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灯谜看民俗文化的俗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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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滨军 赵首成


雅俗之争，高下之辩，贯穿了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全过程。研究中华灯谜艺术，自然需要对灯谜的雅俗之问及艺术规律作出回答。
自春秋先秦以降，中国文化就涵盖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两种类型，尽管这种划分未尽科学合理。一般地讲，所谓雅文化，应当是指在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阶级当中流行的具有一定系统性、自觉性的文化，它具有理想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几乎是自觉地同现实之间保持了一段距离，具体体现为道德学说、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其主体或承担者是知识分子、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所谓俗文化，则是指在基层民众、大众中流行和传播的、不自觉的、没有系统理论形式的文化，其主体是没有条件和机会掌握系统性文化的平民百姓。俗文化的形式是没有经过理论化的心理性的意识和行为，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戏剧等民风、民俗，主要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心理、情感、情趣、爱好、习惯，即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
不妨说，中华灯谜文化正是起于俗而近于雅，最终携俗而雅，自成一派。在俗雅之别、之变、之融中，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规律，证实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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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灯谜艺术作为民俗文化资源，必须在时代的发展进步中获得创新的动力
一个没有了文化和特色的民族，就等于没有了“根”。任何轻视或忽视民俗文化传统，或漠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效应，最终必将遭到文化法则的无情惩罚；所有尊重优秀文化传统并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效应的努力，都将获得文化发展繁荣的积极回报。文化现代性是指传承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价值认定的基本标准。它既是一种文化优选的判断标准，又是一种文化参与的价值取向。现代人从过去走来，总是要利用一切条件参与到各种文化圈层中来，从而实现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其中，现代人自然也要对灯谜一类的传统民俗文化遗产作出选择，以便认定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事象不再是“古化石”或 “历史残留物”，而是把过去引向未来的文化财富。这种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需求，显示了传承文化所潜在的文化现代性特质和内涵。优秀民俗文化资源所产生的现代化效应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生活需求中难得的文化瑰宝。
如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全方位的开放，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像灯谜这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必将受到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冲击。中国农村也正在向城市转变，传统文化存在的空间由田野、乡村向都市空间过渡，中国传统的田园牧歌式文化情调正在被一种高速度快节奏的文化情趣所代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形象审美也正向数字化的逻辑思维方式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灯谜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认为，民间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资产，社会转型期的灯谜不仅不会被进步的时代所淘汰，反而会随着经济发展、时代进步、技术更新，而拥有更加蓬勃的生命。一来现代条件下，人们需要也能够通过艺术冲击，以改变工具理性时代的规范与教条，灯谜所独具的思维方式是日常生活与思维的反抗与叛逆，正符合了现代人的需要；在钢筋水泥的空隙中，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有对于山野、对于古风、对于自由无羁的向往，灯谜便有这样一种性灵的空间；二来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给灯谜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新知识、新素材的层出不穷，网络媒体等新技术手段对灯谜的迅速普及和交流，都将起到推动作用；旧有的灯谜文化既然是建立在拥有完整体系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就可以预见一个融入新文化后所带来的“新灯谜文化”；三是灯谜拥有最广泛的接受群体，每个人都可以在灯谜的制作和猜射中实现审美互动，获得审美享受；由浅而深由简入繁，灯谜自成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在愉悦和笑声中进入一大片新天地；四是灯谜形式短小，雅俗共赏，趣味盎然，增知富学，人们可以在灯谜中寻求各个专业领域的契合点，因而易于被现代生活节奏下的人们所接受欣赏，短短一阕自可解忧去乏，并非很多时间投入才可享受这一种文化的熏陶，而人们获得的却是一眼说看不尽的灯谜世界。
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工作的压力和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固有模式的冲击，使得人们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受到了限制。部分古雅、乃至晦涩的灯谜确实在受众的范围上有了局限，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灯谜的传播范围将被压缩。灯谜这样的民间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的载体,是民俗风情的结晶，是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新的条件下，所谓的“俗文化”将再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乃至冲击我们古老的灯谜文化，同时大量新的知识和构思也将藉此机遇发展出许许多多的新灯谜，灯谜会象一个精妙的社会文化过滤器一般，将“俗文化”发展凝练乃至升华，进而获得一种并非仅仅限于某个层次受众的、带着理想和抽象性、带着新时代气息的“雅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蕴涵着一种创新精神，我们并不缺乏创新的传统和动力。一方面，“俗文化”带来了新鲜的泥土芬芳和浩瀚大地的广博，“雅文化”则“形而上”地为我们筑造一片自成体系的知识天空；另一方面，新的时代，不仅灯谜文化，其它中国固有文化形式也期待着千百年后新的融会和促进再次重现中华文明曾有的光辉时代。
不了解雅文化和俗文化及其关系，便不能全面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发展演变之规律；不了解灯谜的艺术规律，便没有资格对灯谜的审美特征及发展趋向作出判断。灯谜本身特有的生命力，是灯谜艺术不仅不会消亡，反而会愈增其美、愈发荣光的全部原因。
与此同时，像灯谜这样的民俗文化资源为现代化服务，可以充分展现一个民族不朽文化的丰富内涵，使它们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把民俗文化融入国人的现代化生活，可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可以更全面深刻地增强民族的觉醒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现代化进程不能忽视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精华，外来民俗文化冲击愈烈，中华民族固有的民俗文化主流就愈加需要整个民族的文化归属感，从而使包括灯谜艺术在内的民俗文化获得创造性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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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灯谜艺术所固有的诙谐、智慧、唯美、含蓄、求变等特点，深刻反映了我们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是活着的文化类别。灯谜艺术的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祈盼。灯谜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突出表现在诙谐、智慧、唯美、含蓄、求变上。
中国是一个崇尚诙谐幽默的国度。尽管生产力水平制约着中国人诙谐的发挥程度，但几千年来，人们仍然顽强地寻找着生活本身所应拥有的欢乐。戏曲、小品、笑话、相声、快板、说书，这些文艺形式无一不是为人们提供快乐的。其中，灯谜以它浓郁的文化方式，让人们在历经思考后获得射覆中鹄的巨大快感。灯谜活动猜射场所的锣鼓欢声渲染着这种幽默的氛围。同时，千年积淀起来的民间诙谐文化本身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它不仅使正宗文学获得了创作力，而民间诙谐文化本身也因正宗文学而获得新的创作力。民间诙谐文化所体现的民众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原本是处于感性的自发状态，而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光照下，完全可以逐渐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状态，成为精神和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灯谜在技巧背后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背景就使灯谜跨越了雕虫小技的认识误区，一些尊重自然、刻划情感、珍惜生命、洞察历史的灯谜作品，使灯谜不再单纯满足于娱乐而显示出诙谐文化所特有的引人沉思的力量。
和一切文化的创造物相一致，灯谜也可以反映出人们社会生活发展程度和民族素质，考验人类在掌握知识后的智慧程度。灯谜既具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又依靠与人类智慧发挥的统一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体现出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包含着极其广阔、深刻的智力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内容，因而具有无比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包括灯谜在内的民间文化是立诸在孔子的儒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文化之外的，民间文化在传承流变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儒家文化、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交融，但不论什么影响，民间文化的根本和内核没有消失，总是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传统，虽然这些传统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鄙视和排斥的。此外，灯谜等民间文化里面富含着思想解放、追求自由的因素。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上层文化，两千年来固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也有严重的阶级局限和思想局限；下层文化固然搀杂着许多不健康的杂质，但它却饱含着劳动者的智慧和有着比儒家思想更为久远的原始文化的传统。二者共同构成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从民间文化中，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民众的世界观、生活史、风俗史、礼法史，领悟到民众的喜怒哀乐，可以从中研究导致中国历代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多种因素。
人们总是在大俗大雅中寻找平衡点，并试图融通雅俗而超越雅俗。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另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一个时代尽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如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但它都具有统一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像唐代的文化就体现出一种统一的“盛唐气象”，一种开阔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一种进取、昂扬的精神风貌，而五四时期的文化则体现出一种反对封建和蒙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民主精神。一个时代文化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一个时代的不同文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各种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灯谜并没有因为形式的短小，而失去了它的美学价值。不同风格的灯谜作品所表现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抑扬之美如 “研犹有石，岘更无山；姜女既去，孟子不还”射“砚盖”；参差之美如“伍奢”射“举子、生员、和尚”；回环之美如“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射“孟子反不伐”；对称与整齐之美如“腰回小蛮舞，额卸寿阳妆”射“折杨柳、落梅花”；对比与和谐之美如“母托烧香诣之，见女明眸秀靥，居然娟好”射“江城如画里”；多样与统一之美如“孟起虽勇，当与翼德争先，未若君之绝伦也”射“美髯公、索超、孔明、宣赞、关胜”。与此同时，灯谜作品或典雅，或含蓄，或通俗，或善变，典雅者精警凝练，蕴藉深厚；含蓄者隐约委婉，言近旨远；通俗者朴素率直，幽默风趣；善变者精细巧妙，灵气充溢。
民间文化是先进文化的艺术基础，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民间文化的要素和功能而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灯谜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因而也是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朴素艺术表现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生活素材和艺术养份，是先进文化的艺术基础。民间文化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泉。作为鼓励人们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升华提炼而产生的；同时，伟大民族精神又经常利用优秀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加以展现和传播。民间文化基础上磨砺而成的灯谜艺术精品，同样生动反映了民族精神，体现出高尚的艺术品格。
博大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精英、典籍的文化和民间文化两部分组成的，而民间文化是人民用心灵创造的。自有灯谜以来，这门艺术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灯谜这一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合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如果我们深入到最精美的灯谜中去，就会发现灯谜艺术是多么的缤纷迷人，人民多么智慧，多么富于才华。我们从“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隐 “董卓当死”），到“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射“为国分忧”）这样不可计数的灯谜佳作中，能够深切感受到灯谜的文学性、时代性和批判性。正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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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灯谜自身的发展证明，俗文化和雅文化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
雅俗是指文化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等等，这是依据文化的本质来判断文化现象价值的一个尺度。“俗”和“雅”与“大众”和“精英”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不能认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同时，俗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不应忘记，《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雅之极的宫庭御制、状元文章，如今却沦为糟粕，当日的达祖草窗，徒令后人“骇且笑”而已。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
雅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俗文化为基础，通过对俗文化的概括、提炼、修改而形成的。因为雅文化归根到底也是对民众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的反映，而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意识反映最直接体现的是人们的风俗习惯、时尚情趣、社会心理等形式。雅文化必须通过对俗文化进行概括和改造，即将其作为中介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雅文化通过教育、宣传、推广会被下层群众所接受，从而使俗文化受到修正、改进。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在强调“采风观俗” 的同时又强调“礼乐教化”，礼乐教化就是要用雅文化来引导、改造俗文化。所以，雅文化和俗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不是隔而不通的，它们是上下交流、相互渗透和转化，共同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
人们知道，从春秋末期的“先王之乐”与“郑卫之音”的争论，一直到清王朝的“花雅之争”，一以贯之的便是雅俗之争。根据郑玄的《<周礼> 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雅正、雅淡意味着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雅致、雅兴、雅怀等标志着文人生活的特色；而雅更成为儒家重要的审美准则。平民百姓对文化则持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仅知道文化、娱乐、信仰与生命息息相关，能够抒发情怀，解除困惑。他们或歌吟或舞蹈，出自本性；或祈祷或膜拜，发诸心灵。虽然它们原始、粗糙，甚至怪异、荒诞，但更古朴、率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南北宋首都汴京人民的生活场景，既为人们交口称赞，又具有历史参考价值，但也有人却认为：“所画皆舟车城廓桥梁市隆之景，亦未之寻常品，无高古气也。”古往今来，褒雅贬俗的观念一直盘据在一些文人学者的脑海中，他们自视为无冕之王，坐于象牙塔内，以雅自居，鄙视俗人，而将俗文化搁置一旁少加理会。俗文化被赶出大雅之堂，流浪民间，混迹酒肆街巷。但是，俗文化由于植根于民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灯谜艺术更是如此，由于灯谜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学色彩，它折射出人类的智慧，因而灯谜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灯谜活动的空间都一直在提高和扩展。
文化既有感性经验欲望层面，又有超感性心灵层面。前者为文化中的感觉的真实，后者为文化中的空灵的真实。前者为“俗”，后者为“雅”。两种文化真实体现在文化结构上呈现出的“俗文化”和“雅文化”，以及相反相成的格局。以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而论，就处处充满着像灯谜这样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生动例证。魏晋南北朝的民歌为随后的唐诗、宋词带来活力，而民间故事、民间说书如“水浒”故事、“三国”故事、“唐僧取经”故事也被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等文人作家加工成为《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对上层文化、上层文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反过来说，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杜甫的诗歌，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多少文人作家的“阳春白雪”之作，多少“正宗文学”也走进民间，为 “下里巴人”所欣赏，这些作品的出现和流传，对整个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不也是极大的提升？
雅文学是吸取俗文学的乳汁长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乳养亲缘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雅文学中的不少精品源起于古代的民歌民谣，经雅人的收集、删订、编纂升格而成，如《诗经》、《楚辞》等；其二，雅文学的不少文体如近体诗、宋词等无不产生于民间；其三，文人雅士无不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汲取生活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史中不时也有俗文学的作家写出影响广远的传世之作。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俗文学便是雅文化的“源头活水”。《诗经》中的“国风”无疑就是民歌；《调易》这部六经之首也起源于千百万原始先民的宗教实践，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卜筵预测吉凶为《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词源起于市井歌谣，随着“胡夷里巷之曲”的进入，音乐世界繁荣起来，民间艺人为配合乐调节奏的抑扬顿挫，“倚声填词”，词遂应运而生。词诞生于民间，其初期题材也以表现市井情态为主，语言也颇率直俚俗，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几乎就是平铺直叙的白话，直到文人介入创作，将胡夷里巷、市井歌谣作为素材，方超凡脱俗。如温庭筠《忆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内容并未脱俗，语言却得到了升华。“梅需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高雅文化由通俗文化蜕变、发展而来，通俗文化是孕育高雅文化的母体。每种通俗文化都有发展为高雅文化的可能性，而一种文化要在文化史上留下印迹，必定要经历从通俗到高雅，从原生态到定型、抽象化的过程。
以往我们在谈到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时，往往只注意单向的作用和影响，重点是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学和上层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民歌对诗人诗歌的影响、民间故事传说对作家小说的影响等等，很少涉及到上层的文化、上层的文学对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应当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谜圣”张起南说：“作谜者如化学家之制造物品，一经锻炼，即变其本来之性质。无论圣经贤传，大义凛然，一入制谜家之手，则颠倒错乱，嬉笑诙谐，无所不至。”这可以理解为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影响；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吴承恩之《西游记》、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之《镜花缘》、陈森之《品花通鉴》、魏秀仁之《花月痕》、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历史演义、志怪传奇、社会风情小说，都或载有谜作，或描绘猜谜情节，当然是灯谜在向雅文化靠拢并获得首肯的例证。从灯谜作品看，“远树疏林饶画意，高山流水足相思”射“灃”字的意境独造、“云破月来花弄影”射“能”字的精巧灵动，谁又能判断孰雅孰俗呢？从一方面讲，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为文人的文学提供了养分、促进了文人文学的发展，反过来说，集中了时代的智慧和民族智慧（其中包括民间的智慧）的文人文学的出现，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大的提升，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也是一个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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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任何成熟的艺术形式一样，灯谜艺术经历了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
作为灯谜前身的隐语，产生于朝廷谲谏，因其“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可免身祸，故广被采用。到了后来，廋辞隐语渐渐从谲谏演变成影射事物以供对方破译（刘勰《文心雕龙》：“自魏代以来，颇非徘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和谶语占卜，谜语的功能也逐渐成为文人间斗智博趣或民间娱乐的途径。很长时间内，谜即是谶，谶隐于谜。直到宋代，隐语才发展为完善的文义谜，并且因为悬于灯上供人猜射而被称为灯谜（明•郎瑛《七修类稿》：“隐语化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灯谜的艺术特质超越了廋辞隐语和赋物谜语，它借助别解的手段，通过文学化的表达，成为精致、优美、生动的艺术形式。元、明、清季，灯谜走向成熟，并深入朝廷和民间。加上大量文学大师如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徐渭、冯梦龙、曹雪芹、俞樾、况周颐的参与创作，谜作者们对于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充分运用，使灯谜成为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共同喜好的艺术样式，灯谜自身也完成了由粗而精、由俗而雅的转变。
廋辞、隐语、谜语（赋物象形），其特征仅是“回互其辞”，而完整意义的文义谜，是以灯谜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机理都有着明确的规范制约和审美要求作为标志的。灯谜的存在基础在于“隐”，通常是话不明说，意不直表，声东击西，旁敲侧击。刘勰在阐释“隐”的审美范畴时指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川渎之韫珠玉也。”（《文心雕龙•隐秀》）。“作者之情，或不敢直抒，则委曲之，不忍明言，则婉约之，不欲正言，则恢奇之，不可尽言，则蕴藉之，不能显言，则假托之，又或无心于言，而自然流露之，于是言外之旨，遂为文家所不能阙，赏会之士，亦以得其幽旨为可乐”（刘永济语），中国文字的形、音、义多变，给灯谜的这种特征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心雕龙•谐隐》中“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一句，就清楚阐述了谜面与谜底的辩证关系：谜面尽量避开谜底，但又表现谜底；谜底不同于谜面，又相当近似谜面。灯谜的成熟是经历了一个繁复而漫长的过程的，即使《文心雕龙》有了对隐语的明确界定，但他也不能预料从隐语到灯谜的发展轨迹。之所以说灯谜成熟在宋代，是因为此时的灯谜不仅在形式上创新，内容上也有突破，会意与离合相结合，同时离合也摆脱了谶语束缚，谜面成文，精炼简明，文采丰润，艺文并重，灯谜不仅是酬戏应景，而且载之成文、著之成书。自宋开始，灯谜在形式、内容上已具有了崭新文学样式所必备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并重的特征。
与灯谜生而俱来的是灯谜的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概念的演绎和意境的转化导致灯谜思维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是灯谜赖以成趣、存在、发展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根本。灯谜即是依据这一特点，在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属性中，选取一项或几项作为逻辑思维的标准进行推理、判断。
无论哪一种谜体，一旦形成谜底与谜面的对应关系，构成一则完整的灯谜，它们之间就产生一种异于常态的逻辑关系。汉字形、音、义三变的原理被充分利用了，本来运用逻辑思维的一律演绎转化其概念的既定內涵，而取其歧义，贯穿从创作到猜射思维的全过程。
在灯谜的整个思维过程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果是统一的，概念的演绎往往与既定的形象意境大相径庭，因此能产生出逗人的情趣和滑稽的效果。谜贵別解，其思维的双向性是灯谜完整构成的必备条件，底面之间的双重性是回互其辞、演绎转化的必然結果。从谜面的感性形象进行分析，到最后做出理性判断，這是猜射者与制作者逆反成趣的思维程序，而思维的双重性却是一致的，都要求对形象意境和概念进行演绎和转化。
思维方式的双重性和思维程序的双向性贯穿于灯谜的始终，由谜目作为中介对思维范畴起制约限定作用。灯谜的这种独特的思维艺术，使其散发出有别于其它文学作品的魅力，人们在对它理解、融会和贯通后能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情趣。当文义的形象性与人们所要表达的情感达到某些相通，或因为间接的生活经验引起想像时，会受到艺术的感染而在鉴赏过程中根据各自的感受加以补充和丰富，迅速产生共鸣而身入其境，产生审美愉悦。
灯谜从重于铺陈而废字相间到言简意赅，演绎转化过程从大而化之到缜密细致，可以清晰表明灯谜的发展路程，也是灯谜由俗转雅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