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曾被反对的伟大建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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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艺术界反对的埃菲尔铁塔

  1886年，桥梁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提交的铁塔方案在应征的700多个方案中，被选定为巴黎的新纪念性建筑。


  让一位工程师的工程铁塔高耸在巴黎上空，这样的事情即便在想象中也让那些热爱巴黎古典文化的人们难以忍受。尽管埃菲尔设计的铁塔基座象征性地采用了凯旋门的“拱”这样的古典主义建筑元素，但材料和结构的重大革新，远远超出了习惯于古典主义石头文化的人们的接受程度。来自艺术界的批评尤其猛烈，在当年的《泰晤士报》所刊登的由300人签名的反对书中，莫泊桑、小仲马和作曲家家古诺均在其中。


  扬言“铁塔建成之日，就是我出走巴黎之时”的莫泊桑，在埃菲尔铁塔建成以后，在巴黎满地寻找一处没被铁塔破坏的场景，最后他不得不把自己送进铁塔里的餐厅，因为他说那里是巴黎惟一一处看不见铁塔的地方。尽管这样的理由难免遭到后人的揶揄，莫泊桑的做法还是比另一位文学家魏尔伦要聪明得多，这个魏尔伦每需路经铁塔都会绕道而行，以免看见它的丑陋形象。但这怎么可能，铁塔300多米高的剪影，在当时的巴黎，无论你怎样绕道想避开它，它永远会出现在你的头顶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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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古迹变成艺术大市场，而贝聿铭却希望“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他反对一切将玻璃金字塔与石头金字塔的类比，因为后者为死人而建，前者则为活人而造。同时他相信一座透明金字塔可以通过反映周围那座建筑物褐色的石头而对旧皇宫沉重的存在表示足够的敬意。自认因卢浮宫而读懂了法国历史观的贝聿铭并不难从埃菲尔铁塔中读出建筑的命运：建筑完成后要人接受不难，难就难在把它建造起来。因此他不惜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足尺模型，邀请6万巴黎人前往参观投票表示意见。结果，奇迹发生了，大部分人转变了原先的文化习惯，同意了这个“为活人建造”的玻璃金字塔设计。


  现在人们愿意承认，只有进入其中才会消失的埃菲尔铁塔和只有进入其中方可显现的玻璃金字塔，使“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缩到了最小距离”，前者以强制姿态改写历史进程，而后者则隐匿地把历史拽到现代中来。而贝聿铭“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的愿望则一直都被实现着：最新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它赫然成为2004年全球畅销书《达·芬奇的密码》结尾处豁然而开的密码的文化谜底，在这条逼近迷宫的迷宫路径中，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承担了从达·芬奇、波提切利到维克多·雨果以及牛顿等各类艺术与科学巨匠的全部秘密，那些伟大的文化秘密在《达·芬奇的密码》里，就在这个晶莹剔透的金字塔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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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有建筑的扩建所展开的文化争论，是巴黎的历史习惯。


  当密特朗总理以国宾的礼遇将贝聿铭请到巴黎，为三百年前的古典主义经典作品卢浮宫设计新的扩建时，法国人对贝聿铭要在卢浮宫的院子里建造一个玻璃金字塔的设想，表现了空前的反对。在贝的回忆里，在他投入卢浮宫扩建的13年中，有2年的时间都花在了吵架上。当他于1984年1月23日把金字塔方案当作“钻石”提交到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时，得到的回答是：这巨大的破玩意只是一颗假钻石。当时90%的巴黎人反对建造玻璃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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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主要集中在后来的结构问题所带来的经济预算里。历经3年的计算、试验后，由于如帆的屋顶过于巨大，伍重草图里轻薄的薄壳根本无法实现，转而代之以钢筋混凝土肋骨拼接的三角瓣壳体。而建筑师伍重的烦恼接踵而来，当工程进行到9年，筹建并主持该项工程的澳大利亚总理凯西尔粹然去世，反对党上台后旋即以造价超过预算5倍为由，拒付设计费，企图迫使工程停顿。伍重选择了远离公众对建造费用的怀疑，远离政党互相倾轧的争吵以及舆论对戏剧性事件的好奇，也就选择了放弃从建筑明星上升到建筑巨星的机会。好在当伍重退出工程时，歌剧院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政府不得不成立三人小组继续伍重留下的工作，最终完成的实际工程造价超出了原先预算的14倍，这几乎成为当时以及许多年后建筑界关于形式与经济间如此不相匹配的丑闻。


  但是，一个独特的纯形式的具体建造，无论当年它为悉尼的经济带来多么大的经济压力，无论它为那些实现它的结构工程师们带来多么艰难的挑战，无论伍重对这个历时17年完工的歌剧院的结构模式如何不满——他曾说，完成的悉尼歌剧院的“内部空间，完全不是我所设想的模样”，但就是这个模样已足以为澳大利亚在世界建筑史上赢得足够的文化声誉。现在人们难以设想没有悉尼歌剧院的悉尼是怎样的悉尼，人们也难以计算悉尼歌剧院这么多年来以及未来还会为悉尼带来多少旅游收入与持久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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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造价方面。


  时任评委的美国建筑师沙里宁以其巨大的声望制止了关于方案的文化性争议，当沙里宁从一堆被遗弃的落选方案中挑选出丹麦建筑师重一张手绘草图，狂喜地断言美丽的悉尼就应当建造这样美丽如帆的剧院，悉尼人也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文化的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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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人们的深仇大恨里，铁塔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应感谢随后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这个被认为“毫无意义”的大家伙的塔顶装上探照灯和大炮，他们发现这对保卫巴黎很管用。借助爱国主义这样一个体面的台阶，并在现实功用的小心庇护下，人们开始承认铁塔在巴黎的中心地位——它不但走进了卢梭的浪漫主义画布中，也走进阿波利内尔的未来主义诗章里；它不但走进法国公民的日常生活里，它还走进哲学家罗兰·巴特的哲学殿堂里；它不但走进法国伟大的导演雅克·坦迪所拍摄的60年代的电影经典里，它也走进了90年代美国的流行电影里。


  如今这位工程师的头像被印在200法郎上，当初用来说服公众支持铁塔方案时，他所选择的伎俩就是关于法郎的经济计算问题，他预计铁塔每年能吸引50万游客，这多少会为巴黎带来一些经济回报。时间到了2004年的夏末，当第2亿名游客登上铁塔之时，有谁还会在乎这些人所带来的经济收入，2亿人的数目似乎可以证明一切，何况巴黎反对一切建筑，无论是当年的埃菲尔铁塔，还是后来的卢浮宫扩建，经济从来都没有成为反对的真正与此理由，对巴黎人来说，文化才是最值得争论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