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鸟爱装嫩

如果不是一次三峡考古的偶然发现，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被人提出。屈原，这位过去被认为代表楚文化巅峰成就的卓越诗人，为什么他的身上带着那么强烈的巴人色彩？他真的如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楚人吗？

      
传统认为的屈原形象




■□乐平里的“籍贯谜团”■□

    一个偶然事件，仿佛在地下耐心等待了两千多年，现在终于爆发出来，执意要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这个事件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

     乐平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两千多年前，屈原正是从这里走出三峡，前往当时的楚国都城——郢都，施展他满腔的抱负和才华。作为楚国的重臣，楚怀王身边的亲信，一个为楚国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物，屈原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地道的楚人，一位楚国的爱国者。两千年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即使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后，鄂西地区大量巴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也丝毫没有怀疑过屈原的楚人身份。

    但三峡考古在推进至1997年的时候，一把洛阳铲打破了我们延续两千年的屈原身世传说。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战国时代的楚文化遗存。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乐平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化的遗存。

    眼前的考古证据与长久以来的历史认知发生了坚硬的对撞。到底是历史的哪个环节出错，还是我们对一些记载和传说的认识发生了误解？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上专家们的心头：屈原并非楚人，而是巴人！

      
乐平里战国墓葬发掘现场




乐平里的发掘给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之大，有学者甚至用“彗星撞地球”来加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真理”突然被发现很可能是“谬论”，这个发现对我们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

    现在的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馆长余波，当年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全程参与了这次发掘。这是一次因盗墓贼的觊觎而带来的偶然发现。

    余波向我们回忆：“在我们前往发掘的时候，已经有‘志愿工作者’——盗墓贼先期抵达。幸好我们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火速出击，否则又只能当‘拾荒匠’了。”

    在秭归这个三峡文物埋藏丰富的地方，自大规模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开始以来，普通群众对文物保护法逐渐有了一定了解，这一基础性的成就，客观上促成了屈原身世的惊世发现。

    余波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一开始，盗墓贼在乐平里长江岸一个台地上挖出了一些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考古工作者凭直觉判断，这里很可能埋藏着大面积的战国墓葬群。随后，他们对这片台地进行了大范围清理发掘。在这里，一共找到数十个战国墓葬。

    对考古工作者而言，峡江流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并不稀罕。但这次清理发掘带来的，却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颠覆。

    在这个战国时属于楚国版图的地方，清理出来的战国文物却并没有多少楚文化痕迹。这些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包括少量的玉器、琉璃器等。而这些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看，都显示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

    李正权说，典型的楚文化器物造型和纹饰是龙，乐平里发现的这批战国器物中，羊、鸟等典型巴文化的造型和纹饰却成了主角。

    而这批青铜器中的兵器更是关键，剑、矛、钺、斧等，相对于当时中原及楚国兵器的长度，都明显短小。这是巴人兵器的明显特征。而且，兵器上清晰可见的虎纹等巴人图语比比皆是。

    专家们注意到，尽管这里也发现有少量的楚文物，但代表楚国青铜器典型技术的错金、错银，却很难见到。这种现象，在楚地战国墓葬的发掘中是少见的。

    楚国地域内的战国墓葬没有楚文化特征，却处处显示这是一个巴文化盛行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疑问由此提了出来——

    生长在乐平里的屈原，难道是巴人？！

    看似艰深的考古，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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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文化在走上一条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道路时，一段中华文明的绚烂时代见证了多元文化生态下的地域交流。战国，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孕育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正是这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记录下巴人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个名字对于重庆，将不再仅仅让人想起三峡、抗战、国泰大剧院和一代文豪郭沫若。今天，这个名字与重庆人很可能有了非同寻常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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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http://www.csuchen.de/bbs/viewthread.php?tid=87780&f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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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

湖北省姊归屈原庙。这位伟大的诗人被人们供奉在寺庙中。姊归县乐平里。这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但1997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一把洛阳铲打破了人们延续了千百年的对屈原身世的认知。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楚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们几乎有些失望。考古学家林春把屈原戏称为外来户。屈原来自何方？出土在此地的巴文化遗存已使一切明朗起来。

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巴国诗人，屈原曾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许多迹象。屈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曾一度受到楚王器重，但最终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这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资料表明，屈原的祖上应为巴地庸国的巫官。这就无怪乎屈原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巫色彩。死去两千多年的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仍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6-19 at 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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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治蜀的重大意义在于开明帝为蜀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开明九世帝将蜀国都城由郫县迁建至成都,使成都由茅野之地变为都城,并一直繁荣于现在.
开凿玉垒关,开创了治理都江堰的先河.
始立宗庙,建立礼乐祭祀制度,结束蜀国混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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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晋代蜀郡江原县(现成都崇州)人.
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这是常璩对故乡人的真实评价.

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华阳国志》对成都人的评价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
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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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关系侧论


巴人两次灭蜀与治蜀
在成都历史上曾两次发生巴人灭蜀的重大事件.
一起是春秋时期的杜宇禅位与开明治蜀,一起是西晋时期李特建立的成汉政权.
这两次事件,古文献《后汉书》、《世本》、《史记》、《华阳国志》、《蜀王本记》和《四川通志》均有记载.

西南地方史研究专家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多名专家为此著书立说,发表研究成果.
徐中舒(西南史泰斗,西南博物院院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论巴蜀文化》;童恩正(西南史泰斗,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古代的巴蜀》;,薛登(西南史专家,成都大学教授)著《杜宇禅位与巴人灭蜀》及《巴人灭蜀与巴人戍蜀》;邓少琴(川大历史系教授,重庆博物馆付馆长)著《巴蜀史迹探索》.


-.杜宇禅位与开明治蜀.

2000年7月29日,成都闹市中心商业街省办公厅工地,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战国船倌墓葬,这是古蜀开明王朝王族的家族墓地.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葬具船倌,以及随葬的青锏器和陶器、漆器、竹木器都是巴人物品,没有任何一点蜀文化的遗存.
一个淹没于岁月云雾中的历史事件浮现出来....

古蜀国自出现至公元前316年被秦灭时止,共经历了蚕从、柏灌、魚鳧、 望帝、开明等五世帝王的统治.《蜀王本记》叙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从、柏灌、魚鳧、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华阳国志.蜀记》:“周失纲纪,蜀先称主.有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蚕丛至望帝杜宇均为氏羌蜀国人,而最后一世蜀王开明帝却是来自另一个邦国氏族--巴人.
《蜀王本记》叙述:“....荆人鳖灵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灵为相治水....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受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华阳国志.蜀志》:“望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
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第七章中说:“此段记载明确表明,开明族是从巴国迁徒来的一个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水经注》:昔蜀王鳖灵帝居灵山.后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凿治也....最初到达川西时,定居乐雅一带.以后进入成都平原,在消除水害开凿玉垒和开发成都平原生产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开明族势力的壮大,不断与蜀王杜宇族发生矛盾,经过长达数年的剧烈斗争,终于在公元前676年灭亡杜宇帝,统治了蜀国.”

开明帝传位12代,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统治蜀国达360多年.
开明帝治蜀期间,是蜀国国力最强大的时期.
开明族为蜀国作出了三大贡献:迁都成都、玉垒治水、始建庙宇.

杜宇灭亡后曾多次挣扎反抗,欲夺回王位,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有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四川通志》卷二:“望帝自逃以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
杜宇族失败,迁徒到了西昌和楚雄一带.《史记.正义》:“蜀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昌、楚、鬻等处....”.姚、昌、楚、鬻,就是现在西昌和云南楚雄一带.


薛登从考古方面也对巴灭蜀进行了研究.
他在《杜宇禅位与巴人灭蜀》中说:“蜀文化在春秋中期,即开明帝治蜀后出现断裂....”
“蜀族是西北高寒山区氏羌人的一个支系,沿岷江向东南迁徒,逐渐扩展到川西地区;而巴人则是起源于清江流域的一个族系,沿长江向西迁徒,西周以后控制峡江及川东,才与蜀邻接.”
“由于巴与蜀两个民族在发祥地和迁徒生息地区域自然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两民族的文化差异也很巨大.
巴人善用舟楫,精于渔猎,熟悉制盐,人死后为船棺葬;而蜀人远离舟楫,人死后为石棺葬.”
“从新繁观音墓葬和彭州竹瓦街墓葬中出土的铜簇、铜戈和铜削,是合铸而成,有蜥赐图案的阔叶矛,与巴器风格完全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风格更与巴文化无关.”

然而春秋中期至战国末.开明帝王蜀治蜀的400多年时间里,蜀文化中断了.
从广汉中兴,新津九倒拐,昭化宝轮寺和成都商业街的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存中,出现了巴人的剑叶剑,淳于,短鲛矛,无胡戈和虎纹铖,以及巴人的船倌葬;蜀人特有的阔叶矛,合铸戟和石倌葬再没发现.再也未发现战国中后期有蜀文化遗存.
蜀文化消失了.巴文化取代了蜀文化.


二.李特建立的成汉政权.303-347年晋代时期,巴人李特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华阳国志》、《太平御览》和《四川通志》均有记载.
《华阳国志.本记》叙曰:李特字玄休,略阳临谓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北上复号曰“巴人”.
《华阳国志.列传》:....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父慕陇西王.


另参见：央视版科考记录片“考古中国”之第一部“三星堆－远古文明的孤独之旅（DC上可下载）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6-19 at 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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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年前巴人在峡江]

上古典籍记载着巴人助周武王伐纣的事实。似乎记忆中的巴人，是从殷商末期才跃入中原人的视野。

令人震惊的是，考古专家从城背溪文化（今湖北宜都市境）、大溪文化中找到了巴文化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这虽不能肯定新石器时代以前，三峡地区就有巴文化的存在，但考古发现证明，7000年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并创造了拥有自身特点的石器文化与陶器文化，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赵冬菊认为：鄂西地区发现的大批相当于城背溪、大溪文化的遗存、遗物中，带有的巴文化因素不仅丰富，而且还早于川东地区；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战国时代的巴文化遗物又以川东居多。这说明，巴人极有可能起源于三峡的鄂西地区，然后沿江西进至今天重庆的峡江流域。

《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音浩）生咸鸟，咸鸟生乘釐（音厘），乘釐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按晋代学者郭璞的注释：巴国，今三巴。而“三巴”这个概念，就包括了现在的鄂西与川东地区。考古与史记均证明，巴人极有可能起源于现在的鄂西。


[象形文字似巴人图语]

巴人有悠久的历史，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然而，他们的确又在留给世人一件件巴人遗物上刻画了大量的图语符号。

重庆市博物馆馆长刘豫川直言不讳：文字已成为巴人的千古之谜，这支活跃于峡江地区的远古族群，却只在印章、青铜器皿、兵器、乐器上留下一些图语符号，这里昭示着什么秘密？

在刘豫川的电脑里，保存着一批即将在三峡博物馆展出的巴人青铜器精品。这些巴人青铜器上的图语刻画，复杂得难以形容。从中淘选出一些笔划相对简约的符号，与湖北杨家湾发掘出的陶刻符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些形似之处。带着疑问，记者再次连线赵冬菊。

“巴人是有文字的族群！”赵冬菊很肯定地说出了她的判断，她的语气很坚定。

专家透露：从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看，在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等新石器遗存中，均出土了大量陶刻符号，经专家的辨识与研究，大多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文字。它们与巴人图语符号极为相似，如“卐”、“+”、“★”及其它船形符号。

更让人咋舌的是“卐”字符，它竟分别出现在陶刻符、巴人图语、甲骨文中，笔画模样都一致。这被专家们视为火或太阳的象征。

万州博物馆副馆长陈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在万州出土的一件汉代虎钮錞于上，巴人图语就被汉字替代，上有用汉隶刻画的“大武*兵”的字样。这说明，秦以后，巴人从使用简单的巴人图语过渡到了使用成熟汉字。

与此同时，在以后的一些巴人印章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汉字，这些汉字跟巴人图语一同出现在印章上，似乎也说明当时的巴人图语和汉字并没有完全隔绝。史传汉字是由夏禹和他的巴人妻子涂山氏带至中原的巴人图语演变而成的，这种说法虽然难以考证，却说明巴人图语与汉字之间的联系。

种种迹象表明，不能排除巴人有文字的可能。

如果巴人有文字，那么为何没有传承下来？

从考古发现看，巴人独立的文字实践很可能突然中断了。考古专家们发现，自秦统一以后，巴人器物上的“巴人图语”迅速减少，并逐渐消失。

我们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农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对巴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倨处峡江一隅的巴文化面对经济强势的中原农业文明，已无法沿着一条独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战争，加速了巴文化被中原文明同化的过程。

事实上，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战史，在与楚国的长年战争之后，巴国最终被“虎狼之国”秦国消灭。而巴人的图语，也随之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行动，很可能给了巴人文字最后的一击。


※※条被忽略的暗道※※

我们对“西”、“南”这两个方位字再熟悉不过了。但我们对这两个汉字的了解，却远不及我们对它的使用多。


[甲骨文里的“西南”]

这是甲骨文“西”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秦篆里陆续有了一些演变，最后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楷书“西”。

华中科技大学学者张良皋认为：甲骨文的“西”字字形，多数表现为花边口的圜底罐（陶器），少数为羊角状的尖底杯。而这些陶制器物，都是典型的具有巴文化特征器物———盐罐。

这是甲骨文“南”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里，“南”字也有着多种相似的写法；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传的“南”字看起来与今天楷书的“南”已经区别不大。

张良皋认为：“南”字形似錞于。而这种乐器，也正是典型的巴人器物。

重庆虽地处“西南”，但重庆人对这两个方位字的字体演变却很陌生。

不过这并非仅仅是普通重庆人的粗心。在大规模的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前，文化学者也一直没有意识到：在甲骨文的“西”、“南”二字与巴人的盐卤罐、錞于之间，很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惊人的秘密。


[巴人盐罐与西方]

1998年，学者张良皋与考古工作者一同考察了重庆至宜昌的文物。沿线地方博物馆或文管所均藏有大量的圜底罐———古代巴人制盐的器具。重庆市考古队副队长白九江证实了专家的说法，在忠县中坝遗址，盐罐堆积层厚约5至6米，出土的盐罐数以亿计。一种文物如此大量出现，实属罕见。

圜底罐有两种：其一为花边口，其二为尖底杯。花边口圜底罐便于火煎熬制盐卤，可以重叠放置，蒸汽从花边口溢出，熬干后剩下盐；尖底杯则可装入盐卤插于地上，借阳光蒸发水汽后留下盐。

郑州大学学者李峰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食盐用水稀释后盛入尖底杯中，再将其插入当地农民烧饭留下的灰烬，尖底杯保持不倒，大约半小时后，灰烬的余温将杯内的水分蒸发，结晶的盐体就贴在杯壁上，用手一触摸，盐就撒落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西”字在发展到金文的阶段，分明与当时的“卤”字极其相似。

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很早就发现“西”与“卤”同为一字，卤即为盐罐，西指示盐。对此，支持“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学者，拿出山西解池盐和关陇池盐作为“西”字的出处。

而多年从事盐业史研究的郭正忠指出，解池之盐晚于巫盐（巴盐），流入解池的“巫咸河”是以巴人的盐神“巫咸”命名，解池制作的工艺是盐池内大面积的日晒，而非“罐子盐”。

根据这些证据，一些专家得出结论，中原盐池并不使用类似于圜底罐的盐卤罐制盐，所以也根本无法发明“卤”字，继而更谈不上发明了“西”字。正是处于西部，善于用盐卤罐制盐的巴人，发明了象征盐卤罐的“西”字。

已故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从事贸易的民族，为了计量、记账，特别有创造文字符号的需要，对于厚利的盐商业，更有巨大驱动力来创造文字符号。

学者张良皋得出大胆结论，杨家湾陶文中出现的“升”字，表示数的刻画和代表货币的“贝”出现于一体，表明计量单位已用于盐业。这正是在峡江从事盐业贸易的巴人所创，这与欧洲文字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线从事盐业贸易的历史如出一辙。

盐业是人类早期商业中利润最大的产业，以制盐贩盐著称的巴人发明最早的文字，拥有极大的可能。


[巴人乐器与南方]

如果甲骨文的“西”字指示巴境，那么“南”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很久以前，甲骨文的“南”字就让徐中舒、唐兰、郭沫若等古文字大师争论不休。

唐兰认为甲骨文的“南”字，是古代一种瓦制乐器，徐中舒曾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认同”。但郭沫若提出了质疑。

随后，唐兰结合甲骨文“ ”字展开研究,发现“ ”是一种打击乐器。进入周代，这种乐器使用青铜制作。因此，《礼记•文王世子》有“胥鼓南”的说法。鼓，就是敲打的意思。

张良皋认为，錞于太像甲骨文和金文里的“南”字了，古代文献也分明指出“南”是一种打击乐器！而在甲骨文里还有一个字，这个字表明“南”是一种从侧面敲打的乐器。从甲骨文的“南”字字型看，一种顶端有钮的乐器，使用时显然不能从上方敲击，应当是“旁敲侧击”，而錞于的使用方法正是如此！

重庆市博物馆馆长刘豫川说：錞于的钮有特色，在巴境出土的錞于多为虎钮。众所周知，巴人尚虎，虎钮錞于应属巴人的特征型器物，具有地域代表性。从考古发现来看，密集出土錞于的地区集中在川东、鄂西的峡江流域。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虽然找到形似“南”字之物，而考古专家断定青铜錞于最早出现的时候却在西周，甲骨文在殷商时代就已发展成熟，它怎么可能参照后来之物呢？

张良皋认为，甲骨文“南”字最早描绘的器物，并不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青铜”錞于。他指出，錞于更早的雏形是以竹木为材料制作的“柝”（音拓），它完全可以早于甲骨文形成的时候。巨竹是南方特有，而甲骨文“南”字中间的几横，很像竹节。因此，“柝”这种乐器完全可以成为甲骨文创字的参照素材。甲骨文的“南”字作为一个方位字，很可能就是指示殷商以南擅用并盛产錞于的巴人地域。


[巫师创造文字]

巴族有没有文字？如果有，又是一种怎样文字？如果没有，那么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众说不一，分歧甚大。

巴式青铜兵器、印章以及其它器具上发现了一种符号，据统计有二百多个。有人认为这是文字，有人认为不是。

专家认为：巴人刻画符号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不但有独体象形文字，如虎、豹、鱼、鸟、人头、干栏等，而且有合体字，即合两个象形为一体，如手和花蒂（旧说以为象心形），在所有的铜器中，几乎都是并列在一起。

已故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出古代文字是由巫师创造并由巫师世代相承而发展的重要结论。巫师所创造的文字符号，是为神秘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早期的巴人文字如甲骨文一样神秘。甲骨文虽有各路名师毕生研究，但也仅仅破译出一千多个单字，占甲骨文总字数的三分之一而已。

重庆师大历史系教授、重庆市巴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维良认为，巴人实际已形成了自己的初级文字，但随着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发展，巴人造字的实践渐渐被中原的强势文化掩盖。今天，或许我们只有借助甲骨文、金文的规律，去推测巴人图语中的远古思绪。

但最新的研究与考古发现又证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原成熟甲骨文成就，很可能是在融合其他地域的文字实践中获得的。巴人早期的文字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暗道揭秘]

“西南”之谜似乎即将浮出水面，那甲骨文的“东北”二字又作何理解呢？

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他的《甲骨文字典》里指出：“东”字像口袋里装进东西再用绳子捆住两端，是“橐”字的初文。甲骨文的“东”字即为米袋，古代汉江以东广大地区盛产水稻，很多地方所需食盐主要由巴地供给，盐与米的交换贸易，便产生了“橐”。

甲骨文的“北”字早有定论。“北”字像二人相背之形，引申为背脊之背。因中原以北建筑多背北向南，故又引申为北方为“北”。

因此，产生甲骨文的方位字，“西”指盐罐，“东”指囊橐，“南”指錞于。而张良皋认为，盐罐和錞于均非古代巴域莫属。丰富的信息，使他做出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巴人有密切关系的大胆猜测。

脚踏盐卤罐和錞于的重庆人，并不知道正是这些先人的日常器物，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方位”。

从西、南与盐卤罐、錞于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视角关系；

从杨家湾“最早的象形文字”与中原彩陶刻画符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汉字起源的多元融合；

从杨家湾“最早的象形文字”与巴人图语之间的差异，以及甲骨文与巴人刻画符号之间的变异，我们看到的是巴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走上另一条路。

在对远古巴人图语和陶刻符号的探索中，专家们已隐约看到巴人与汉字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说巴人发明了汉字，但已有创字实践的远古巴人，很可能对汉字的形成贡献了自已的智慧。

很久以来，汉字被视为黄河文明的“专利”。但今天我们发现，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也许，巴人的历史并非“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她只是没有“汉字”记载的历史，一段因巴人图语的中断而被我们弄丢了的历史。也许，只有随着对巴人图语破译的深入，我们才能找回那些记载于图语中的巴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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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语是一种文字]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坚定地认为：“巴人图语”就是巴人文字的雏形！

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枚带日字格的半通印：1、2号印上的印文皆为汉字的“中、仁”；3号印的印文就是巴人图语，印中上方像心型的图案表示“忠”，下方两个人的图案表示“仁”，1、2号印的“中”与3号印的“忠”相通。专家认为，应当把3号印的巴人图语理解为文字，它表示墓主的道德标准是“忠、仁”。

一直以来，文化学界否认巴人已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但却不时有相反的佐证出现。

在陕西安康市坝河乡（古巴国地域范围），一件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三个类似结绳记事的符号，另有一件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着日、月形状的图案，“日”以阴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５种符号。

同时发现的两块砖上还分别刻有象形符号：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刻于熊、虎、蛇等４种动物身上，共6个；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符号竟达12个之多，分两段书写，很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些考古发现都在传达着一个强烈的信息：在巴国的版图上，在巴人中，曾经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起记事作用的图语体系。

而这些图语，并不是巴人刻画符号的最早形态。更多的发现向我们暗示着更惊人的秘密———


[更离奇的发现]

考古证实，大约7000年前，生活在峡江流域的巴人已开始使用陶刻符号。更让人惊奇的是，某些符号竟与代表中国最早成熟文字的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辙。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进入这扑朔迷离的探索。

湖北宜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三峡文明的重要发现地。许多专家认为，在这里发现的一批陶刻符号，是目前已知并可以确定的最早的象形汉字。

余翠秀，原宜昌博物馆副馆长，回忆起当年在宜昌杨家湾考古发掘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惊喜到来的时刻，是个晴朗的早晨。吃过早饭，余翠秀同往常一样和同事们开始了田野间的忙碌。“刚开始不到半小时，就听见坡下传来惊喜的呼叫，我心里猛地一跳，意识到今天可能有收获。”但她没想到收获会如此之大。最先出土的一块残缺红陶碎片上，似乎还有些不规则的白色纹路。“外行人看来也许平常，可我们一眼就瞧出，这绝非天然痕迹。看样式，估计是新石器时期的东西。”兴奋中，大量的陶器陆续出土了。重要的是，这些陶器的表面刻画着大量的象形及抽象符号，这一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她的猜测———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象形文字。

余翠秀认为，杨家湾陶器上一百七十多种符号中，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有明显的类似之处。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起源上推到距今6000年以前。此外，它也和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等，很可能都同属原始汉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

远古时期，巴人即生活在峡江流域，今杨家湾虽处湖北，但鄂西至渝东一线，但凡新石器遗址中都能找到早期巴人特有的遗物，如：深腹罐、圈足盘、尖底杯、大口罐等。

这个重大发现，开启了对巴人与汉字关系的新一轮探秘行动。


※※浮出水面的真相※※

杨家湾发现的陶刻符号，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汉字，透过这些文字，专家们开始发现巴人与汉字的渊源。

[甲骨文的先行者？]

199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公开披露：湖北宜昌杨家湾发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消息在国内激起一阵波澜。

随后，宜昌市博物馆通过对杨家湾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吃惊地发现，这个新石器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大溪文化（因巫山大溪得名）的中期，属于大溪文化的顶盛时代，距今6000年左右。它比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早了二千多年。

6000年前，巴人就在三峡江边的杨家湾生火做饭，袅袅炊烟迷漫峡江。他们在陶片上的刻画代表着一种意识，是人类迎接文字时代的先行者。大约2600年后，殷商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古人利用青铜时代的利器，为我们留下了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最早的成熟汉字———甲骨文，历史步入了有史可查的崭新时代。

一种成熟的文字不可能在瞬间创造诞生，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起源、演化直至成熟的过程。因此，甲骨文也不可能一夜而得，它应该是原始文字的升级版。

那么，杨家湾的最早象形文字有哪些特点呢？

专家将它们分为八大类：

自然类：主要为水波或闪电形的刻划符号；植物类，主要为谷穗、垂叶、花瓣、野草等；动物类，主要为形似水波的蛇形符号，其中贝壳刻符出现多次；人体类，笔简意赅，如反映一人或两人劳动的情景；工具器物类，鱼钩、鱼网、舟形、弓箭形状的刻符较多；数字类：划符简单并出现较多；复杂结构类，形如原始结构的房屋等；不规则类，通常是烧陶成器后刻划上去的符号。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理学博士邓辉，断定其中一个字符正是甲骨文的“升”字（图下），刻符的上半部是甲骨文的“贝”字，下面的“一”横很可能是一个数字刻符。代表原始货币的贝与计量单位同时出现在一个字上，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巧合。这一发现让人兴奋不已。

接着，宜昌博物馆副研究员赵冬菊道出陶刻符号更大的秘密：曾接触过甲骨文的工作人员一语道破天机，杨家湾的陶刻符怎么跟甲骨文这么亲？鱼网、火、数字等刻符，甲骨文几乎是其翻版复制品！

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黄晓东认为，古汉字的由来，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甲骨文之前，别说陶片上的刻符，就连巴国青铜器具上的图语，也令无数专家钻研不息。从杨家湾的刻符形状来看，那的确形似甲骨文，毫无疑问。

鸟鸟爱装嫩

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则认为，手心纹是手和蛇头的组合，是古代巴人的图腾崇拜标记。巴人分为两支，除了人们经常听到的虎巴，另一支以蛇为崇拜物，被称为蛇巴。‘巴蛇吞象’中的巴蛇，应该就是这支巴人的图腾。巴人的巫师把手心符号刻在兵器以及器物上，希望他们崇拜的神灵会赐予力量。


[图语破译之惑]

在大量巴人随葬品上发现的这些神秘刻画符号，被考古及文化学者称为“巴人图语”。这些刻画符号的典型代表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主要出现在巴人的青铜兵器、乐器、玺印等器物上。目前发现的巴人图语，总共有200多种，90%出现在青铜兵器上。

在三峡流域和四川盆地，都有为数不少刻有“巴人图语”的文物出现。破解它们的含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巴人尊白虎为祖先，已被近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虎形图语在巴蜀考古发现中是最常见的。而对这种虎形图语的破解，被认为有了初步的结果。

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发现的战国武士墓群中，发现了大量刻有虎形图语的青铜兵器，如短戈、剑等。一件出土的青铜戈上，绘有龇牙瞪目的虎头，虎口朝向戈柄方向。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这个虎头纹表示巴人祈望借助老虎的勇气，也就是向祖先廪君企求力量，是典型的图语类型刻画。”廪君是古文献记载里巴国最早的君主，战死后灵魂化为白虎。

除虎形外，船形符号也常见于巴人的众多器物中。在四川宣汉罗家坝出土的一件錞于上，船形刻画包含了非同寻常的内容，其船头呈“中”字形，有专家认为这是巴人的祭祀符号，祭坛与神树的合体。而上端的“十”字刻画，被普遍认为是太阳的表示。

这批青铜器上甚至有更复杂的组合符号。在一只象征巴人的“虎”上，有一条帆船形状的刻画，船两侧是陡峭的山体，山体间还有云形刻画，似乎在讲述巴人祖先乘船从三峡溯江西进的历史。其余的，还有诸如鸟形、波浪形等各种图语符号，都在等待一一破解。

巴人图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巴人不同部落的族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层出不穷的虎形刻画。

有人认为这些刻画是巴人的宗教符号，代表不同的宗教仪式或宗教术语。有专家认为，从很多图语的形状特征看，属于规范化、甚至几何化的复杂图案，非常接近巫师阶层宗教祭祀使用的符号。船形刻画则与古埃及太阳之舟的灵魂观相似，也属于宗教范围。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们仅仅是形象地表达巴人生活场景而已。

而最后一种观点更石破天惊：这些图语就是巴人文字的雏形！这个结论有根据吗？