　　陶成章遇刺，显示了革命党人即使对于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同政见者也可黑暗处理，民国创立者没有现代政党党争的意识，于是，宋教仁的遇刺，不仅反民主的一派用背地里的枪杆子来政争，标榜民主的一派更是立即用明面的枪杆子来还击，无论是黑是白，枪杆子都是手段，要达到的目的虽然看起来不同，却殊途同归。作为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1922年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总结了他所亲历的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而造成的惨痛局面：“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这里的英雄，怎么看也与中国历朝历代打天下的英雄无分轩轾，他们都说是要“活人”，所以“杀人”。而“杀”“活”之间，又哪里分得清为“杀”还是为“活”？
　　我们总是记得那些倒在推翻帝制的战场和刑场上先烈，在这里让我们列举一些在民国创建后死于自己人之手的革命元勋们，为他们的死以及随他们的死而陨落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默哀：
　　焦达峰，同盟会员，参加过萍浏澧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组织湖南会党及新军积极响应，10月22日率军攻占长沙，次日成立军政府，被举为都督，派遣新军主力进援武汉。31日与副都督陈作新同时被湖南省参议院院长兼民政部长谭延闿策动兵变杀害。
　　陶骏葆，南京光复之役的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1911年12月12日，参与光复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将其杀害。
　　陶成章，光复会领袖。1912年1月13日夜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陈其美派遣蒋中正暗杀。
　　许雪秋，光复会会员，广东汕头民军司令。1907年5月筹划饶平黄冈起义，攻占黄冈，在清军反扑下，激战6天撤出。武昌起义，许雪秋组织民军光复汕头、潮州等地。1912年5月初，被陈炯明派反正的清军总兵吴祥达逮捕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陈芸生、陈涌波、余永泰等人。
　　张振武，武昌“首义三武”之一，民国建立后任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推荐他出任大总统顾问、东省屯垦使、蒙古调查员等职，暗地里却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1912年于8月15晚，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16日凌晨1点在军政执法处枪决。
　　蒋翊武，武昌“首义三武”之一, 革命成功后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1913年8月29日在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被广西都督陆荣廷手下逮捕。袁世凯从黎元洪请，命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于桂林丽泽门外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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