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据时代的奴化教育

Constantine

● 周文顺（郑州）

　　台湾是中国一省，这是常识。2月4日，日本外长麻生太郎在演讲中竟称之为“国家”，不值一驳。但其演讲将台湾“教育水平”归功于日本殖民教育，则有必要澄清。

　　尽管麻生在2月7日为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称之为“失言”，但究竟是“失言”还是“失据”？所谓“失言，指“无意中说出不该说的话”，但却有可能是真话。而麻生外相所言，是严重失据。

　　麻生声称，“从台湾大人物那里得知”，“我们的前辈还是在那里干了些像样的事”。其实，欲知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作为，只须对彼国历史资料稍加浏览便知。

不学日语者罚款

　　日据时代吉野秀公著《台湾教育史》第12页载，1898年6月5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向地方长官训示教育理念如是：“倘若漫然注入文明潮流，养成权利义务学说盛行之风气，则将有陷新附居民于不可控御之弊害，故教育方针之制定必须十分讲究。”显然，这里视“文明”为弊害，以“控御”为目的，属典型的奴化教育。

　　儿玉源太郎任內的民政长官为后藤新平。此人在任8年，号称日本历任台湾统治者最具“建树”者，享“政界惑星”之誉。据井出季和太著《台湾治绩志》第331页，后藤新平于1903年出席台湾学事咨询会，概括该会的宗旨是，“讨论如何普及日语足矣，此即总督训示也”。

　　正是在此教育方针下，日据时代，台湾广设“公学校”和“教育所”，贯彻日语，尽废汉文。鼎盛之时，专为奴化汉人儿童的公学校达661所，“蕃族”儿童教育所180处，针对成年人开办“国语讲习所”367所。尤其1941年以后，“皇民化运动”几近疯狂。台湾总督府规定：所有机关、学校等公共场合，禁止汉语；教师教学、学生读书，概用日语；不会日语者不准就业；已就业而不讲日语者解聘；不学日语者罚款；火车票不售与不讲日语者。（见昭和13年版《台湾年鉴》）。

　　日人为殖民利益而举办台湾教育，却又顾虑台籍子弟“穷且益坚”，一朝学业反超日人，置日本殖民统治于不利。

　　据《台湾治绩志》第337页，后藤新平曾检讨英国殖民教育：“初无深思远虑，但以教育为善事，而为之开设学校，他日致以其人之道反其人之身之果，此乃殖民政策之失误。”

　　因此，他主张“预防如荷兰、印度尽力于智力开发而多陷于弊害”，实行刻意防范民智开化的“差别教育”。其手段为：将日、台学生分别就学；教育设施、教员、教材分为优劣三等：优者专为培养日人子弟，劣者专为台人而设；针对高山族设立的“蕃族”儿童教育所，则全部由日本警察“执教”。

强迫台民接受歧视教育

　　“差别教育”表现在教育规格方面，是对中、高等教育的严格控制。据统计，1944年台湾每万人有小学生1554人，中学生44人。按此比例，仅3％的小学生可升中学。台湾唯一的高等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创立于1928年，但直至1945年，该校16届毕业生中，台人仅219人，占总数八分之一；而居全台人口6％的日人，其子弟却几乎占台北帝大的全部！（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20-1221页，第96页）。正是这种“差别教育”，将台民永远固化在“文化底层”。

　　殖民者并要求台民对“差别教育”逆来顺受。据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170页，后藤新平曾公开对学生演讲：“汝曹如欲求与三千年来忠诚于皇国的母国（指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应以今后80年为期，努力同化于母国人，在此之前即被差别亦莫如之何，勿鸣不平。”联想日据时代，台湾平均年龄尚不足25岁，竟设限80年“差别教育”，真可谓深谋远虑。

　　若追溯台湾教育之业绩，下列诸节似难回避：

　　其一，17世纪80年代，刘铭传首创西学堂、电报学堂于台北。其二，日据时代，台湾近2000家私塾教育的顽强发展。其三，抗日战争爆发，部分台胞径奔祖国大陆求学。其四，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批文化巨匠随军渡台。

　　台湾“蛇毒院士”李镇源（原台北帝大校友）回忆，“自1949北大毕业的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任期虽然只有两年，却为台大注入中国自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的新精神；自此台大校园学术风气蓬勃发展。”

·作者是中国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