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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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谋杀”：发生在现代德国的古代故事

HINTERGRUND: „Ehrenmorde”
«Wie eine Deutsche gelebt»

Berlin (ddp-bln). Der Mord an Hatun Sürücü hat vor sieben Monaten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aufgeschreckt. Am 7. Februar hatten laut Polizei ihre Brüder die 23-jährige, von ihrer Familie getrennt lebende Türkin mit einem Telefonanruf aus ihrer Wohnung in Berlin-Tempelhof gelockt. Mit drei Kopfschüssen wurde Sürücü an einer Bushaltestelle wie bei einer Exekution hingerichtet - weil die geschiedene Mutter eines fünfjährigen Sohnes mit ihrer «deutschen Lebensweise» die Familienehre angeblich beschmutzt hatte. Ab Mittwoch müssen sich drei ihrer fünf Brüder im Alter zwischen 19 und 26 Jahren vor dem Landgericht Berlin wegen des Vorwurfs des gemeinschaftlichen Mordes verantworten.

Für bundesweite Empörung und Abscheu hatte nicht nur der Mord allein gesorgt, sondern die anschließende Häme und der Applaus muslimischer Jugendlicher an der Thomas-Morus-Hauptschule im Berliner Stadtteil Neukölln. «Geschieht ihr doch recht», war der Tenor der zum Teil von Achtklässlern kommenden Äußerungen, die Schulleiter Volker Steffens an die Medien gegeben und damit die Öffentlichkeit alarmiert hatte.

Bei der Frauenrechtsorganisation Terre des Femmes sind allein von 1996 bis zum Juli dieses Jahres 53 Todesopfer und 68 Verletzte durch so genannte Ehrverbrechen in Deutschland aus der Presse dokumentiert. «Aber das sind nur die angezeigten Delikte. Die Dunkelziffer ist viel höher», sagt die Referentin der Organisation, Sibylle Schreiber, im ddp-Gespräch. Viele Morde an muslimischen Frauen und Mädchen würden gar nicht registriert, weil die Familien die Taten beispielsweise als Suizid tarnten.

Oder die Opfer würden vorher außer Landes gebracht. «Die werden hier von ihren Familien bei den Behörden abgemeldet, weil sie angeblich in die Familienheimat ziehen, und dann sind sie plötzlich verschwunden», sagt Schreier. Durch Andeutungen aus dem familiären Umfeld dieser Frauen wisse man bei Terre des Femmes aber, dass viele von ihnen «im Ausland umgebracht werden».

Dass besonders türkische Migrantinnen unter körperlicher Misshandlung oder sexueller Gewalt in ihrer Familie leiden, ergab auch eine von Bundesfamilienministerin Renate Schmidt (SPD) im vergangenen Herbst vorgestellte Studie: Während im Durchschnitt 40 Prozent der Frauen über solche Gewalterfahrungen berichteten, waren es bei den Frauen türkischer Herkunft 49 Prozent.

Für die türkische Rechtsanwältin Seyran Ates steht fest, dass vor allem nicht zuletzt eine «verlogene Sexualmoral» in muslimischen Familien für die Zustände verantwortlich ist: «Die Männer sind Stammkunden im Bordell, leben ihre selbstbestimmte Sexualität in vollen Zügen aus, aber wenn sich die Frauen auch nur annähernd die gleichen Freiheiten nehmen wollen, drehen sie durch. Daran hat sich auch nach 40 Jahren türkischen Lebens in Deutschland wenig geändert.»

Hatun Sürücü galt ihrer Familie als Schreckbild einer Selbstständigen, weil sie mit 17 Jahren schwanger aus ihrer Zwangsheirat in der Türkei nach Berlin geflüchtet war, sich modisch kleidete und schminkte, einen deutschen Freund hatte und eine Lehre als Elektrotechnikerin begann. Für viele türkische Clans in Deutschland ist das selbst im Jahr 2005 unvorstellbar.

Dass sich so lange nichts an diesen Verhältnissen geändert hat, führt Ates auch auf falsche Rücksichtnahme von deutscher Seite zurück. «Ich habe schon vor 20 Jahren gefordert, dass alle in Deutschland lebenden Ausländer zum Beispiel ausreichend Deutsch können müssen. Aber: So eine vernünftige Forderung wurde bis vor einiger Zeit noch als rassistisch diffamiert», sagt Anwältin Ates.

Hoffnung macht ihr, dass «mittlerweile auch sehr viele junge Männer sich bei mir für meinen Einsatz bedanken. Denn ihnen stinkt es mittlerweile genauso wie den Frauen, ein fremdbestimmtes Leben führen zu müssen.» Das Mädchenprojekt Madonna in Berlin-Neukölln verteilt inzwischen Postkarten, auf denen ein türkischer Junge seine Schwester in den Arm nimmt: Auf der Karte steht: «Ehre ist, für die Freiheit meiner Schwester zu kämpfen.»

(ddp)

一个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青年9月14日对法庭承认他为了“荣誉”而谋杀了他的姐姐。此事在德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伊斯兰女子在德国和世界其它国家被以“荣誉”的名义谋杀的案例不少，行凶者经常手段残忍。

今年2月7日，晚上9点，在柏林市中心腾姆帕霍夫区的一个汽车站，一名女子头部中弹3粒死亡。一周后，她的3个兄弟被捕。警方称，这3个兄弟是合谋作案，一个负责搞枪，第二个负责望风，第三个下手开枪。

9月14日，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刚开始，3兄弟中19岁的小弟弟让律师宣读他的一份陈述，在这份陈述中，他承认是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哈同.叙吕库。他说，他姐姐放荡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家庭的荣誉，只有她的死亡才能让荣誉重新返回家庭。而他的两个哥哥也宣布，他们跟此案毫无关系。

按他的说法，枪是他花了800欧元在动物园火车站（西柏林的主要火车站）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他说，此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对他的哥哥们也不满，认为作为年长的兄弟，修复家庭荣誉本来是他们的事。

哈同. 叙吕库小姐是在德国长大的。1998年，她在土耳其被迫跟她的堂兄结婚。在她的儿子出生前，她来到柏林，再也不愿回土耳其去。她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单独生活。今年23岁的她，已经基本结束了电工的职业学习，但她始终拒绝搬回父母那儿去。她突破了家庭，过自己的日子，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传统思维。

哈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3个兄弟中，有两人已经多年跟她没有任何联系。据说，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暴力行为，甚至强奸。

文化宗教也要服从法律

9月14日，哈同的小弟弟艾汉.S在让律师宣读的陈述中说。“我杀死了我的姐姐。我是单独地，没有助手地做了这件事的。”他表示，今天他对他的行为表示后悔，他的行为毁了他的家庭，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夺去了一个小男孩的母亲。

对这样的所谓“荣誉谋杀案”，德国的伊斯兰学专家盖尔诺特.罗特尔说：“我认为，联邦法庭明确表示，文化因素不能考虑用来解脱卑鄙的行为。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价值观和法律，都应该遵守。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不屈不挠。”

罗特尔还指出，即使在基督教文化地区，以前也有这种所谓的“荣誉谋杀”的做法。在今天的世界各地，这种事情还是不少的。但是，人们必须摆脱历史的传统思维的阴影，“法制国家只有在以同样尺度衡量与对待所有人的情况下，才是令人信服的法制国家。此外，国家必须给穆斯林女以摆脱一切束缚的可能性。”

哈同小姐被杀，她的3个兄弟被捕后，今年2月22日，人权组织和议员们在谋杀发生的地点举行了悼念活动。许多穆斯林妇女来信，点燃蜡烛。有一个穆斯林女子在来信中写道：“你的死亡也给了我任务：为我的平等地位而斗争。”另一封信里写道：“在穆斯林妇女受到虐待的时候，我们要告别孤独，勇敢正视。”

据妇女权益组织Terre des Femmes报告，全世界每年有5000名妇女在所谓“荣誉”的名下被杀害。家庭暴力更是比比皆是。柏林每年登记在案的家庭暴力事件达13000起。人们认为，这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柏林的左派党土耳其裔议员萨杨说：“一些民族群体在柏林生活在社会之外。”

[ Last edited by Orchestra on 2005-9-26 at 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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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留学中的留学生活中的文化冲突
2005-10-31 : 国家留学网　

李东黎，德中经济文化合作促进协会副会长。他1999年开始负责中德高校学生交流工作，还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提供生活安排、语言学习等帮助。两年多来，李经常因中国留学生被邻居举报，甚至罚款而被警察传唤。

李说，有些事情在中国可能是小事，但在德国却是“重大事件”。自1999年以来李处理的这样的“小事”就有100多起。

比如，倒垃圾在中国属于最简单的劳动了，可在德国却是一门学问。关于倒垃圾，有专门的垃圾分类课程，教你什么垃圾属于生物垃圾，什么垃圾该放入普通类垃圾箱中。

很多中国留学生初来乍到，不知其中奥妙，习惯性地将垃圾不分种类地随意丢在垃圾箱里。结果被邻居告了，“罪名”是“破坏垃圾秩序”，给垃圾回收部门回收有价值的垃圾造成混乱———罚款！

按照我们国内的习惯，倒垃圾通常是根据垃圾桶的盛载量决定的，装满了才去倒，有时候积攒了几天才一起倒出去。可在德国这样做可能又将多出一笔开支。

原来，德国每所公寓前配备的垃圾箱数，是根据每家每户每天的垃圾量计算出来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按照中国的习惯倒垃圾，有时候太多了，垃圾箱里装不下，就放在地上。结果第二天，楼下就会多了一个垃圾箱，因为德国人根据放在地上的垃圾作出判断———这里的垃圾箱数已经盛放不了那么多的垃圾，所以赶紧配了一个新垃圾箱。但新垃圾箱的费用需要这所公寓的住户共同负担，这样就不免遭到邻居的埋怨和指责。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每天倒垃圾的习惯。

李东黎还讲了一件趣事。有位留学生看见他住的社区娱乐场里有架秋千，童心未泯，荡起秋千。结果，被社区的居民控告，“罪名”是“他的行为影响了我们孩子娱乐”。在德国，法律明文规定娱乐场里的秋千只供16岁以下儿童享用，所以这位留学生“罪名成立”。

李东黎说，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德国晚上10点以后禁止大声喧哗，中国留学生有时晚上打牌、聚会，干扰了邻居，邻居自然叫来警察。

李东黎还告诉记者，有位留学生刚到德国时由于时差没有倒过来，上课时打了个哈欠，老师看见后批评了他。这位学生认为老师故意跟他过不去，第二天就不去上课了。李说：“德国人做事一贯严肃认真，老师不会容忍任何学生上课打哈欠，包括德国的学生。所以，如果没有人给学生讲解德国人的做事原则，不及时开导这位学生，让学生的误解继续下去，不仅耽误了学业，而且他前期的留学准备也将付之东流。”经过解释，这位留学生重新回到了课堂。

李东黎认为，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对国外社会缺乏了解，尤其是国外的一些日常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如果留学生出国之前就有专门组织向他们介绍国外社会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日常行为规范、法律法规等等，许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也不会给留学生心理上造成“格格不入”的感觉。

如今，国内留学中介的“售前”服务，如申请学校、代办签证等都比较全面周到，可留学的“售后”服务在国内还是一项空白，这些“售后”服务应该从学生踏上异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开始，包括接机、住宿，帮助留学生尽快熟悉当地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李东黎称这项服务为：在异域文化冲突中建立“缓冲带”。

两年来，李东黎所在的德中经济文化合作促进协会不仅帮助了协会交流的学生顺利度过初到异国他乡的适应期，而且还帮助了许多慕名而来中国留学生。李东黎说，他准备将“缓冲带”搬回国内，服务的对象也将扩大到所有欧盟国家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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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文化失落感，使他们孤独，他们的抑郁，是文化差异间弥漫的一种乡愁般的情绪

    将近一半的失眠是由精神原因引发的，而很多在国外的华人移民都有长期失眠的经历。《少女小渔》的作者，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自诉，曾连续30天几乎没有睡眠。而好朋友演员陈冲，和她有一模一样的失眠体验，吃一模一样的安眠药。“如果发现哪个药疗效好，她们真的是奔走相告。”曾采访过这二位的华人作家陈燕妮说。

    由抑郁到抑郁症

    在这些饱受失眠困扰的人们眼里，住加拿大伦敦市的贾建军一定是他们“羡慕”的对象。来加拿大快三年了，平常的日子里，他一天总要睡上12个小时才够。贾建军是那种妻子孩子都在国内，一个人在加拿大坐移民监的“假单身”。第一个月的亢奋期一过，投入紧张的实验室工作后，他就陷入了巨大的疲劳感之中，从实验室回来，常常瘫在床上，一动不想动。

    又挺了一个月，他开始打电话给妻子，支支吾吾说想回去。来加的前8个月，贾建军是在非常“羞惭”的状态下度过的：在国内历来对功课驾轻就熟的他，在加拿大考试前的睡眠是要以分钟计算的，经常是通宵看书到天亮。

    贾在国内是学医的，他了解有关抑郁感的知识。他曾经观察自己，每到考试前或家人探亲来了又走了以后，总要经历一个多星期左右的情绪低落。这种密集的情绪低落逐渐平息后，还会经常有反复和波动。

    清华大学英语系女孩小卫，5年前跟男友共同赴美留学，不久两人因琐事分手。失恋的反应如此强烈，一个人在异国的街道上，小卫经常走着走着就无法控制地流眼泪。对她来说，一切都回不去了，生活中没有哪怕一个让自己感觉温暖的人。她火速找了一个新的男友，火速结婚，又火速有了孩子。她斩断浪漫幻想，用一个充满了琐碎噪音的家庭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在很多人眼中，来美12年的加林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主流社会，他在著名的大公司里靠实力拿着一份比大多数美国人都优厚得多的高薪。然而多年来，他却并没有交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美国朋友，而所谓“主流”的生活，又使他失去了大量的中国朋友。在中国人的聚会上，加林时常独坐向隅，成了抑郁的边缘人。

    在移居国外的某一段时间里，新移民普遍会经历不满、失望、沮丧等负面情绪。据加拿大心理医生施威廉估计，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中，经常有抑郁情绪的占1/3。这种在普通人身上发生的短暂抑郁现象是压力超负荷时的信号，是人长时间面对压力的必然反应。

    同仁医院医生许天红分析了移民在国外由不适应到产生抑郁的过程：最初是否定期，特点是已感到心理不适，但仍告诉自己“我没事，我意志很坚强”；然后是抑郁期，也叫抑郁情绪期，特点是持续时间长达两周以上半年以内，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情绪在高兴和不高兴间波动较大，医学上尚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抑郁期过后，将要出现一个重要分岔，这一时间内，能有效进行身心调节者自然过渡到适应期，然后逐渐复原，反之就会发展为抑郁症。

    不可超越的玻璃顶

    前途焦虑、分离焦虑、跨文化差异等种种因素，是导致新移民产生抑郁情绪的原因。心理专家指出，在各种原因中，最难解决的是跨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适应问题。

    对移居西方国家中国人来说，文化适应问题显得尤为艰巨。

    从语言上，分属汉藏语系的中文和印欧语系的英文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中国移民来说，语言障碍永远存在。

    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可能比欧洲更令中国人压抑。美国总体上是清教徒的文化，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平常没有什么夜生活，人际交往淡漠。中国移民的业余生活极其单调。那种“晚上十点还有朋友招呼出去吃饭”的中国式交际，成为很多移民的社交奢望。

    中国文化是一种底蕴深厚的强势文化，在许多人的体会中，离开祖国后，中国的文化才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深厚持久的影响力量。这种影响，年龄越大的人越无法摆脱。一些中年移民的中国人，后来完全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坚持留在美国的。

    表面上，大多数的抑郁总是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如工作、学习、感情等。但很多实际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文化问题。

    美国加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子江认为：文化的最深层困惑，是思维方式的困惑。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移民，像一个魔咒，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

    丁子江认为，在美国，中国人几乎无法从事管理层的工作，只能作为职业机器的零件而存在。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文化障碍；同时，中国的教育方法决定了中国人才的思维方法比较不具有创造性，因此在技术和研究领域，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文化的融入不是学习来的，是浸泡出来的。”一些移民发现，“就在我们对第二语言的掌握越来越自信，对本地生活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却碰到了文化适应的终极之限——一个不可超越的玻璃顶。”

    新一代移民的新抑郁

    文化适应的玻璃顶是无论何时都会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全球信息交往如此频繁，沟通条件如此发达的今天，华人新移民的抑郁反而有增加的迹象？

    许天红认为，二十几年的出国潮中，出国人员已经换了几代，而每代人的人格背景迥然不同。

    人格的完善是由社会造就的，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国的第一代人中，很多都是有插队背景的老三届。这些人吃过苦，生活和心灵上长达10年的孤独磨砺，使他们能在异乡的土地上忍辱负重，白手起家。对他们来说，国外再难，也不过是再来一次“洋插队”。而相比之下，现在出国人的物质条件好了，心理素质却普遍比不上第一代人，尤其是近两年来由父母筹资送出国的小留学生。这些人出国的心理准备最差，也最容易为抑郁袭击。

    1993年，中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国家教委公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认为，以90年代中期作为分界，之前出国留学用的是别人的钱，回国愿望不强；而之后很多人出国用的是自己的钱，回国愿望很强烈。

    以前在中国人心中，美国是金钱圣地，到处是发财机会，所以到了那里的中国人的姿态很低，对生活要求不高。看在美金和能学习先进制度的面子上，精神需求方面就不讲究那么多了。现在，这些人在国内也能挣不少钱，再出国是为了寻求自我完善。所以格外重视生活的各方面质量。在此情况下，精神空虚就再也受不了，他们觉得这会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得很厉害，而能赚到的美元不足以弥补自己遭受的损失。

    对新一代移民来说，期望越高，当遭遇高才低用、遭遇不公平竞争和文化困惑时，越会陷入不满、失落和抑郁的情绪之中。“为温饱奔忙的赤贫顾不上抑郁，而他们有了抑郁的资本。”美籍华人作家陈燕妮说。

    因期望值与实际的落差而引起的抑郁，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中更为常见。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的华人，最担心的是身份，因此能留下来就算成功了一半；而在加国，身份感是初到时就有的。

    根据加拿大MANIFORD数据分析公司的调查，1/3华人新移民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他们既不能放弃以前的优越生活，又无法以较低姿态融入加拿大社会，一年后，当他们用光了从国内带来的钱，生活和精神上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对于吃着麦当劳、听着摇滚乐长大的小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抑郁看起来更让人无法理解。我们总以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比中国文化更大。加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子江分析其中原因时表示：表层的了解无法解决真正的融合。麦当劳、摇滚乐等只是大众消费文化，是很容易模仿的、很表面的文化。当你真正置身西方文化中时发现，你无法与这个文化的魂魄产生真正的共鸣，所以骨子里还是原来的一套。而且，在表层文化下面还有很多不很显性的亚文化，如美国的青少年文化，外国人就更摸不着边际。

    互联网可能是另一把双刃剑。和国外亲友经常保持联系的人会发现，虽然远隔万里之遥，他们对国内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无不了如指掌，上到政府换届，下到歌星绯闻，甚至某孕妇自行剖腹产子之类的社会新闻。对此，他们不仅有了解的渴望，而且有追踪的热情，这种热情远超于他们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关注。心理医生指出，沉溺互联网上祖国的八卦新闻，是一种危险的标志，这说明：你对所在国的文化开始逃避了。

    抑郁至此，何以解忧？

    “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失明时，一定会痛不欲生，异常恐慌。但时间长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复明的时候，只有慢慢地习惯，学着适应生活，在黑暗的天地里做一些盲人能做的事”，“永远不可能游刃有余。离开了原来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意味着生活的残缺，”；“身残志坚的人很多。”不只一个在陌生文化中坚强生存的华人新移民提到了失明或残缺的感觉，他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认残缺，正视心底深处的恐惧，是开始适应的第一步。

    很多华人新移民信教了。在某种程度上，教会充当了这些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上帝扮演了懂华文的心理医生的角色。同仁医院心理医生许天红指出，有坚固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能够有效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华人新移民，出现抑郁的几率很低。

    许天红制作了一个海外华人生存的人际圈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配偶或情人对海外生存者而言，最幸运的事是拥有一个同心同德、擅长沟通的生活伴侣；接下来是同在一国的亲戚、朋友(主要是来自祖国的同学)；再外圈，是同事，这个圈子主要由生存国家的本地人组成，虽然心理上不能依赖，但工作上可以相互支撑。这个圈子很重要，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去刻意经营；而最外面一层，是国内的亲友，这是海外生存者的大后方。

    一些华人新移民说，我可以接受这个地方，但我不能接受这儿的文化。徐小平认为，如果是留学，在另一文化里独善其身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一定要记住，留学的主要目标是接收另一种文化。

    这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美籍华人作家陈燕妮说，美国远非某些华人体会的文化沙漠，她曾和华人音乐家谭盾在纽约的唱片街浏览，看到货架上“TAN”的一栏，唱片全被卖光了。陈自己也是一家华文报纸的创办人，她说，在洛杉矶的华文报纸就有50家之多。在陈眼里，美国文化是一座五彩斑斓，充满的宽容和机会的金银岛，觉得美国的文化冷感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首先没有放开怀抱。


2005年01月17日 14:20:13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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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部省要招聘10名员工，过一段严格的面试，文部省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放榜这天，一个叫木村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切腹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木村没有死成。正当木村悲伤之时，从文部省却传来好消息：木村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电脑的错误导致了木村的落选。正当木村一家人欣喜若望之时，从文部省又传来消息：木村被文部省除了名。原因很简单，文部省部长说：如此小的挫折都受不了，这样的人在文部省是不成什么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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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联邦政府要招聘10名员工，过一段严格的面试，联邦政府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放榜这天，一个叫 William 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举枪自尽，幸好亲人及时抢救， William 没有死成。正当 William 悲伤之时，从联邦政府却传来好消息： William 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电脑的错误导致了 William 的落选。正当 William 一家人欣喜若望之时， 美国各大州的之知名律师都来到 William 的家中，他们千方百计的鼓动 William 到法院控告联邦政府，声称需支付巨额的精神赔偿，并自告奋勇的充当 William 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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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柏林市政府要招聘10名员工，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市政府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放榜这天，一个叫舒麦特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跳河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舒麦特没有死成。正当舒麦特悲伤之时，从市政府却传来好消息：舒麦特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电脑出错导致了舒麦特的落选。正当舒麦特欣喜若望之时，舒麦特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进入市政府。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这市政府效率如此差劲，进入这市政府对儿子的将来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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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林部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农林部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放榜这天，一个叫李孝利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抢救，孝利没有死成。正当李孝利悲伤之时，从农林部却传来好消息：孝利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电脑的错误导致了孝利的落选。正当孝利欣喜若望之时，孝利的父母来到农林部，一看到农林部部长便跪了下来，他们含泪的说真多亏你救了我儿子，我们家世世代代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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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务员事务局要招聘10名员工，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局方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放榜这天，一个叫达明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磕药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达明没有死成。正当达明悲伤之时，从局方却传来好消息：达明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电脑的错误导致了达明的落选。正当达明欣喜若望之时，传媒大幅报导此事，并被电台邀请参加各种 Phone In 时事评论节目，全港舆论热烈讨论电脑为何会出错，是否被 Hack 或官商勾结，反对党更进一步提出「问责官员下台、以示负责」的要求.....至于达明到底有没有去该局上班，根本没有人关心……

[ Last edited by Orchestra on 2005-9-29 at 17:07 ]

梦的衣裳

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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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seljahre - Was nun?
Weg von den Risiken der Hormonersatztherapie hin zur sanften Kraft asiatischer Heilkunde

Die Zeit der Wechseljahre (Menopause) erleben viele Frauen als Belastung - wie ein hormoneller Slalomlauf. Statistisch klagen etwa ein Drittel aller Frauen über starke Beschwerden und ein weiteres Drittel über gelegentliches Missempfinden. Nur ein Drittel fühlt sich während dieser Zeit nicht oder kaum beeinträchtigt. Nachdem die - heute sehr umstrittene - Hormonersatztherapie jahrelang als der Therapiestandard galt, befinden sich jetzt die sanften Naturheilverfahren und hier besonders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 auf dem Vormarsch. Dies trifft auch den Verbrauchertrend, denn die aktuelle, repräsentative Umfrage des Institutes für Demoskopie in Allensbach zeigt, dass sich 61 Prozent aller Deutschen eine Therapiekombination aus Schulmedizin und Naturheilverfahren und hier insbesondere TCM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 wünschen. Gerade in Form von Akupunktur und chinesischen Heilkräutern kann TCM während der Wechseljahre helfen. Die Internistin Dr. med. Gabriele Böwing, die in Düsseldorf eine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Schwerpunktpraxen für TCM und Akupunktur führt, behandelt bereits seit Jahren Patientinnen, die mit klimakterischen Beschwerden zu ihr kommen und erzielt hierbei große Erfolge.

   Frauen, d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n Facharzt zur Linderung
ihrer Beschwerden aufsuchten, wurden oft auf die so genannte
Hormonersatztherapie vorbereitet, eine jahrelang durchzuführende
Behandlung mit einer Mischung weiblicher Sexualhormone, einem
Gestagen-Östrogen-Präparat. Dahinter stand die unter Medizinern
verbreitete Vorstellung, dass die Wechseljahre eine Krankheit und
nicht natürlich seien und die Hormonersatzbehandlung einer
Zurückversetzung der Frau in ihren Naturzustand entspreche. Man ging
davon aus, dass das künstliche Zuführen der weiblichen Hormone neben
der Beseitigung der unterschiedlichen Befindlichkeitsstörungen auch
einen positiven Effekt in Bezug auf die Verhinderung des Entstehens
schwerwiegender Erkrankungen des Alters wie Herzinfarkte,
Schlaganfälle und Krebs hätte.

   Doch dann wurde 2002 in den USA ein Teil der bis dahin größten
Studie zur Hormontherapie an 16.000 Frauen abgebrochen, weil dort das
Gegenteil dessen passiert war, was die Experten vorausgesagt hatten.
Denn der Nutzen der 5-jährigen Therapie mit einem
Gestagen-Östrogen-Mischpräparat war bei etwa der Hälfte der Patienten
den Risiken unterlegen. (Quelle aus: www.evibase.de). Seither hat ein
Umdenken in der schulmedizinischen Lehrmeinung begonnen und die
Hormonersatztherapie wird heute wesentlich kritischer betrachtet und
verordnet.

   Als Alternative gilt heutzutage eine Therapie, die schon alt ist
und aus der Gegend kommt, wo die Sonne aufgeht. Aus Asien, namentlich
China und Indien. In den dortigen Kulturen ist die Menopause als
Erkrankung so wie im Westen gar nicht bekannt. Das allmähliche
Versiegen der Regelblutung und die damit einher gehenden körperlichen
Umstellungen werden als Teil eines natürlichen Prozesses im Übergang
von einem in den nächsten Lebenszyklus begriffen, als notwendige
Umstimmung, damit der Körper auch in der nächsten Phase seine
harmonische Vitalität erhalten kann. Zur Behandlung der vielfältigen
Symptome jedoch haben besonders die alten Chinesen aber auch die
Inder sehr wirkungsvolle medizinische Methoden entwickelt. Aus der
jahrtausende alten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TCM) wurde
das Wissen um die Heilkräuter und die Akupunktur überliefert. Aus
Indien kamen Ayurveda und Yoga.

   Die TCM ist eine hochindividualisierte Medizin. Vor der Behandlung
steht immer eine genaue Befragung und Untersuchung der Patientin auf
dem Hintergrund der chinesischen Syndromtheorie. Je nach Befunden
sieht die Therapie bei jeder Patientin mit Wechseljahresbeschwerden
etwas anders aus, kommen also unterschiedliche Heilkräutermischungen
oder Akupunkturpunkte zum Einsatz. Obgleich eine aktuelle Studie aus
China starke Hinweise auf die Wirksamkeit der Akupunktur in der
Behandlung des klimakterischen Syndroms ergab (hier konnte durch
Akupunktur sogar der körpereigene Östrogenspiegel angehoben werden),
weist die Internistin Dr. med. Gabriele Böwing, die in Düsseldorf
eine der größten Schwerpunktpraxen für TCM und Akupunktur führt, auch
auf den Nutzen des differenzierten Einsatzes von chinesischen
Heilkräutern hin. "Vielen Patientinnen, die unsere Praxis mit
klimakterischen Beschwerden aufsuchen, kann mit der Akupunktur
geholfen werden. Bei einigen jedoch bringt erst die Anwendung
chinesischer Heilkräuter den gewünschten Erfolg", so Böwing, die auf
viele Jahre Erfahrung auch in der Akupunkturforschung zurückblickt.

   Wichtig dabei ist weiterhin, dass es nicht mit einem einmaligen
Arzt-Patienten-Kontakt getan ist, sondern dass während jeder
Akupunktursitzung der Arzt  immer wieder im Kontakt mit der Patientin
das Therapieregime den individuellen Bedürfnissen anpassen kann.

   "Es ist außerdem gerade in dieser Phase notwendig, dass die Frauen
in Bewegung, aktiv bleiben", rät Böwing. Ihre Praxis kooperiert daher
zum Beispiel mit einer Yogalehrerin, die ein auf Menopausebeschwerden
abgestimmtes Yogakonzept unterricht (Hormonyoga nach Dinah
Rodrigues).

   Nach Ansicht der TCM soll die Behandlung, um die besten Erfolge zu
erzielen, so früh wie möglich, am besten noch vor der Menopause
beginnen.

更年期因体内性激素值发生变化而成为许多妇女的负担。使用性激素进行治疗却不是没有风险。在不多的剩余选项中，自然疗法以及中医可以尝试起来，作为另一种选择。

许多妇女将更年期看作一种心理和生理负担。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抱怨更年期阶段出现的各类严重不适，另三分之一的妇女说，她们的更年期不适虽不严重，但不时出现，扰乱生活秩序。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不认为更年期会是什么障碍。在西方，更年期的不适被当作疾病，治疗的标准手段是已临床使用多年的荷尔蒙治疗法。

西医对更年期的看法是，它不是人生发展的自然阶段，它是一种疾病，是妇女到了这个年龄段体内荷尔蒙含量发生变化导致的，所以应该使用荷尔蒙来进行治疗，让荷尔蒙重新恢复到自然水平。医学界一般的理论认为，给体内添加荷尔蒙，除了可以减缓更年期的身体不适外，还有其他积极作用，比如，因年纪增大而患心肌梗塞以及中风和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大，荷尔蒙在这里能够达到抑制的作用。因此，近年来，如果妇女到医生那儿叙述更年期症状，医生经常会建议她使用荷尔蒙治疗法进行治疗。这种治疗通常会长达数年之久，治疗的药物是雌性激素混合物。

2002年，美国一项对16000名妇女进行调查的项目不得不中途停顿，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再继续下去，原因是专家事先声明的可能结果同调查结果尽然完全相悖，有一半的调查妇女在5年的治疗过程中承担了风险。该事件披露后，人们对更年期症状开始了全新的思索，而荷尔蒙治疗法则蒙上阴影，人们看待它的态度更具批判性。

西医不灵了，人们转而求治中医或其他亚洲国家的传统医学。首先一点必须明确，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文化圈内，没有人将更年期症状看作是一种疾病。妇女月经周期的逐渐结束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变化均属生命周期的正常环节，发生的变化是必须的，只有这种变化，身体才能在进入下一阶段后保持和谐与活力。对于转折期间体内发生的不适，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都发明有疗效明显的针对手段，中医主要使用中草药和针灸，印医则是阿育吠陀（Ayurveda）或瑜伽。中国最近公布的一份对更年期症状进行治疗的报告表明，针灸的使用比草药多。但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开有中医诊所的内科大夫波文却认为，中医是非常讲究个性化治疗的医学。针灸对某些病人有疗效，有些病人则是在服用中草药之后，病情才出现好转。

中医和其他自然疗法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据德国一家著名民意调查研究所公布的资料，德国61%的公民希望治疗方式是西医同自然疗法的结合，而自然疗法中又首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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